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 米
我天生膽小，因而特別崇敬英雄。
三十年前的壹九六七年夏天，我蜷縮在杭州吳山上壹間由庵堂改建的泥地小屋裏。那裏四季通風，陰暗潮濕，罕見陽光。好在即使炎夏也十分蔭涼，而且遠離大街上那份轟轟烈烈的瘋狂喧囂。我利用這難得的清靜重讀尤利烏斯·伏契克——其他的書都被大革文化命的烈火燒掉了，卻僥幸保存了他的。越讀，越感到這位以自己的生命體現了“布拉格精神”的捷克記者、作家、不朽的反法西斯英雄的人格魅力照亮了這片陰暗，溫暖著我的心。
我想把他的名言貼在墻上。可在那種年月，“敢向毛主席保證”不會有人這麽做的。但我必須做。
我省下買飯菜的幾個錢買來了紙、筆、墨汁、顏料，擦洗了三面黑糊糊的薄皮半高板壁，刷白了壹面泥墻。請來老友陸君(他的書法好)，寫下了壹大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之類的毛澤東語錄，整整齊齊地貼了滿屋。同時留出壹整垛白墻，貼上由陸君用隸書寫在淺藍色圖畫紙上的伏契克的名言：“我愛生活，並且為它而戰鬥。我愛妳們，人們，當妳們也以同樣的愛回答我的時候，我是幸福的；當妳們不了解我的時候，我是難過的。我得罪過誰，那麽就請妳們原諒吧；我使誰快樂過，那麽就請妳們不要為我而悲傷。讓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裏都不要喚起悲哀。……如果眼淚能夠幫助妳們洗掉心頭的憂愁，那麽妳們就放聲哭吧。但不要憐惜我。我為歡樂而生，為歡樂而死，在我的墳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兒是不公正的。”(我選的是劉遼逸的譯文)
然後，我登山采摘了翠綠的柏樹葉，襯在我珍藏多年的史瓦賓斯基那幅著名的伏契克畫像的右下側，裝進原來存放我父母親大人(這時他倆已過早地相繼去了天國)結婚照的鏡框裏(結婚照屬於“四舊”，早已另藏他處了)，端端正正掛在那壹大幅名言的左上角。
驀地，整面白墻因此顯得明亮而高雅。陰暗的鬥室仿佛閃現出壹道陽光……
這壹切，是我們兄弟仨加上兩三好友壹起幹的，亂哄哄熱鬧了大半天。而只聽到人聲，沒有看見我們到底在弄啥名堂的革命群眾卻已經去匯報了。
當朋友們剛剛散去，戶籍警S同誌踱著方步進來了，他目光慢悠悠地掃視四周，見沒有什麽異常，最後將視線落到伏契克頭上。
半晌，他自語似地說：
“這個人的頭發，真漂亮!”
若幹天後，壹位朋友的朋友聽說山上住著這樣壹個“不合時宜的人”，遊山之余順路登門造訪，攜帶的萊卡相機中湊巧還剩下幾張膠片，就給我在伏契克像和他的名言前拍下了這個鏡頭(如下圖)。
因沒有閃光燈，照片感光不足，但仍看得出影中人那細小眼睛裏亮著陽光的影子。
九年後的十月，陽光終於普照了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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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出生於六十年代
趙柏田
許暉從鄭州來信，談到人是多麽的容易受表象的蒙蔽，為我和他同生於六十年代感到由衷的“慶幸”，他這樣言及他的工作——“把壹代人聯絡起來，形成壹種整體的力量。”在那封不長的信中，許暉向我推薦了他的好友李皖的《我們這壹代》，說這篇由他編發的文字，是對“出生於六十年代的人”的壹次極好的總結。
我是李皖“文化樂評”的熱心讀者，他梳理、批判著耳邊的流行，在壹個技術至上的數碼時代尋找著美的聲音，然而恰恰是許暉說的《我們這壹代》我沒有讀到過。翻開手頭的《東方藝術》樣刊(1996第6期)，壹個醒目的標題跳了出來：《壹代人的肖像》，作者正是這個李皖。在這篇從引述迪克斯坦《伊甸園之門》中對六十年代鮑勃·迪倫壹次演唱會的描繪開始的文字裏，李皖的樂評傳達出了壹種新的氣息，他不再只是壹個聲音的描述者和追逐者，他的目光投向了壹個龐大的社會集體——李皖稱之為“代”。什麽是代?李皖說，“代就是某壹個***同的命運，就是每壹個人都逃脫不開的***同的經歷”。
與九十年代初，某文學刊物推出“六十年代作者群”的操作不同，我意識到，許暉、李皖們更多的力是用在了對這壹代思想的描述，和生成這壹代特有稟賦的文化情緒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的研究上。對壹代人的命名，其實質就是對壹代人有意識的身分確證，“形成壹種整體的力量”，這是地處中原的許暉的野心(他的朋友李皖是不是這樣想我不知道)，聽聽也就激動人心了。
