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閱讀
正文
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在20世紀掀起的思想波瀾已無需贅言，更無需按部就班地作壹番導 論式的介紹。因此本文主要以對比的方式來勾勒出它們各自對文化理論和文化研究的影響， 其中以凸現後結構主義的文化貢獻為主要著眼點。後結構主義作為壹場思想運動，其影響力 是毋庸置疑的。從文學批評、文化研究、政治理論、社會學、民族誌、歷史學到精神分析等 諸多領域，後結構主義的蹤影幾乎無處不在，至今仍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當然，要對後 結構主義進行討論，首先遇到的壹個問題便是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劃界問題。
壹、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劃界
不可否認，後結構主義產生於結構主義，同時它在壹定程度上又是對結構主義的反動。也 許正是由於這壹原因，不少學者認為對後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進行劃界是壹件非常困難的事 情。（註：楊大春，1998，第64頁。）不過，這反倒給了我們壹點啟示：既然無法對後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作出界限分明的 劃分，那麽不如將著眼點落於二者之間的延續性和對立性方面，由此來澄清二者的異同。這 種做法既可以省去許多不必要的爭論，又可以使二者各自有壹個清晰的輪廓。
結構主義，簡要地講，起始於索緒爾和雅各布森的語言學著作，後經列維-斯特勞斯的發展 ， 成為人類學中的壹種文化分析方法論。到20世紀50年代，特別是在法國，其影響不僅波及到 其他社會科學學科，而且通過巴爾特等人的敘事學和符號學研究又擴展到文學批評、歷史學 乃至哲學等領域。可以說，50年代是壹個以結構主義為主導批判話語的年代，它取代了40年 代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思潮的地位。然而，在50年代中期，某些結構主義話語的實踐者，如 巴爾特，已經開始去超越結構主義內在的局限性；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現了新壹代的批 評家，其中包括M.布朗紹和G.巴塔耶；這些後結構主義批評家深受尼采、海德格爾以及更為 自由的思想傳統所影響，他們的目標並不僅僅限於拆解結構主義，而是有更遠大的目標，只 是由於結構主義在當時占據著主導地位，所以他們只能暫且采取壹種批判戰略。在後結構主 義者看來，結構主義是西方形而上學思想傳統的最新形式，對於結構主義的批判是作為對於 整個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批判的序幕。（註：Surber,J.P.,1998,p.191.）
從這樣壹種背景去看，後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之間的劃界往往在於如何去理解後結構主義 的這個“後”字(post)，因為這是許多爭論的焦點所在。（註：Edgar,Andrew & Sedgwick,Peter,(eds.),1999,p.299.）如果從“強”意義上去理解，後 結構主義是對結構主義的壹種超越和替代；如果從時序的角度去理解，那麽後結構主義則是 朝著某些新的方向發展和擴展了結構主義。從結構主義的發展脈絡來看，它最初是作為現象 學和存在主義的對立物而出現的，它本身明顯帶有壹種理論上的反人本主義的色彩，因此明 確 地反對以往的“主體中心化”的思想運動。從這壹點上來看，後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之間顯 然存在著延續性，只不過後者的理論主張並沒有走出形而上學的怪圈，而是以壹種新的形式 將它所要反對的東西重新表現出來。後結構主義從索緒爾的語言學綱領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 理論啟示，卻沒有停留在結構主義的基本前提上，而恰恰要對結構主義進行拆除，進而去消 解任何以“啟蒙”的知識和真理觀念為前提的理論。
