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主張三思而行，經常述說思的好處，如“思無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吾輩學聖，大約只要將思與學結合起來就算走上了正途，之後只有得道快與慢的區分了。唐代韓愈添油加醋、發揮聖人的觀點，說：“行成於思，毀於隨。”深思熟慮，會大大提高行動成功的概率。而西哲也有“我思故我在”的名言。聖人們的這些意見我都認同。在思與行的關系問題上，我總覺得凡思考後的行動，都符合理性，對合乎理性的行動，當事人就要勇敢地負起相應的責任。說通俗壹點，思考後行動就不能後悔。
進入不惑之年後，自己偶爾也會對自己的生平行事作壹點反思，懷疑這樣壹邊倒地肯定行前需要思考，是不是也有片面性？近日讀到蘇軾為朋友章質夫寫的堂記，居然也說到了他在這方面的體會，引起我的***鳴。蘇軾說：“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即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未發而思，無的放矢，是無效的思維；事情發生後再思考，是遲到的聰明、放馬後炮。蘇軾性格粗獷，大約也不耐煩這種瞻前顧後、謹小慎微的活法。他說：“言發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寧肯得罪人，也不能有違於本性，蘇軾行事大約也屬於性靈派的，不大認同事無巨細都要經過思考權衡，謹小慎微、亦步亦趨。細想起來，蘇軾此說似乎也含著壹定的道理。
打個比方來說吧，火車呼嘯著開來，突然發現鐵軌上有毫無知覺的孩子在玩耍，是思考後行動、還是憑直覺行動？我想要是思考起來，情形會復雜許多。這樣的思考中壹定會包括這樣的內容：第壹，肯定是自問：要不要施救？第二，確定施救後就要推想救的後果：撲上去，救下來了，孩子們脫離了危險，自己也安然無恙；沒救下孩子，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孩子得救了，自己被撞死了……等妳思考周全後再做出反應，我想孩子早就被快速行駛中的火車撞飛了。別的突發事件的處置，大多也是這個道理，在千鈞壹發的關鍵時刻，只有直覺的反應才管用，理智的選擇多半是無效的。
那麽是不是因此就要否定理智呢？當然也不是，直覺的正確反應往往要有健全的理性作背景。例如魏晉時代的嵇康（原諒我常常拿他說事），此人脾氣不好，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是未加思索的即時反應，但這種未加思索的反應是以“剛腸嫉惡”為前提的，愛恨情仇早已確定，理性的價值觀已經深深地烙於嵇康那壹副嫉惡如仇的剛腸中了。和同道向秀友善，對鐘會就本能地表現為厭惡；喜歡呂安，就壹定會討厭呂巽。嵇康死得早，雖然有《幽憤詩》對自己的行事方式有所反思，卻與進行學理總結還差得遠，但也不用遺憾，蘇軾的表述補上了這個缺。他直白地說：“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故臨義而思，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雖然是未思而動，跟著感覺走，卻都能在平日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中找到行為的邏輯。君子行善，自然是當仁不讓；小人作惡，也必是本性使然。
老師總是給我們講，不要做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這句話至今仍在腦海裏回響，可惜，想的多，幹的少，仍是我們身上的通病。
真正有用的知識、經驗、思想，都是從人們的具體實踐中得來的。別人的，書本上的，應該說都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妳自己躺在床上的白日夢，寫在案頭的座右銘、計劃書，如果不變為立即的行動，那也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壹紙空文。與其坐而論道，思前想後，不如身體力行，付諸實施。我們都知道蜀之鄙有二僧的故事，兩個僧人，其壹貧，其壹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壹瓶壹缽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這則故事主要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但同時也說明了不要等到自己覺得壹切都準備好了再動手，壹件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的準備好，然後再按照自己的設想去發展。所以只有在幹中學，學中幹，這樣才能取得相應的成功。做什麽事情都是這樣，從壹點壹滴做起，但最重要的是“做”！在條件尚未成熟，思維還不清晰的時候，要敢於去闖，勇於去冒，要摸著石頭過河，在遊泳中學遊泳，在下棋中學下棋，在戰爭中學會打仗。小平同誌講“不幹，半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現在我們提倡真抓實幹，求真務實，這些都是很有針對性的。就連我國明代中葉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王陽明也主張要“多在事上磨練”。可見，行動的難能可貴。
當然，我們說行動的重要，實幹的緊迫，並不是說思想就無關緊要。而是說這思和行相比，行更為關鍵。但這行，也只有在壹定的理論和思想支配、指導下，才能做的更好。盲目的行動，如同無頭蒼蠅壹般瞎碰亂撞，那同樣是不足取的。
這思與行，實則是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缺壹不可。思與行，也可以說是知與行的關系，在我國古代的哲學史中是壹個論戰不休的命題。有說知是行之始的，有說行是知之始的。有說知行合壹的，有說行可兼知的。有說知難行易的，有說知易行難的。但我總覺得，對於青年朋友來講，行更為重要。
根據空氣動力學理論，大黃蜂是不能飛的。因為從它身體的大小、重量和形狀與它翅膀完全張開的比例來看，飛行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大黃蜂對這種深奧的科學理論壹竅不通，它不管不顧，堅決向前飛著，每天都能采到壹些蜂蜜，快樂的生活著。
在這壹點上，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兩次更名的行動，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陶行知原來叫陶文俊，青年時期因崇拜理學家王陽明的“知是行之始”，改名“陶知行”；後來其實踐與研究使他認識到應該是“行而後知”，於是，更名“陶行知”，並終其余生。他還有壹句名言：“行動是老子，思想是兒子，創造是孫子。”更是對思與行的關系，做了直觀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