我在給許暉的信中，談到了對我出生的年代的理解：“我出生於六十年代的最後壹個夏天。我想，對出生於六十年代最後幾年的我們來說，有壹點是遺憾的：我們開始有了記憶的時候，時間已到了七十年代的中後期，六十年代迷幻的激情不是我們的歷史，因為我們對此並沒有記憶，六十年代只是壹個符號，壹個我們出生的符號。在我成長的最初日子裏，包圍我的是鄉村放任、無聊的空氣，自由流淌的陽光和飛舞在鄉間的各種昆蟲。當我長得更大壹點，我讀了書，參加了工作，金錢顯示了它無所不能的力量，這個世界湧動著的已是灰色的物質泡沫……李皖說我們是‘紅色時代的遺民’(見《壹代人的肖像》)，的確是這樣，紅色進到我們眼裏，已隔了壹大片時間的河灘，已成為令人傷心和神往的神話故事……”信寄出沒幾天，就在最新壹期的《讀書》雜誌上，調整後的李皖以他沈靜的腳步走來了。開始的時候，他好像在向我們敘述壹個愛情故事：“這壹年，高曉松二十七歲，但已經開始回憶。……他開始回憶，如此旁若無人，如此銘心刻骨，如此嘆喟感傷。唱歌的人哭了，他想起了他和女友壹起在八中校門口樹上刻下的字。這時，他在唱《青春無悔》。”(《這麽早就回憶了》，《讀書》1997第10期)
“這麽早就開始回憶了”，這是李皖的判斷，然而他說出來時更像是在表達他對此的驚奇(他後來用了“震驚”這個份量更重的詞)。他震驚於那麽多的人，在那麽年輕的時候都已“為過去感動”，進入了回憶的河道，從竇唯的《艷陽天》到章鵬的《走在瞬間》到金得哲的《夢幻田園》……回憶，是不是烙上這壹群人情緒的印記?他由此再度進入了“六十年代出生的壹代”這個命題，他對此的思考延續著《壹代人的肖像》以來的思路，向著本質更推進了壹層：“代，從本質上說並不是壹個時間概念，代就是壹群人***同的命運。從壹開始它表現為壹種***同的經歷，隨後它表現為對這經歷的無可奈何，以後的人生都要被這經歷所左右。”那麽，什麽是這壹代人的***同經歷呢?在西去列車的窗口唱擡頭望見北鬥星，太早，輪不上;壹邊聽白發先生講關關雎鳩壹邊看漢顯BP機上的股市行情，太遲，又挨不上邊。被李皖稱作“對這壹代有深刻體悟的論者”的許暉，李皖在這裏引用了他《疏離》中的壹段文字，這段文字對這壹代人生活圖像的揭示與我在信中的想法有著驚人的相似(我們都說到了遺憾這個詞)，所不同的是，它在表達上透出的成熟氣息，許暉說“我曾經提出過‘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概念，這個概念是想說：我們誕生在六十年代，當世界正處於激變的時刻我們還不懂事，等我們長大了，聽說著、回味著那個大時代種種激動人心的事跡和風景，我們的遺憾是那麽大。我們輕易地被六十年代甩了出來，成了它無足輕重的尾聲和壹根羽毛。”
就在我向許暉津津樂道著六十年代是壹個“符號”時，許暉早就借崔健在壹九九四年出版的壹個專輯，給這壹代下了壹個具有諷喻意味的定義：紅旗下的蛋，但是，它下得太晚了。這是許暉眼中這壹代人的宿命，因趕上大時代的尾聲而不甘平庸，因大環境的日益規範化和組織化而難有作為。
可以給這十年間出生的壹群人以壹個整體的命名嗎?或許是張楚“我成長於理想破碎的年代”的延伸，許暉給出了壹個“碎片中的天才壹代”(他在壹本年輕的學術刊物上實踐著這壹主張，並試圖描繪)，這不無自信，但是不是也同時也就默認了，這壹代的精英們在回憶中歌唱是唯壹的拯救之道?因這壹代代表的歌者常常把目光投向生命初年的經歷，李皖的命名是“誌大才疏”的壹代(這或許是壹種自貶?)他指出，這壹代最大的代征是：在想象中經歷輝煌。
當然，李皖還描述了另外壹些更深刻的代征：幻想甚至夢遊的氣質，天生的距離感，極度矛盾，表達不清，邊緣的、觀望的(生活在他的外面，革命在他的外面)，生在城鄉結合部，天然的感傷，等等。李皖這麽說，距離是這代人最核心的東西，朦朧是他們面對世界的壹種方式；對已逝的含情脈脈，對現實的保持距離，對自我傾情對未來憂心，是他們的習慣。在李皖的上述描繪中，我更傾向於認同他在高曉松、張楚和竇唯身上發現的“幻想”、“漫遊”的氣質，這兩個詞組合產生的意義，更為準確地傳達出了這壹代生活和情緒的形態，我想，這種形態或許可以稱作：遊走的壹代。