因此，後結構主義的“後”字可以理解為對以往種種“主體中心化”理論立場的全面告退 。換壹個角度講，如果說結構主義是在現代主義這個廣闊的背景下產生的若幹思想運動之壹 ，那麽後結構主義則是在後現代主義這個廣闊的背景下最早產生的思想運動之壹。也可以說 ，後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的分野，如同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分野，盡管很難從時間上作 出確切劃定，但是後結構主義以其鮮明標誌區別於結構主義：消解形而上學傳統。
二、後結構主義的標誌：消解形而上學傳統
消解形而上學傳統，（註：嚴格地講，應該是“解除形而上學的中心作用”，因為“消解”(decentre)壹詞原本的 意思是“去掉……的中心”或“非中心化”，後來在中文的使用中逐漸簡化為“消解”，從 字面上反倒看不出與“中心”的關系。不過，這對理解上似乎並未造成太大的妨礙。）無疑是後結構主義最顯著的標誌。然而，這並非是後結構主義的首 創，而是對德國哲學家和文化批評家尼采和海德格爾的思想的進壹步拓展。從某種意義上講 ，尼采和海德格爾是後結構主義的最重要的歷史先驅，因此我們不妨從尼采和海德格爾那裏 來追尋後結構主義的思想源泉。
1.對於西方文明的總體批判
在現代思想家當中，尼采是對所謂的西方傳統展開徹底、全面和持久的批判的第壹人。在 尼采看來，柏拉圖關於不變的理念世界與流變的感覺世界的區分所確立的這種基本對立主導 了歐洲思想和歷史進程。按照尼采對柏拉圖的解讀，在這種區分下，我們的現實世界在與另 壹個更完善世界的對比之下被貶低了。那麽曾被尼采稱之為“大眾的柏拉圖主義”的基督教 從本質上講正是建立在柏拉圖的這種對立之上的，因此基督教要去宣揚此世苦行來世回報的 教 義。雖然現代性對於宗教的懷疑削弱了對於來世的信念，但並未成功地將柏拉圖主義和基督 教所否認的意義或價值歸還於當下世界。其結果便是虛無主義，即在整個西方文明中盛行的 壹種無意義或無價值感；尼采以“上帝死了”這句名言恰到好處地表達了這種虛無主義狀態 。
海德格爾正是由於全面地研究了尼采才在思想上發生了轉變，從現象學研究轉向了總體批 判。尼采對於西方文化的指責主要采取的是壹種道德批判形式，針對的是其宗教和政治基礎 ，而海德格爾則將歐洲文化的道德虛無主義看作為某種更深層次的東西的征兆。在海德格爾 看來，當思想被禁止提出最為重要的問題，即存在的意義這壹問題時，虛無主義就深深印刻 於西方文化的起源，其最終結果是當下世界的虛無主義。在這個世界中，科學和技術實際上 成為壹種自主的力量，最終實現了對所有人類事務的支配。而人類本身卻在越來越受管制的 生命中失去了意義感或價值感。海德格爾認為，超越這種虛無主義之路在於對西方文明展開 壹種總體批判，徹底拆除其最深層的和最基本的假定，從而為建立壹種新興的存在與人的關 系掃清道路。達到這壹目標所需要的並不是另壹種哲學或意識，而是更新的和更為本真的， 不再受邏輯、科學和現代技術所支配的經驗言說和思維方式。
海德格爾的這種反思方式使得其後來的著述越來越詩意化，甚至神秘化。就這方面而言， 後結構主義者總的來說是傾向於追隨海德格爾，同時在許多方面仍然貼近於尼采的批判立場 ，但是後結構主義者對於尼采的接受主要表現為認同尼采對西方文化所作的宣判：西方文化 最終是由哲學所決定的，歐洲哲學在本質上是形而上學的，因此任何批判工程必須首先從總 體上去動搖和拆除與西方形而上學相關的假定和觀念。
2.求真意誌與權力意誌
尼采在尋找西方文明的虛無主義軌跡的驅動機制中發現，雖然西方哲學及其旁系是以求真 意誌為其特征的，但這不過是壹種更基本的和更普遍的原則—權力意誌的歷史變體。按照尼 采的分析，權力意誌不僅僅是個人欲望的壹種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壹種形而上學原則。這 壹原則規定著壹切，從自然、社會乃至人的存在，以至於任何事物最終要設法獲得其存在都 必須劃出其形而上學的勢力範圍。海德格爾認為尼采的權力意誌概念是西方形而上學的頂峰 ，是表達西方傳統的最終意義的最後壹個偉大的形而上學觀念，由此可以走出權力的專制去 迎接存在與人的新關系的黎明。
在後結構主義者看來，海德格爾對於尼采的權力意誌的解釋表明，總體批判的最終目的是 去揭示所有文化話語、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實踐是如何在特定的權力形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 以及如何被用來去支持和強化這些形態的。後結構主義者認為，權力問題並不僅僅是某些形 式的經濟組織的歷史特征或附隨現象，而是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和話語賴以生存的基礎，從 而可以借此來抵禦任何嚴厲的政治批判。
