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評價歷史人物時，如果跳出忠良、奸佞的怪圈；評價文學作品時，如果少壹些政治附會；如果我們冷靜、客觀看待屈原和他的作品，會發現，屈原的詩歌固然瑰麗，但其中也有不盡如人意的敗筆。屈原的人格固然高尚，但他的悲劇也不全由他人所為，作為壹個人，屈原有他難以自拔的痼疾。
研究屈原，除了《列傳》和屈原本人的作品，我們目前還找不到更有說服力的東西。令人費解的是，壹慣以考證嚴謹，落筆公正著稱的司馬遷，在《列傳》中對屈原的記載也是含混不清的。
現在比較公認的是，屈原生活在公元前340～前277年。其主要政治生涯在楚懷王時代，曾受懷王重用，任左徒。後遭讒言害，為懷王疏遠，出使齊國。懷王會盟秦國，被秦軟禁之時，屈原當還有壹定政治地位。只是到了懷王客死他鄉，公子蘭出任令尹，執掌楚國大權後，屈原的處境才每況愈下。最後被謫貶江南，抑郁枯槁，懷石投汨羅而死。
屈原所處的時代，正是楚國從壹個超級大國走向衰敗的歷史轉折時期。在當時，衰敗了的齊國依仗周天子至親的名份，與新生的、強大的秦國對楚國形成兩面夾攻之勢。面對這樣的不利局面，不要說重溫祖先問鼎中國的美夢，就是得到周天子賞賜的皇胙都成了壹種榮耀。所以，擺在楚國所有政治家面前的壹個緊迫問題就是該如何保全國家的利益。
在當時比較可行的，就是楚國要聯合壹國與之***同對抗另壹國。在聯齊還是聯秦問題上，屈原與楚懷王的另壹重臣上官大夫產生了分歧。用現在的話說，屈原是親齊派，上官大夫是親秦派。
如國我們單單從政治的角度看，我認為，屈原死抱著壹個落伍了的齊國不放，忽視新崛起的秦國的做法顯然是不明智的。
也許有人會說，假如楚國聯齊抗秦成功，那麽代表海洋經濟的先進的齊楚文化就會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就會使中國提前若幹個世紀進入資本主義。難道屈原不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嗎？
我們研究歷史不能超越它固有的發展規律。
歷史證明，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冷兵器時代，國家的強盛多要靠有壹個強悍的集權專治體制。所以，秦國的崛起有它的歷史必然性。這是不以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顯然，屈原沒有看到這壹歷史必然性，因此也就沒有把握住歷史給予他的機遇。他排斥秦國，視之如虎狼。作為壹位受到楚懷王喜愛、並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國家政治、同時負責著國家思想文化建設工作的高官，屈原的做法顯然是狹隘的、具有破壞性的。這不可避免會遭到不同政見者的強烈反對。
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屈原被貶他鄉仍然不忘郢都的忠心，不能僅僅因為他殉國的投江之舉，不能因為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就把他定義成壹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那樣的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他的政敵們，難道他們是些不愛國的人嗎？就拿疏遠屈原的楚懷王來說吧，他被騙到秦國，面對敵人的威脅，大義凜然，以犧牲自己為代價保全國土，他不愛國嗎？因此我認為，同情歷史人物和如何評價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是兩回事；對歷史人物政治功過的評價和對他文學成就的評價是兩回事。
當然，我們不再給屈原戴上“愛國主義詩人”的桂冠，並不是要從此否定他的愛國情懷，更不是否定他作為壹個詩人的文學價值。
屈原是壹個詩人，而且是中國文學史上壹位繼往開來的傑出詩人。他愛祖國的山水，愛花草樹木，從神靈鬼怪到風雨雷電，都是寄托他心中的愛的載體。
可以肯定，在屈原之前，在楚國已有比較完備的歌舞創作體制。這是它經濟發展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他巫術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
據記載，屈原嫻於辭令。辭者詞也，壹種篇幅比較長大的歌曲。應該說辭的發展和產生與祭祀中的歌舞場面分不開。《列傳》說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也就是說，他是當時國家統管文化、宣傳、外交的壹個高官。那麽，在對內對外的禮俗中，精通樂律、嫻於辭令也就順理成章了。
從楚辭中看，屈原的詩歌創作生涯，大體應分為兩個階段。即早期的以頌揚愛情為主的浪漫主義詩歌創作時期，和晚期逐漸趨向現實主義並間雜精神分裂傾向的詩歌創作時期。
屈原詩歌的精華是他的早期詩歌作品。其中，《桔頌》、《河伯》、《山鬼》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精品。在這些詩歌中，屈原經常借用神話傳說中的人物抒發心中的愛情。比如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把壹個孤獨女子描寫得淒楚慘淡、哀憐動人。
