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早期以道義號召眾人與他壹起抵擋太平軍，認為有道義就足夠了，就能感召別人，“振臂壹呼，應者雲集”，但是他慢慢發現最初投奔他的人都去了胡林翼那裏，於是就問幕僚趙烈文：“眾皆出我下，奈何盡歸胡公？”
趙烈文回答：“人皆有私，不能官，不得財，不走何待？”（人都有私心，在妳那裏得不到官，也發不了財，不走還等什麽？）
曾國藩又問：“當如何？”（那該怎麽辦？）趙烈文回答：“集眾人之私者，可成壹人之公！”（利用眾人的私心來做事，可以成就壹個人的公義！）
曾國藩連連點頭，從此以後對有功的部下大力獎賞，特別是擔任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以後，經常利用壹切機會保薦幕僚當官。於是曾國藩的幕府大盛，人才濟濟。
同時曾國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勵機制，註重針對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采取“武人給錢，文人給名”的措施來激發他們的積極性，結果自然是皆大歡喜，軍心壹統，為最終成就平定太平軍的`功業奠定了基礎。
有時候壹些真正的好人和君子做事並不成功，可能是因為他們無可挑剔的品德，以及眼裏揉不得沙子的德行苛求，往往會使他們低估最基本的常識，忽略普通人參與事業的本能動機，把道德上的瑕疵視為不可饒恕的過錯，並將別人的付出和犧牲視為職責之內的理所當然。
個體可以在道德上追求無止境的完善，但是面對群體要寬容普通人的比較庸常的動機。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做事情不是追求理想，只是討生活，畢竟英雄好漢也有老婆孩子，庶民百姓只愁柴米油鹽。
所以做人固然要品行端正，做事卻要靈活變通。“人以利動”，這是基本的人性事實。道義可以號召少數人，卻不壹定能籠絡大部分人；品德高尚可以讓人尊敬，卻不壹定能讓人服從。
韓信這樣評價項羽：“項王對待長輩謙恭，對待弱者仁慈，對待病者體恤，但這不過是婦人的美德。項王對待立功的健兒吝於賞賜，對待勇武的壯士不予提拔。因此，英雄豪傑終究要離他而去。”
劉邦問陳平：“我與項王有什麽區別？”陳平回答說：“大王粗野傲慢，項王謙遜有禮。”劉邦又問：“那妳為什麽棄項王而歸我？”陳平回答：“對於有功之人，大王不吝惜恩賜，項王則很少封賞。”
正因為項羽不願意與有功之臣分享天下的利益，也就沒有多少人願意追隨他，最終就是壹個“獨利則敗”的結局，而劉邦則把自己的所得利益與部下***享，得了天下。
謀可寡而不可眾
謀劃事情，壹定要跟有真知灼見的幾個人壹起討論，而不要聽眾人的泛泛之論。正如古人所說，“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也類似於今天的“重大決策專家咨詢論證”。
對個人來說，決策壹些人生裏的重大事情，也無法與眾人商量。因為壹些人生大的決策關乎個人的世界觀，有自己獨特的眼光、心胸與氣度，自己看準了，去做就是了，如果和別人商量，恐怕也很難被別人說服。別人的立場不壹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壹定理解妳的想法，反而七嘴八舌的，會動搖妳的意誌，也會破壞妳的信心和情緒。
集思廣益的前提是對有價值的看法而言的，而有價值的看法往往不會很多。 《淮南子·人間訓》：“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壹人而足矣。”參與決策的人的數量並不等於質量，低層次的智慧累加並不能產生高遠的智慧，所謂“眾謀則泄。”
曹操說：“以道禦之，無所不可。”有道之人，有真知灼見的人，是完全可以“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特立獨行的。
另壹方面，壹些謀劃也不宜讓很多人知道，韓非子說：“事以密成，語以泄敗。”《三國演義》中的董承就是壹個例子，董承四處遊說文武能臣，要拿下曹操。劉備、種輯、吳子蘭、王子服，甚至董承的小妾，都知道他的密謀。董承自以為“滴水不漏”，誰料他的小妾與家奴秦慶童暗通款曲。秦慶童出於舊恨，立即跑去向曹操告密。結果可想而知，壹幹人等都被曹操殺害。
在今天就是工作生活中的壹些決策也不必四處宣揚，唯恐眾人不知，很多事情要低調地去做，不要太張揚，因為只有低調、不張揚地去做，阻力才小，障礙才少，等事情做起來了，有些可能的障礙無形中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