3.語言的中心性
如果說尼采以“真實的幻覺”揭示了西方形而上學的虛假性，那麽海德格爾經過反思之後 提出了“語言是存在的家”這壹著名論斷。（註：Surber,J.P.,1998,p.188.）在海德格爾看來，西方形而上學對於人類經驗 和思想的控制是逐漸地滲透於我們的話語方式，因此必須從語言中去尋找這種控制的根基。 那麽要重新發現存在的意義，則必須首先確立壹種新的語言觀和壹種與語言的新的關系。顯 然，尼采和海德格爾對於形而上學的揭示預示了對語言的中心性的消除。
後結構主義汲取了尼采和海德格爾的見識，將話語及其在不同文本的具體作用列為其批判 綱領的核心。他們認為，話語與人類關系連接得如此緊密，以至於對文本中的操作機制進行 批判就等於批判文化本身。事實上，在後結構主義者看來，文化即是其各種話語的復雜的相 互作用。對文化展開批判即是去揭示形形色色的文化文本顯現其特定的權力形態的方式，去 揭示為什麽文本偏愛於某些術語、隱喻和修辭而壓制其他對於文本的意義同樣重要的術語、 隱喻和修辭。那麽，所謂徹底的批判的目標則是去揭示文化文本所造成的“真實的幻覺”， 去揭示建構文本所經由的偏愛和壓制的過程，從而讓人們認識到占主導地位的術語和隱喻如 果沒有正是它們試圖加以遮蔽和壓制的這些限定便不會有任何意義。換言之，如果語言是隱 喻的集合，而這些隱喻在其起源被遺忘時又成為固定的客觀術語或真實概念，那麽徹底批判 的任務則是通過揭示其歷史的、偶然的和任意的譜系來產生壹種非神秘化（祛魅）作用，徹底 揭穿其妄稱客觀真理的虛假面目。
應該指出的是，後結構主義的批判之所以往往帶有似乎讓人難以理解的怪僻風格，其原因 顯然與這種語言觀有著直接的關聯。因為後結構主義者認為，語言從本質上講是語言手段和 修辭手段的壹種復雜和動態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作為壹組所謂帶有真實性的命題來加以分析 的某種東西。同時，從後結構主義者的願望來講，他們是不惜壹切代價來力求避免建構另壹 種“真實的”或“概念的”話語，因為這樣的話語會使他們陷入他們要去批判的陷阱，這樣 後結構主義自身的表述風格便成為壹個關鍵性的問題。在後結構主義者那裏，其批判話語的 風格並不是壹種隨意的或突發奇想的選擇，而是壹種批判手段，用來對他們所批判的文化話 語的術語進行例示、折射、顛倒或遊戲。因此，後結構主義的基本策略並不是力圖陳述關於 某壹文本的某些真實論題，而是讓其話語風格產生工具、折射和離變作用，進而教授讀者如 何自己來批判文本，也就是說其目的不是設法讓讀者相信某種真實的或客觀的文本解釋。不 過這樣壹種策略是否成功仍然是壹個問題。
4.消解策略
西方形而上學傳統到黑格爾那裏達到了頂峰，那麽要理解後結構主義的“消解中心”策略 ——即消除傳統形而上學的中心性——則需要以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作為出發點。黑格爾的宏 大哲學綜合是建立在三個不可分割的斷定的基礎之上的。
首先，關於現代哲學的發展（開啟於笛卡兒的“思想的我”這壹概念，後經德國唯心主義哲 學家康德、費希特和謝林作了進壹步的發展），黑格爾認為西方傳統的最高境界乃是自我意 識即人的意識的最終實現，也就是說主觀性意識到自身是所有現實、真理和存在的來源。在 黑格爾看來，雖然蘇格拉底的名言“認識自己”為西方哲學確立了基本議程，但是，蘇格拉 底的這壹規勸只是在後基督教即現代世界才最終得以實現。因此，黑格爾以最為極端的形式 確立了意識或主觀性的中心地位，認為意識或主觀性是所有真理和存在的中心，是不可反駁 的終極法庭，它負責裁決壹切有關真理、意義和人的價值的斷定。在黑格爾看來，壹切存在 都無法拒絕納入自我意識所代表的絕對和封閉的循環：自我意識的主體沒有“自身之外”（o utside,出位）和“他物”（other,他者），（註：Surber,J.P.,1998,p.189.）因此它標誌著神在人間的真正的道成肉身，雖然 僅僅表現為圖形或符號的形式。