中國文學自春秋以來，壹直沿著書體和歌體這兩大流派發展演變。如果說孔子刪訂《詩經》，為我國韻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的話，屈原則集祭祀歌舞之大成，創立了我國浪漫主義抒情詩歌和敘事體詩歌的優秀範例。在他的詩中，不僅有瑰麗的想象，我們還可以看到波瀾壯闊的悲壯的歷史畫面。盡管這在屈原的詩中很少體現。比如《國觴》，就已經不僅僅是華麗詞藻的渲染，而是包含有人文主義的關懷和史詩般的厚重成份在裏頭了。“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這字字令人震顫的詩句，何止是才華可以寫就！那是詩人壹顆愛國愛民的耿耿忠心啊！
我認為，從文學上講，“九歌”和“九章”中的《桔頌》是屈原詩歌中最值得稱道的部分，是他詩歌創作的高峰，也是中國詩歌的壹個顛峰。
但在屈原的晚年，由於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加之動蕩不安的生活，他的詩歌漸漸偏離了原來樂觀向上的浪漫主義的軌道。屈原後期的詩歌幽怨、傷感、自戀，有時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神經質的指桑罵槐。這不但與他早先詩歌的優雅相去甚遠，就是從詩歌本身的審美價值看也大打了折扣。
由於被楚懷王疏遠，詩人長期處於壓抑、忿懣狀態，這是令人痛心也是令人同情的。壹個罹患了精神憂郁癥的人，在顛沛流離中，能陸續完成《天問》、《離騷》那樣的鴻篇巨制實屬不易，何況它們其中部分段落還是屈原詩歌中比較精華的部分呢。“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旗兮，高翺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每當讀此，我都不禁情緒昂然。苦難中的屈原無失詩人本色，他終於用博大的愛戰勝了偏狹、自私，他的善良和寬容拯救了自己。詩讓他向著天堂飛升了！
但是，後人在評價屈原時，往往礙於對他的景仰之情，對其全部作品統統壹副五體投地的態度，我看大可不必。比如《天問》，有人說它是借問天，向封建王權發出挑戰。我以為不然。暫不說屈原有無那樣壹種先進的意識，試問：如果屈原沒有了對國王這壹作為國家化身的本體的效忠，那麽他的愛國還有什麽意義，他的高尚人格將何以附麗呢？
最好的解釋是，屈原在創作《天問》時，精神已處於崩潰狀態。他那壹連串的責問，實際上是詩人內心苦悶的釋放。《天問》固然有其史料的價值，但就詩歌藝術本身的文學水平來說，《天問》無疑是屈原所有詩歌中最為失敗的壹首。
楚文化具有濃重的巫術文化的傳統。我們今天已無法考察楚國巫文化的原始形態了。
中國的楚蜀文化與浙江的良渚文化有很深的淵源。據我看來，楚文化遺留的圖騰標記與臺灣的高山文化乃至馬萊文化甚至波利尼西亞文化有很多相同、相似之處。或許它們都出於良渚文化（對此我將在另文中論述）。在當今的高山、馬萊等文化中壹個最重要的特征是歌舞的陰柔之美。
受文化傳統的影響，在屈原的詩歌中，有著濃重的戀男情結。比如他常在詩歌中用蘭芷等物象征美好，比如他詩中常流露出的對懷王的幽怨。這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他究竟為什麽被楚懷王疏遠，又為什麽被貶遷，最後在壹種什麽樣的心態下投江身亡。
司馬遷記錄屈原在投江之前形容枯槁。可見，他是承受著很大的精神壓力的。就因為政治上的不得誌嗎？
《離騷》裏有壹段“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如果我們承認《離騷》是壹篇自傳體抒情長詩的話，那麽，這幾句是很值得玩味的。目前大多數解釋是，這裏的蛾眉、善淫是壹種影射。但我的疑問是，為什麽屈原偏偏愛把別人比做女？是輕蔑嗎？那對“重之以修能”的他自己，為什麽也以蛾眉自稱？又把自己汙為善淫呢？如果他果真有什麽生活不檢點，貪戀女色的話，又為什麽沒有家室呢？
我的設想是：屈原有同性戀癖，或幹粹就是壹個閹人。正是這壹點，讓同病相憐的司馬遷在為他作傳時不得不躲躲閃閃地使用了春秋筆法。
也許從小的嬌生慣養，“扈江籬與辟芷，紉秋蘭以為佩”，讓屈原混亂了自己的性別認知。受楚懷王重用以後，宮庭內聲色犬馬的生活（當時楚國的經濟、文化已很發達。）讓他這壹錯亂的意識更沒有改正的機會。以致常常在自己的詩歌中流露出對同性的喜愛和渴望。這樣，他受到壹些“正人君子”的排斥也就成了必然。而寵信他的楚懷王為了拉攏其他大臣，不得不疏遠他但又不能廢絀他，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懷王死後，子蘭掌權。不僅僅是因為壹朝君子壹朝臣的慣例，更因為“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如果我們客觀看待同性戀問題，就會想得通，屈原也是人，他也可能患有現代人，特別是演藝人員愛患的精神疾病。他比現代人更不幸的是，在他那個時代，他要為他的疾病付出更大的代價，甚至生命。當賞識他的人迫於政治壓力而改變初衷“悔遁而有它”，當自己的姐姐也不理解“申申其詈予”，當懷王的繼任者們寡情薄義，“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茍得列乎眾芳。”，那屈原還有什麽路可走呢？
《離騷》其本意就是罹騷的意思。騷就是內心的騷亂，是苦悶、困頓、悔恨、絕望的混合情感。《離騷》正是屈原在這種情感折磨中，在邪惡與正義、天堂與地域間的壹次生死決擇的心路真實記錄。
《離騷》是混亂不堪的，同時它又是偉大不朽的。它是詩人拚盡全力的最後壹搏，是克服了偏狹、怨毒，轉而自戀、自省，最後放棄仇恨走向寬容的壹次人性的徹底展示，是從人向神涅盤過程中的靈光壹現。
如果打個比方，《離騷》就象梵高的《向日葵》、象古諾的《聖母頌》，它們都是作者的啼血之作，是人類不可多得的精神寶藏。
毛澤東高度評價屈原：是壹個不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