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再現了德國企業家奧斯卡.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護1200名猶太人免法西斯殺害的，真實的歷史事件。 德國投機商人辛德勒1908年出生於現捷克境內的摩拉維亞。二戰初期是個國會黨黨員。他好女色、會享受，是當地有名的納粹分子中的堅定分子。他很善於利用與沖鋒隊頭目的關系攫取最大資本。在被占領的波蘭，猶太人是最便宜的勞工，因此這位精明的發戰爭財的辛德勒在他新創辦的搪瓷廠只雇用紐倫堡種族法中規定的犧牲者。這些人得到搪瓷廠的壹份工作，因此也就得到暫時的安全，沒有受到殺人機器的肆虐，辛德勒的工廠成了猶太人的避難所。在他那兒工作的人都受到從事重要戰爭產品工作的保護：搪瓷廠給前線部隊供應餐具和子彈。
到了1943年，克拉科夫猶太人居住區遭受到的殘酷血洗，使辛德勒對納粹的最後壹點幻想破滅了。他早就知道德國人建造的火葬場及煤氣室，早就聽說，浴室和蒸氣室的噴頭上流出的不是水，而是毒氣。從那時起，辛德勒只有壹個想法：盡可能更多地保護猶太人免受奧斯威辛的死亡。他制定了壹份聲稱他的工廠正常運轉所"必需"的工人名單，通過賄賂納粹官員，使這批猶太人得以幸存下來。他越來越受到違反種族法的懷疑，但他每次都很機智地躲過了納粹的迫害。他仍壹如既往地不惜冒生命危險營救猶太人。當運輸他的女工的壹列火車錯開到奧斯威辛－-比爾肯利時，他破費了壹大筆財產把這些女工又追回了他的工廠。
不久，蘇聯紅軍來到了克拉科夫市，向在辛德勒工廠裏幹活幸存的猶太人宣布：戰爭結束了。下大雪的壹天晚上，辛德勒向工人們告別，獲救的1000多名猶太人為他送行，他們把壹份自動發起簽名的證詞交給了他，以證明他並非戰犯。同時，他們用敲掉自己的金牙和私藏下來的金首飾，把它打制成壹枚金戒指，贈送給辛德勒。戒指上鐫刻著壹句猶太人的名言："救人壹命等於救全人類"。
辛德勒忍不住流下眼淚。他為自己還有壹顆金牙而懊侮，因為這樣壹顆如果將它賣掉的話至少可以多救出壹個人。辛德勒為他的救贖行動已竭盡自己壹切所能。他在戰爭期間積攢的全部錢財，都用來挽救猶太人的生命......
戰後，辛德勒在瑞士的壹個小鎮隱居下來，身無分文，靠他曾經救助過的猶太人的救濟生活。過了幾年，辛德勒在貧困中死去。按照猶太人的傳統，辛德勒被作為"36名正義者"之壹安葬在耶路撒冷。
影片結束時，是辛德勒的墳墓，那些在戰前曾經獲得辛德勒救助，而幾十年後已步入暮年的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後裔代表先人走過墳墓，都在墓碑上放壹個代表"感恩永遠不變"的石塊作為敬禮
撞車
影片的劇情錯綜復雜，諸多主人公看似毫無關聯卻環環相扣，互相影響，其中的親情、友情、愛情、父子情等，都在壹個怪圈裏輪回著。片中的黑人執著地認為白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排斥自己，於是為了捍衛自身的權益，他義無反顧地對社會進行著報復。同樣，另壹個黑人身為著名的電臺導演，卻不敢向世人告白自己的黑人身份，操著壹口白人口音夾著尾巴茍且活著，即便自己的妻子被白人警官猥褻，也絲毫不敢反抗。猥褻黑人導演妻子的警官也並非簡單的壞人，他深愛著自己患病的父親，而當他奮不顧身去搶救即將爆炸的客車裏的女人時，他是那麽地偉大，而當客車裏的女人認出他便是猥褻過自己的警官時，時間靜止的壹剎那，人與人居然可以和平***處，令人感傷。片中還有許多類似的情節，警官的新搭檔看不慣他對待黑人的流氓作風，冒著上司的壓力換了拍檔，卻錯手槍殺了他那個憎惡白人的黑人朋友。片中同是受害者又為了報復別人而變得喪心病狂的波斯人，被撞了的中國人……壹個個觸目驚心的場面，每個人都是在給別人非公正待遇的同時受著別人的不公正待遇，這是壹個怪圈，壹個輪回，沒有人可以逃脫得出去。
鋼琴家
年僅27歲的瓦蒂是壹名享譽波蘭的猶太裔鋼琴家，1939年9月，二戰德國占領波蘭，首都華沙遭受轟炸入侵。在強大武力的壓迫下，瓦蒂壹家不得不忍受屈辱，搬到德軍劃定的猶太人居住區。在那裏，猶太人不但要忍饑挨餓，還要遭受各種屈辱。而瓦蒂也只能通過在餐廳裏彈鋼琴，換回壹點點食物。在華沙，猶太人的待遇繼續惡化著，不久，德國納粹決定把這部分猶太人轉移到另壹個集中營，而瓦蒂在朋友——壹個“猶奸”的幫助下，幸免於難，但從此卻與家人生死相隔。
在戰火中，瓦蒂流離失所，每天靠做苦力艱難度日。在這期間，他曾冒著生命危險幫助抵抗力量傳遞武器。直到遇到壹對好心的日爾曼演員夫婦，在他們的幫助下，他才輾轉藏匿到了日爾曼人的居住中心，並靠著朋友的幫助存活下來。但好景不長，隨著戰勢的加緊，日爾曼友人也逃離波蘭，瓦蒂唯壹的接濟來源也中斷了。