其次，與這些思想緊密相連的是黑格爾的文化觀，尤其是他把哲學視為文化的最高體現的 觀點。在黑格爾看來，西方文明的真正可以流芳千古的成就，乃是像黑格爾這樣的偉大的哲 學家所提出的思想和體系，因為每壹位哲學家都表達了他那個時代的最高形式的純理性思想 。 也就是說，每壹位哲學家都體現出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的自我意識或主觀性。黑 格爾對於文化和歷史的這種解釋之根本，在於認為所有文化文本最終必然是哲學的，因而也 是合理的，因為它們體現了那個時代的哲學所最為清晰表達的“真理”。不過黑格爾認為， 將壹個文本視為合理的，意味著文本是壹個有內在連貫性的有機統壹體，它表達的是貫穿於 全部文本的惟壹的主導思想。換言之，按照黑格爾哲學範式的解釋，文本應該被看作為完全 明晰的中介，直接地和毫無扭曲地把作者的合理統壹的思想傳達給讀者。對於在哲學上自我 意識的解釋者來說，他應該能夠把握賦予文本以生命的本質和統壹的概念，文本的具體內容 或風格與其哲學意義和意謂全然無關。後者只能是連貫的、統壹的和合理的。因此，黑格爾 將文本視為合理的、統壹的和中心化的觀點，與他把自我意識的主體視為所有文本的最終來 源是完全對應的。
最後，黑格爾的觀點意味著，歷史絕不能被看作為僅僅是經驗事件的偶然排列，或各種傳 統的壹種復雜織體(texture)。在黑格爾看來，歷史是在自我意識的主體的發展過程中對現 代哲學的統壹的、必然的和合理的展開。哲學的歷史構成了歷史本身的真正本質和範式，因 此真正的歷史只能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實際上，黑格爾甚至走得更遠，認為歷史是壹種普遍 的、超越個人的“世界精神”達到自我意識，是對註定要發生的進步所作的壹種惟壹的、統 壹的和始終如壹的敘述。這種歷史觀，用黑格爾的壹句名言來講，就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 ，合理的就是現實的”；那麽去解釋歷史文本不過就是確定它們在自我意識的主體性的這個 支配壹切的目的論的發展過程當中所發揮的特定作用。
雖然黑格爾以後的幾代思想家對黑格爾的哲學抱以摒棄的態度，但是黑格爾哲學賴以為基 礎的基本概念依然產生著影響。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後結構主義者就是試圖壹勞永逸地消 除西方形而上學的這些殘余，他們為此而采取的批判策略則旨在消除形而上學的核心觀念。
於是，拉康去消解主體，德裏達去消解文本，福柯去消解歷史。雖然他們的側重點各有不 同，采用了不同的批判話語，但是他們的消解策略之間是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因此要在 他們的觀點之間劃出明確的界線反倒容易引起誤解。不過，無論哪壹位後結構主義者，他在 進行消解之前首先要超越結構主義的種種二元對立。或者說，後結構主義的消解策略在壹定 程度上是以結構主義二元對立的為主要對象和背景來展開的。
三、超越二元對立
後結構主義的產生恰恰以結構主義作為背景，從某種意義上講，後結構主義是在超越結構 主義的二元對立的過程中來具體實施自己的消解策略的。所以說，消解並不是壹種空洞的理 論設想，而是具體的理論建樹。眾所周知，結構主義的壹個基本觀念，在於認為壹個文本或 現象的表層結構與其深層結構之間可以清晰地劃分出壹條界線，而在後結構主義看來，這種 區分不過是在重申生成與存在、意見與真理、表現與實在、現象與本體等等傳統形而上學的 區分，而且在每個對子中總是輕前重後。後結構主義認為，在每個對子中前者與後者是完全 相互依賴的，因此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之間的區分是假定的，是意義或意指(signification )遊戲的產物，並不是現實的或終極的區分。不僅僅是深層結構必然要左右表層結構並在表 層結構上顯現自身，而且表層結構往往要反抗，打破乃至否棄深層結構的所謂邏輯。更具體 地講，在後結構主義者看來，尋找任何文本的意義並不應在文本本身背後或底層的深層結構 中去尋找，而應在文本自身要素的不斷轉換的意義遊戲中去尋找。
這樣，後結構主義以結構觀念的壹系列二元對立作為突破口，進而揭示二元對立是人賦予 對象的，而不是對象本有的，它是壹種構想的結構，是壹種人為的遊戲。然而，這種突破是 具有真正的認識論意義，還是走入了壹種更加極端的主觀主義？或許，後結構主義的對於二 元對立的超越在更大程度上是壹種補救，也就是說在結構的觀念處處捉襟見肘的時候，後結 構主義以壹種更加令人迷惑的意義遊戲把人們引入壹個更加遠離自然世界的文本世界。這中 間既可以看到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間的斷裂，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間的延續，值得註意的 是，斷裂可能是壹種假象，它掩蓋的也許是壹種轉換或延續。從後結構主義對結構主義二元 對立的所謂超越中，我們不難看出這種超越更多的是壹種思維方式的轉換，或者說是壹種遊 戲方式的轉換。