他們的童年在遊走。寂寞鄉村的風景，風箏和炊煙，偶而進入到眼裏的死亡，瘋狂的遊戲，某壹事件在他們的年幼的心裏激起小小的波瀾。這些七十年代習見的場景和由此引發的情緒，成了他們生命初始的記憶。我在以往的詩歌寫作中，記錄過這種“遊走”：“七十年代，壹個孩子看著水窪裏破碎的太陽／七十年代，兩個孩子在放學的路上打賭／七十年代，壹群少年野馬般跑過／低矮潮濕的街區，揚起的塵土三日不落／……／七十年代，冬天的風吹著巨大的冰柱子／像壹枚枚閃光的鐵釘／七十年代，野花開放／天地遼闊，野花開在誰也不知道的地方／七十年代，飛機降落／壹只鋼鐵的巨禽，扇動的氣流壓倒了成片的青草”(摘自拙作《七十年代》)。當高曉松唱出“白衣飄飄的年代”，更多的是壹種緬懷和追憶的心境，他們在內心對那個年代是認同，並且熱愛的，壹群長不大(拒絕長大?)的男生，他們相信生命中最美的記憶，永遠是那最初的日子(童年和少年，田園和校園，兒時玩伴和大學女生)。正是在對待過去的不同態度上，我懷疑的聲音簡直是這壹代中的壹個異類：“時辰壹旦逝去，真實也就失去，過去的生活是最不真實的生活”(《七十年代》)。後來，這茬人經歷了難堪的變聲期，他們讀書，上大學，幻想或者寫詩，或繼續他們在街巷的閑逛，同時開始他們搖搖擺擺的初戀，在課本的邊角和街角的電桿上寫下某個女孩的名字。再後來，他們成年了，進入社會了，又開始了新壹輪的遊走，改革了，開放了，市場化了，這壹切像快鏡頭壹樣掠過他們眼前，世界的加速度幾乎讓人有點猝不及防，他們匆匆忙忙，上班、賺錢、買房、結婚，成了新壹代的市民。這壹切不是在生活的表層足不點地的遊走又是什麽?
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壹書中，指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標記是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的激進主義。激進和理想之夢，這是籠罩著物質貧乏的六十年代的絢麗色彩，在這種環境中出生並成長起來的壹代人(他們看見過那個夢紅色的尾巴)，他們的情感不像五十年代出生的壹撥人的沈重，但又遠沒有七十年代後出生的壹撥人的輕松，那麽，什麽是這壹代人的典型情感?
作為壹個搭上六十年代末班車、如今又迫近三十歲的人，我時常感到的是壹種尷尬。在給許暉的信中，我談到，這種情緒在九十年代的今天顯得尤為強烈了：“我們的前壹代有他們沈重的歷史碎片咀嚼，而更為年輕的七十年代後出生的壹群已緊迫我們，讓人徒生壹事無成之嘆。在他們中正在盛行的是輕的美學：冒險、遊戲、情調、節日氛圍、情人節和生日派對、好奇、有用和對發跡的向往。他們因此要比我們活得更漂亮、更輕松。但我們還是得勉為其難地表演著……”這壹群人或許是具有根的意識、具有歷史感的最後壹代，緊隨他們身後的壹群，已用輕的美學消解了歷史的沈重。但這壹代在看到神界的同時，也不放棄世俗的體味和玩樂，這又與他們的前輩區別了開來。他們在精神形態上的“懸空”，使他們有可能在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成為最不引人註目、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壹代，對此，李皖在文中有非常好的表述：他們是過渡年代的過渡體，擁有前後兩代人的特點，並同時成為兩代人的觀察者。
如果說，壹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於他們時代的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於荒野，這壹代人裏最優秀的幾個人的遭遇，已經讓人想起了艾倫·金斯堡在《嚎叫》中的首句：“我看見這壹代最傑出的頭腦毀於瘋狂……”，還有就是索爾·貝婁的：“更多的人死於心碎。”
作為過渡的壹代，時代的擔子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滑過了他們的肩頭，滑向他們不知道的身後。這壹代以後出生的壹茬人，他們似乎更順應時代前進的潮流，在社會變革的加速度中，他們尖聲唿哨，快活地滑翔在物的世界的表面，他們更有理由、也更有稟賦成為未來新世界的主人。
盡管如此，六十年代出生的壹代還是登臺了。雖然還是“隱約”的，還沒有形成許暉們所希望的“整體的力量”，但他們開始顯示出了這壹代卓爾不群的品格。登臺的腳步聲中，同時出現了這壹代的旗手和歌者。“這麽早就回憶了”，有人就說他們的臉孔也還年輕，而心境已經很老很老。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他們回憶，是因為他們少年時代不停地遊走的經歷，是因為今天內心裏感到的……懸空。夢醒以後會變得更老，他們有過夢麽?他們並沒有真的變老啊。
許暉寄希望於“壹個偉大契機的到來”，或許真有那麽壹刻，我們日日夜夜積累的歡喜和眼淚會得以自由迸發?但經驗告訴我，等待，是壹個危險的詞眼，在想象中經歷輝煌，必然會引起的是行動上的退縮。不需要祈禱，也不需要挽歌，對這壹代來說，更要緊的還是腳踏實地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