原文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
譯文
孔子說：“君子明白大義，小人只知道小利。”
評析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孔子學說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壹句話，被人們傳說。這就明確提出了義利問題。孔子認為，利要服從義，要重義輕利，他的義指服從等級秩序的道德，壹味追求個人利益，就會犯上作亂，破壞等級秩序。所以，把追求個人利益的人視為小人。經過後代儒家的發展，這種思想就變成義與利尖銳對立、非此即彼的義利觀。
2. 利與義的文章利與義之間平衡的藝術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總是圍繞著義利二字打轉。把君子和小人就這樣簡單而粗暴的區別了開來，但是在，生活中大多數人既不是小人也算不上君子，但我們至少要做到看見“利”的存在的同時也要堅守自己的道義。俗話說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們主要是在利與義之間找到壹種平衡。所謂不為利驅、不為物役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義和利，貌似相反，實則相通。“義”要求人獻身抽象的社會實體，“利”驅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質利益，兩者都無視人的心靈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義”教人奉獻，“利”誘人占有，前者把人生變成壹次義務的履行，後者把人生變成壹場權利的爭奪，殊不知人生的真價值是超乎義務和權利之外的。生命的意義不在奉獻或占有。而在創造，創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積極展開，是人在實現其本質力量時所獲得的情感上的滿足。 綜上所述，所謂義，應該是壹種有正當付出，有正當回報的行為及行為精神。，而所謂利，則不僅僅只是壹種索取，關鍵在於不妄取，不妄做，照我看來，利與義之間在某種程度上是相通的。我們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完全可以兼顧到做人的道義： 商人追求的是平等交換的利，利己不損人的利，滿足了自己也方便了別人。 君子追求的是世道和善的利。誌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國之棟梁應有之胸懷。求在利人，不在利己。他人與國家獲利，就等同於自己獲利。損己利人之心，雖人皆有之，但也惟君子常有。此類人當得社會稱譽與信任。 聖人之求利，在於萬民，在於長久；其利可施諸社會，可流諸百世。如孔子愛人之思想，老莊無為相諧之道。既稈於春秋戰國，亦延至於今，使大眾受用，可稱之。 故為國求利者，聖賢；為己求利者，亦君子而非小人。 只要是憑著自己雙手打拼賺來的，利己不損人的就應當說是有義之人。 總之，利與義並不矛盾，二者沒有善惡之分，分別善惡的是我們的心，是取利還是取義，完全取決於我們的心，利要取的合理合法，才能問心無愧，義要光明磊落，才能心安理得。
3. 關於利與義的文章“普世倫理”的重要思想資源——《論語》的道德哲學（劉示範）《論語》壹書總***壹萬五千余言。
通觀全書，始終貫穿壹個十分明確的思想：教人處理好“利”與“義”的相互關系，即處理好利益和道德的相互關系。這正是道德哲學的基本問題。
任何社會和有人群居住的地方，總有壹個基本的關系，這是任何人都不可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問題。《論語》書中所闡發的諸多觀點，旨在教人以“義”（即以“道德”）制“利”（即“利益”），用“義”這種“道德”作為制衡“利益”的工具，以便將人們對利益追求的這種強烈欲望，牢牢地控制在社會整體利益所允許的範圍之中，以此維護社會的穩定和有續運行及其健康發展。
由此看來，那種以“子罕言利”作為根據，斷定孔子與先秦儒家是只重“義”，排斥“利”的。這是與孔子和先秦儒家的思想實際相悖的、不科學的結論。
《論語》書中，孔子和他的眾弟子，對“義”與“利”的相互關系進行過多次討論和辯論，也有多次正面的闡述，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孔子和先秦儒家在“義”、“利”關系問題上所堅持的以“義”制“利”的基本主張和堅定立場：《論語.裏仁篇》有言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雍也篇》載言曰：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論語·子路篇》記載：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憲問篇》又記：子路問成人。