1.能指與所指的關系
結構主義的基本原則之壹源自索緒爾關於記號的定義。索緒爾把記號定義為能指(signifie r)與所指(signified)之間的關系，後者被看作為壹種心理概念。他認為這種關系是任意的 ，因為從其根基上來講並不存在任何自然關系。然而，壹旦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系被確定， 由此產生的記號往往被看作為語言系統中的壹個相對穩定的單位。對於這種穩定的、靜態的 結構，後結構主義者顯然不能予以認同。於是他們在能指與所指前面加上“可變”(sliding )壹詞來標明同結構主義的分歧。所謂“可變能指”與“可變所指”的概念無非是把壹種靜 態的概念轉換為壹種動態的概念。在後結構主義者看來，在語言的實際使用中，能指與所指 的關系總是在不斷地轉換和變化，因此同壹能指在不同語境或不同歷史時期可以根據與之相 關的所指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後結構主義以語言的文學使用，尤其是以詩體和修辭手段作 為例證，來強調意指的創造性和不確定性，從而與結構主義的僵化結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尤 其是他們指出諸如隱喻和轉喻這些手段比之結構主義拘泥字面意義(literalism)的做法更能 體現語言的實際性質。從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來看，結構主義所描述的語言結構正如尼采所言 ，不過是隱喻和其他比喻的殘余物，它們通過不斷的重復和流傳而喪失了其詩的光澤。（註：Surber,J.P.,1998,p.192.）那 麽，後結構主義者顯然是要將詩意歸還於語言，因為“語言本身在本質的意義上是詩”（海 德格爾語）。這種詩意乃是真正的意指所在，它如同海神普洛透斯千變萬化，穩定的語言結 構是無法捕捉到這樣壹種品質的。
2.語言與言語以及封閉問題
後結構主義者沿著同樣的思想軌跡，拒斥了結構主義關於語言(Langue)與言語(parole)之 間的嚴格區分。後結構主義的可變能指與可變所指關系的蘊涵是，壹個語言系統的意義可能 性不可能脫離語言的實際使用，因為在語言活動的實際發生當中，能指與所指之間總是在鑄 造新的和有創意性的關系，語言系統本身總是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之中。那麽，壹種語言絕不 可能是壹個固定的、給定的和封閉的意義可能性母體，實際的言語活動可以從中進行選擇， 而充其量只能是壹個語言創新的歷史檔案館，某些意義可能性不斷地被拋棄，其他的可能性 又 不斷地補充進來。
後結構主義特別批判了結構主義關於語言系統或它們所產生的文本的封閉性(closure)的假 定，認為這種假定是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殘余。對此，後結構主義提出了壹種截然相反的觀 點，認為語言和文本是徹底開放和多義性的。這就是說，語言和文本可以傳達多重意義，接 受多重的解釋。因此，語言和文本是進行意義遊戲的開放空間。
3.***時性與歷時性
雖然結構主義把***時性與歷時性作為壹個二元對立提出，但是其分析顯然更註重於前者， 即語言、文本或文化的***時維度，而對其歷史的，即歷時的發展的註重則遜於前者。後結構 主義無意去重新進行歷時性的歷史敘事，它的關註點是指出***時性與歷時性區分的人為性和 不充分性。顯然，壹個“時間片段”是從壹個動態的時間過程抽離而來的，正如同任何動態 過程都可定格於某壹個點，從而產生壹個時間剖面進行分析。過程與剖面始終是同壹現象的 正反面。然而，在後結構主義者看來，更為關鍵之處在於：正如同結構主義的***時性分析所 尋求的系統結構實際上是由於壓制意義遊戲而產生的壹種幻覺，歷時性分析所產生的明顯的 時間延續性同樣是有效假定的人為效果。不僅語言及其文本自身是開放的和多義的，而且它 們的產生、接受以及相互影響的歷史不能按照某種連續的或沒有斷裂的弧形來勾勒。後結構 主義者意在指出，各種不同的語言產物和文本是隨著時間以相當任意的和不可預測的方式相 互影響、相互借用、相互評註，而且經常是相互削弱對方的表面意義。為此，後結構主義有 時使用“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壹詞，以喚起對於隨著時間而進行的文本遊戲的註 意。這樣，後結構主義拒斥了任何關於某種無所不包的歷史發展過程的觀念，允許各具特色 的文本去相互影響、相互對抗。
