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壹多說，禹不過是壹條蟲，這話是有甲骨文根據的。“堯、舜、禹”三個字的過程，就是在畫壹個人從土裏被拉上來的過程。所以聞壹多當年根據甲骨文，說禹只不過是壹條蟲，這話不是全然沒有道理的。
作為學者和詩人的聞壹多先生，在30年代國立青島大學的兩年時間，我對他是有著深刻印象的。那時候，他已經詩興不作而研究誌趣正濃。他正向古代典籍鉆探，有如向地殼尋求寶藏。仰之彌高，越高，攀得越起勁；鉆之彌堅，越堅，鉆得越鍥而不舍。他想吃盡、消化盡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史，炯炯目光，壹直遠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壹劑救濟的文化藥方。
1930年到1932年，“望聞問切”也還只是在“望”的初級階段。他從唐詩下手，目不窺園，足不下樓，兀兀窮年，瀝盡心血。杜甫晚年，疏懶得“壹月不梳頭”。聞先生也總是頭發零亂，他是無暇及此的。飯，幾乎忘記了吃，他貪的是精神食糧；夜間睡得很少，為了研究，他惜寸陰、分陰。深宵燈火是他的伴侶，因它大開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動不響，無聲無聞。壹個又壹個大的四方竹紙本子，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蟻排衙。幾年辛苦，凝結而成《唐詩雜論》的碩果。他並沒有先“說”，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績。“做”了，他自己也沒有“說”。他又由唐詩轉到楚辭。十年艱辛，壹部“校補”赫然而出。別人在贊美，在驚嘆，而聞壹多先生個人呢，也沒有“說”。他又向“古典新義”邁進了。他潛心貫註，心會神凝，成了“何妨壹下樓”的主人。做了再說，做了不說，這僅是聞壹多先生的壹個方面，作為學者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