……子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論語》各篇中所記孔子及其弟子有關“義”與“利”的相互關系的言論，均表明：孔子及其弟子在“義”、“利”關系問題上，主張：以“義”制“利”，使兩者在社會發展的動態中保持某種“平衡”，由此取得社會穩定與發展。
這個基本主張，在先秦另壹位儒學大師——孟子那裏，表現得更是明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記載：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怕梁惠王不理解自己的用意，緊接著便曉以利害：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朱熹在這壹段文字之後作註說：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唯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
當是之時，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四書章句集註》）孟子對梁惠王的這壹番教誨，十分清楚地表明孟子及先秦儒家的“義”、“利”觀，強調以“義”制約與保證獲得更大、更長久也更根本的“利”。為此，壹定要防止急功近利。
作為壹國之君，如果只顧眼前而不擇手段地攫取“利”，其結果可能是社稷傾覆，性命不保，此時還有什麽“利”可言呢？對儒家的這種“義”、“利”觀，漢朝的思想家、歷史學家司馬遷的認識比較到位。他說：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
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白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司馬遷非但理解儒家的上述“義”、“利”觀，而且十分肯定和贊同這種“義”、“利”觀。孔子與先秦儒家關於以“義”制“利”的“義”、“利”觀，自孔子之後，對中華民族的積極影響深刻而久遠。
兩千多年以來，它壹直是我們處理和解決國內外壹切“利”、“義”關系所遵循的最基本的指導原則。實踐證明：先秦儒家以“義”制“利”的基本主張，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尤其是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孔子和先秦儒家的“義”、“利”觀，仍具有揚善拒惡的多種積極作用。在國際交往中，我們堅持這個原則，不論在經濟往來中，還是在政治交往中，我們都能較快地得到對方的信任，朋友日益增多。
這都受益於厚重的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受益於博大精深的先秦儒家文化。在當前市場經濟幾乎遍布全球，不少人為了某種“經濟”的或“政治”的利益，揎拳捋袖寸利必得地“鬥爭”，真應了古人所說的“爭名於朝，爭利於世”。
我們研究和討論“普世倫理”和《論語》的道德哲學，就應當著重註意並弄清楚孔子和先秦儒家以“義”制“利”的道德原則。其中的壹些基本思想，對於“普世倫理”的枸建，還是有積極鏡鑒作用的。
4. 文言文翻譯：《言而有信,見利思義》原文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為金部郎。
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阼，拜為著作郎。後以歷效有績，出為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壹貫，價直數百糸兼，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壹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選自《魏書·趙柔傳》有刪改）
譯文
趙柔，字元順，北魏金城人，年輕時就以德行才學聞名河西。沮渠牧犍做金帝時，趙柔做金朝的部郎。
