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普通的黃昏，羅伯斯庇爾找到他的親密戰友丹東，要他離壹個叫瑪裏昂的妓女遠壹點。此時正是雅各賓專政時期，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或許羅還用革命理想對丹東做了壹番思想道德教育。
“良心是壹面鏡子，只有猴子才對著它折磨自己”這是丹東對羅的回答。此時，羅已對這個“曾經的”親密戰友徹底絕望，吩咐手下人“不要讓死亡前的掙紮拖得太久了”。
此前，丹東的朋友已經知道羅要對他下手。馬拉的妹妹就警告過丹東，其他人也為丹東準備了出逃的路線。丹東說“我無法把祖國帶在腳跟上壹起逃走”———頗有點譚嗣同的氣概，便“如期”犧牲了。
說“如期”犧牲是因為丹東是通過“合法審判”被送上斷頭臺的。這個斷頭臺，在雨果的《九三年》裏被描述為丹東自我誇耀的資本———當馬拉說斷頭臺是個處女的時候，丹東輕浮地說他能讓她懷孕。馬拉遇刺身亡，死在浴缸裏；現在，丹東死在斷頭臺，以生命證驗了自己的狂言。
其實這壹番歷史，和名叫瑪裏昂的妓女關系並不大；丹東也不是因為與她有什麽肉體上的關系而被羅指責。不過是湊巧，丹東不想再讓更多的人流血，而瑪裏昂主張妓女的權利———在丹東那裏，是人民大眾個性化的權利，使得二人不謀而合，成了革命同誌。
羅伯斯庇爾卻不想“讓革命的駿馬停在妓院的門前”。經過“審判”，丹東被執行死刑。
這壹幕何其熟悉？是的，這讓我們想起飲鴆的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經民主投票決定，以蠱惑青年罪被判死刑。本來可以逃走的他為了不破壞“必須被信仰”的法律尊嚴，選擇了服從荒謬但形式合法的判決。
在《沈重的肉身》壹書中，劉小楓寫道：“蘇格拉底之死對‘民主’提出了質疑，丹東之死對現代人民民主的‘自由’提出了質疑。”除了民主自由，法律還有什麽值得追求的價值？
後世在論及蘇格拉底時，無不欽佩其就死的勇氣及抉擇的智慧。如果逃走，他保全的是自己的生命這壹杯水，汙染的卻是法律尊嚴這壹整條河流。蘇格拉底就是不想讓“法律”死去，才選擇飲鴆的。在他心裏，民主雖然會犯錯，但本身並不是毒藥。
丹東呢，他希望國家能給予人民個性化的自由，讓道袍的國家變成體現人民身體曲線的國家，卻被這種無限制的“自由”剝奪了生命。這樣的死，是不能反抗的。
蘇格拉底最後的遺言說，欠了阿斯克勒庇俄斯壹只雞，要記得還他；這麽點小事，蘇格拉底都不願虧欠別人。丹東的遺言說，生命對我是個負擔，誰要就讓他拿去好了；這麽重要的事情，在丹東眼裏輕若鴻毛。但他們都看重卻是：服從法律的判決。
蘇格拉底死了，丹東死了———都是經過“法律審判”之後。但法律自身並不作惡。究其原因，還是要“以人為本”，從法律的制定者、執行者那裏溯本追源。刀可以在手術臺治病救人，也可以在斷頭臺犯下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