1944年，瓦蒂經過百般艱難逃出了每日狂轟亂炸的居住區，躲進首都街區的殘垣斷壁。他藏在天花板的夾縫中，每日如灰鼠般晝伏夜出，不見天日。為了活著，他喝已經渾濁發臭的水，吃壹切可以當作食物的東西。在惡劣的環境下，他的身體和精神幾近崩潰的邊緣。盡管如此，瓦蒂仍然沒有放棄對音樂的熱愛。在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裏，他只能借著手指淩空的無聲彈奏和心裏默默回憶的旋律來安慰自己。但是誰也沒有料到，他的鋼琴藝術在關鍵時刻拯救了他的生命，壹日，壹位德國軍官偶然地發現了他，並為他的音樂所感動。在德國軍官的冒死保護下，瓦蒂終於成功地捱到了波蘭解放。
戰爭結束後，瓦蒂重返電臺彈奏鋼琴，此時，重獲自由的他感慨良多。以後他長住華沙，並舉辦多次音樂會，2000年7月6日，以88歲的高齡逝世。而曾經救過瓦蒂的那位德國軍官則於1952年死於戰俘營中。
中央車站
廣袤的南美大地在鏡頭下不停地轉動，嘈雜的都市、雕敝的鄉村在眼前匆匆掠過，《中央車站》仿佛是壹場雲影依稀的舊夢。執著地尋找父親的約書亞固守著壹個美麗的夢想：父親是壹個高大魁梧的男子漢，找到他便意味著找到了幸福。被生活的磨難挫出老繭的朵拉如同壹柄戳破氣泡的尖刀：在成人的世界裏，無所謂夢想，接踵於希望而來的，必定是難以承擔的絕望。但兩個人伴在壹起尋覓著，如同生命的兩極：純真與蒼老，喜悅與憂傷，被壹條看似無盡的道路引向未知的終點。
朵拉與約書亞，究竟誰是誰的救贖者？究竟是誰指引給另壹個人新生的方向？在《聖經》裏，耶和華曉諭摩西的助手約書亞說：“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現在妳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旦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方去。”正是這個名為約書亞的先知，引領著以色列人回到了故土，重建美好家園。而巴西人民在經歷多年的政治變亂與經濟危機之後，也默默盼望著走出苦難，重新找到通往幸福的旅程。《中央車站》或許暗示了這重含義：“男孩要尋找他的父親，老婦人要尋找她的歸宿。而這個國家，要尋找它的根。”
華特·薩勒斯的作品多處理有關尋找起源和自我發現的歷程的主題，這在他的電影《中央車站》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中央車站》是壹部溫情動人的小品，具有新現實主義的風範，它以感傷的氛圍和細膩的筆觸傳達著電影中所呈現的悲憫。在壹種宗教的朝拜氣氛裏，整個國家都在尋找著，在這尋找的過程裏，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被拉近，心與心的隔膜也逐漸消散。
阿甘正傳
男女老幼懷著真誠的傷感湧出影院。他們是剛上完壹次美國現代復蘇史的課程。無疑又有壹批觀眾成了阿甘的信徒。《福》片做到了這壹點。它是壹部輕快，動人，從容不迫的作品，攝影機前和攝影機後都充滿天才。關鍵因素是漢克斯，美國觀眾相信這位演員是質量的典範。受過正規訓練而又是看錄像長大的漢克斯知道，最嚴肅的戲總是采用壹種讓噱頭慢慢增加的手法。在《福》片的大部分時間裏，他都低調表現岡普對事物的反應，有點介乎木無表情與鄉巴佬之間。這樣，當片尾他遇到當父親和家庭問題時，他的感情就爆發出來，使那場戲像壹個迸發的噴泉。《福》片不僅是描寫25年美國歷史的最賣座影片，它還是商業影片中人文主義文化的壹種精華。同時它也是壹部好萊塢化的影片，壹部對格盧姆小說作了毫不留情的整容手術的影片。在書中，岡普只是幼稚，但並不純潔，也不幸運：他有過男女關系，吸過毒，在壹個單親家庭裏得不到應有的照顧，結果在影片裏都變了。對於年輕觀眾來說，《福》片是對60年代作了壹個溫和的介紹：不是用火，而是用電影膠片上的聲音進行洗禮。而對於那些曾經在那瘋狂的十年裏憤怒過，痛苦過，或犯過罪的人來說，《福》片以壹次愛撫赦免了他們。何以見得呢？ “我們美國人”發動了壹次愚蠢的戰爭，既毀了另壹個國家，也毀了自己的壹部分精英；“我們”上街亂鬧，撕裂自己的靈魂，“我們”實際上用毒品自己殺自己——可是結果我們無罪。影片通過純潔得無懈可擊的岡普使觀眾再次體驗現代史上所有的災難，讓我們獲得壹種替人受難的道德快感。謝謝妳，《福雷斯特·岡普》。“我們”覺得好過多了。妙就妙在他能代表許多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蘭克·裏奇曾將他與克林頓相提並論。不過岡普的簡單樂觀主義，以及他作為企業家和美國信心重建者的成就，使他能夠象征著80年代的保守主義：不僅是裏根經濟學，而且是***和黨人稱之為裏根倫理學的東西。阿甘是內心有壹點甘地成份的外星人。他可以把世界上最壞的事變成好事。他是不安的90年代的極純潔，極有力的理想宗師：阿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