世祖平定涼州以後，趙柔到京師任職。高宗即位以後，趙柔任著作郎。後來因為歷任有政績，出京任河內太守，仁厚的名聲非常顯著。趙柔曾經在路上撿到別人掉的壹貫金珠，價值數百匹黃絹，趙柔立即叫回失主，把金珠還給了他。後來有人贈送給趙柔數百枚鏵（犁鏵，翻土農具），趙柔於是同兒子善明去集市上賣。有個人要買趙柔的鏵，趙柔向他要價20匹絹。另壹商人見他的要價低，於是要給他30匹絹來買，善明便打算賣給這個商人。趙柔說：“和別人做交易，壹句話說了就好了，怎麽可以因為利益而改變心意呢？”隨即賣給了原來那個人。當時的官僚士紳聽說此事後，都對趙柔非常佩服。
5. 作文,,《利與義》範文學生的壹收壹據，眾人的壹貶壹贊，孔子的壹喜壹怒。穿越時空的沈思，跨越千年的警鐘：要理智對待利與義。
利是義的衡量。道德仿佛是壹架天平，義在這頭，利在那頭，義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在危難與道德交鋒的那壹刻，吳菊萍用她那雙脆弱的雙手，毫不猶豫的托住了高樓墜落的幼童，她選擇了道德，她就選擇了義，而那雙手也因此骨折。她沒有像常人壹要把利與義劃清界限，她同時選擇了利，於是她接受了“最美媽媽”的表彰，更是接受了重金的酬謝。對此人們的看法不拘壹格，而我認為利本應是義的衡量，吳菊萍的選擇已是毋庸置疑。利與義是壹對孿生兄弟，它們的關系仿佛是權力與義務，行了義何畏收利？難不成要像做了壞事那般“息事寧人”？
把撿到的貴重物品交到市 *** ，這在中國實在是件極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張旗鼓的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謝與款待。然而，愛國青年楊立在德國卻有這麽壹段經歷：克裏斯托小鎮的鎮長為了讓他領回壹枚獎章和500歐元的獎金，竟發動了百名警察尋找。鎮長曾鄭重的告訴楊立，獎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須接受，因為那不僅僅是對他個人的認可，也是整個社會對善舉的尊重。是啊！行多大義收多大利，利是義的衡量，。學生的壹收壹據，眾人的壹貶壹贊，孔子的壹喜壹怒。穿越時空的沈思，跨越千年的警鐘：要理智對待利與義。
利是義的衡量。道德仿佛是壹架天平，義在這頭，利在那頭，義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在危難與道德交鋒的那壹刻，吳菊萍用她那雙脆弱的雙手，毫不猶豫的托住了高樓墜落的幼童，她選擇了道德，她就選擇了義，而那雙手也因此骨折。她沒有像常人壹要把利與義劃清界限，她同時選擇了利，於是她接受了“最美媽媽”的表彰，更是接受了重金的酬謝。對此人們的看法不拘壹格，而我認為利本應是義的衡量，吳菊萍的選擇已是毋庸置疑。利與義是壹對孿生兄弟，它們的關系仿佛是權力與義務，行了義何畏收利？難不成要像做了壞事那般“息事寧人”？
把撿到的貴重物品交到市 *** ，這在中國實在是件極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張旗鼓的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謝與款待。然而，愛國青年楊立在德國卻有這麽壹段經歷：克裏斯托小鎮的鎮長為了讓他領回壹枚獎章和500歐元的獎金，竟發動了百名警察尋找。鎮長曾鄭重的告訴楊立，獎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須接受，因為那不僅僅是對他個人的認可，也是整個社會對善舉的尊重。是啊！行多大義收多大利，利是義的衡量，那衡量的背後不正凝聚了整個社會對善舉的認同和尊重嗎？
利是義的鼓勵。道德仿佛是壹株鮮花，義是花朵，利是徐徐的微風，義有了利的吹拂，道德的芬芳才得以發揚。
千禧之年，袁隆平教授接受了500萬元的收購屆“最高科學榮譽獎”。我不清楚跨越千年的“接受”是否還會迎來眾人的壹片唏噓？只是倘若孔聖人可以再度點評，定還是只褒不貶。因為袁隆平的二系法雜交水稻技術的推廣，養活了千千萬萬的華夏子孫，養活了億萬的世界人口，這個獎項對他來說受之無愧。更何況，國家之所以設此重獎是對千千萬萬個有才之士的鼓勵和號召，是對善舉的傳承和發揚。
雅典運動會中國取得歷史性突破，賽後國家重獎了獲金牌的運動員，這件事引起了眾多議論，責難之語充盈於耳。然而重獎效應卻在中國與此同時收到了極好的效果，它不僅激勵了更多的運動員創造佳績，更讓“善舉”的火炬壹再傳承——中國女排集體捐款慈善機構，球員明星簽名售衣募捐活動等屢見不鮮。這便是對義與利最好的詮釋，對道德最好的發揚。
跨越千年的沈思，穿越時空的警鐘。流水化開春來也，心中自存清澈透明的流水，又哪怕是世間之利。理智對待利與義，讓道德之花綻放四季。來自網絡。希望幫助到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