4.作為縱向聚合關系的書寫
作為結構主義的奠基者，索緒爾對於口頭語言的註重顯然勝過書面語言，因而“說”處於 壹種特權位置，而“寫”則處於次要位置。在他看來，寫只不過是壹種“關於記號的記號” (sign of a sign)，（註：Surber,J.P.,1998,p.193.）是對口頭語言進行編碼的第二級的即輔助的工具，其自身並沒有任何 真正的語言學意義。因此，在結構主義的綱領中，寫從未成為壹個重要的主題，後結構主義 則敏銳地抓住了這壹缺陷，認為對寫的壓制是結構主義所沿襲的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壹個典 型特征。於是，後結構主義者反其道而行之，對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的重要性進行了顛倒。 首先，後結構主義者認為，重口頭語言輕書面語言，或者重生動的說輕無聲的寫，自然導致 結構主義從心靈的角度或其概念思維過程來推斷結構的某種最終來源。比如，列維-斯特勞 斯 就曾經認為，他所研究的結構是人類心理或文化的固定和不變的特征，（註：Surber,J.P.,1998,p.193.）而這中間所蘊涵 的恰恰是後結構主義要去否棄的那種本質主義觀點；其次，認為說而不是寫是語言的縱向聚 合關系的表現，往往加劇了結構主義對於意義遊戲和意義多義性的理論盲目性，因為這無形 中是鼓勵這樣壹種觀點：原則上，任何陳述的意義都可以通過進壹步追問說話者來澄清和確 定。當然，這種情況不大可能在書面文本中發生，但是在結構主義那裏，關於確定意義的說 話者的在場的觀念自然地擴展到關於寫的觀念。因此，結構主義往往像理解語言系統本身那 樣去理解文本，將文本理解為封閉和統壹的整體，具有與作者建構文本時的意向相對應的確 定意義。
在後結構主義看來，寫為理解語言的實際功能提供了壹個更為充分的聚合關系。從最基本 的意義上講，寫本身呈現為壹個表層上的有形標識組合，它們由不同的間距（spacing,間隔 ）和標點來分隔，而寫者即這些標識的制造者往往並不在場，無法進行澄清。恰恰是寫的物 質性表現了它的人為構想的性質及其記號的“在場”與間距的“不在場”之間的遊戲。這就 是說，寫並不是壹個封閉的整體，而是壹個多義的構成，具有許多“開放”點，解釋可以從 這些開放點進出。作者作為對其自己的書寫的“權威”，他的不在場恰恰顯示出讀者的活動 的重要性。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並不僅僅是去重視作者所要表明的意義，即按照作者在壹 種語言中選擇的結構可能性來確定的意義，而是在讀者自己的解釋語境中去對書面文本進行 破解，重新編碼和遊戲。
由此可見，所謂對二元對立的超越，無非是從壹個語言的、科學的世界轉入壹個文本的、 解釋的世界，無非是從結構、邏輯、方法轉換到解構、解釋、遊戲。這種突破能否完成對形 而上學傳統的徹底摧毀？
其實，無論是拉康對弗洛伊德的解讀，德裏達的解構謀略，抑或福柯的考古學和系譜學， 盡管對於西方的形而上學傳統發起了壹次又壹次的沖擊，但是只能說他們完成的是壹種認識 視角的擴展，並不足以顛覆西方形而上學的根基，因為後結構主義本身不過是壹種“沒有主 體的主觀主義”。（註：Anderson,P.,1983,p.54.）簡而言之，它只是對實證主義的聲討中的壹種呼聲而已，並不足以形成 壹 種認識論上的革命。
當然，後結構主義並不單純是壹種語言遊戲的循環，它所提出的解構對於文化分析和文化 批判確實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四、方法與反方法之間：解構之謎及其社會和文化批判意義
正如同結構的觀念當初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鳴，解構的觀念壹經提出同樣引起了 極大的反響。正如同當年英美人類學界對於結構方法趨之若鶩，壹時間結構分析幾乎彌漫於 所有人類學研究，解構同樣在70～80年代紅極壹時，特別是在美國“耶魯”學派的推動和普 及下，從文學批評領域擴展到整個文化研究領域。這說明解構並不是德裏達本人的專利，並 非他壹人所玩的“遊戲”。解構之所以成為壹股“思潮”，正因為解構已經走入了政治、文 化和社會領域。解構已不是單純意義上的解構，而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