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的政治統治集團的法律主張；
"德禮為本，刑罰為用"。《唐律疏議》強調"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把法律的功效和禮義道德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禮的精神完全溶化在法律條文中。禮法結合在《唐律疏議》中已達到了十分完備的程度，標誌著中國古代禮治法律化的完成。
封建綱常的法律化。《唐律疏議》把"三綱"法律化、制度化。凡是反對"三綱"的，均被認為觸犯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列為"十惡"大罪，是刑罰打擊的重點。
.維護等級特權的立法思想。《唐律疏議》把人們分為良人、賤民兩大類，在皇帝以下分為貴族、官吏、平民、賤民幾個等級。法律規定貴族、官吏有罪無刑；良人和賤民在政治、經濟、訴訟、社會生活等方面”、“良賤異法"，等級地位各不相同；而且還規定貴族、官吏觸犯國法時，制定了壹整套關於"議、請、減、贖、官當"的法律措施。
楊堅“除削煩苛”的法律思想；
北周的法律既殘酷又混亂，“內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楊堅掌握北周政權時就曾經進行過改革，親手刪定《刑書要制》，但不太徹底。隋朝建立後，開皇元年（581年），楊堅下令命高熲等人參考魏晉舊律，制訂《開皇律》。開皇三年（583年），楊堅又命蘇威、牛弘修改新律，刪除苛酷條文。《開皇律》將原來的宮刑（破壞生殖器）、車裂（五馬分屍）、梟首（砍下頭懸掛在旗桿上示眾）等殘酷刑法予以廢除。規定壹概不用滅族刑。減去死罪八十壹條，流罪壹百五十四條，徒、杖等罪千余條，保留了律令五百條。刑罰分為死、流、徒、杖、笞五種。基本上完成了自漢文帝刑制改革以來的刑罰制度改革歷程，這就是封建五刑制。《讀通鑒論》這樣贊評道：“古肉刑之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為之制，故五胡以來，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啟之也。政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為杖，改杖為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復奏制度是從開皇十五年（595年）形成定制的，楊堅規定凡判處死刑的案件，須經“三奏”才能處決死刑。《隋書 刑法誌》：“（開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決。”楊堅還下詔：“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復治。” 《開皇律》對後世律法影響深遠，楊堅修訂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繼承了。
李世民“安人寧國”的重民思想；
（1）以“安人寧國”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
以李世民為首的統治集團認為，隋亡的主要原因在於統治者過於貪婪，人民負擔過重。他們“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在制定政策時以“安人寧國”為指導，施行“無為”政治。魏征以為“以為而治，德之上也”。李世民既推崇儒學，將堯舜之道、孔孟之書作為為政摜，又吸收了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及法家的某些思想。在“安人寧國”方針指導下，唐初法律思想具有禮法融合，德主刑輔，立法寬簡，執法嚴明等特點。
（2）立法公平，務求寬簡
李世民君臣認為，要安邦治國，必須重視立法，而立法應以禮為指導，以“寬簡”為核心。這主要表現於以下幾點：其壹，既制禮，又立刑。唐初統治者認為，治國必須禮法兼用，“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李世民強調禮法統壹，主張失禮則入刑，不忠、不孝皆為犯罪行為，《貞觀律》條款處處體現了禮刑結合的思想，它為永徽時律疏奠定了基礎。 其二，立法必須公平。唐初統治者認為，法是國家的權衡，人君立法應“以天下為公，無私於物”。魏征言：“聖人之於法也，公矣。”唐初統治者所說的“公”，當然是指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而言。為了能保護地主階級的整體、長遠利益，唐初統治集團主張立法要從公而棄私，不能以這個人好惡代替法律。其三，立法須穩定，“不可數變”。李世民君臣認為，法律固然應隨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但卻不可多變，法律多變害處甚多，官吏不能盡記，前後條文牾，民不知所避，失掉權威而難以實行。其四，“國家法令，惟須簡約”。在強調立法公平、法律穩定的同時，唐初 統治者格外強調律文的簡約，認為只有簡約，才能使律文前後壹致，公平合理。貞觀年修律，便“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貫徹了這壹原則。
（3）慎獄恤刑，務求其“實”
為貫徹正統法律思想“德主刑輔”的主張，李世民統治集團不僅在立法上強調變簡，執法上也強調慎獄恤刑，務求其實。其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壹，慎獄恤刑。李世民認為，官吏多以入人之罪為能，利在殺人，因此造成冤獄。他明令，司法官員須慎刑慎殺，依法斷罪，或重或輕，均依定制。其二，創立九卿議刑制度。唐初統治者對待死刑十分慎重，“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 其三，完善死刑審批程序。唐太宗將死刑三復奏變為“五復奏”，京城中兩天內復奏五次，給皇帝以充分的時間考慮生殺予奪，有效地避免了冤案。其四，反對嚴訊，務求其實。李世民君臣以隋嚴訊逼供為戒，強調審訊中要註重事實，並規定了“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的原則，以防止濫刑濫罰。
（4）明正賞罰，壹斷於律
唐太宗贊揚諸葛亮罰不避親，賞不遺仇，要求官吏審獄斷案“壹斷以律”。他自己還帶頭守法，在司法判決與自己的敕令有所違背時，克已從法，使司法人員敢於維護法律，犯顏直諫。 （5）納諫與執法相結合 唐太宗從諫如流，當其敕令與律相矛盾時，他往往能接受司法機構的觀諫，忍個人小忿，而存法律大信。因此，皇權對司法的幹涉相對減少，使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在司法活動中得以充分體現。}
綜上所述，李世民及其統治集團在總結了歷代統治經驗的基礎上，發展了更為嚴密、更能適應社會發展和鞏固統治的法制思想。他們在"公平"的基礎上，依法辦事、嚴格執法，出現了中國社會罕見的、為人稱道的"法治"局面。
柳宗元的法律起源於“勢”及賞罰及時的法律思想；
"天人不相預"的主張?
柳宗元曾作《天說》與韓愈的天刑論相對抗，認為人事的存亡得失與天毫無關系，天也不能賞罰人的過失。
賞罰及時說?
柳宗元在《時令論》和《斷刑論》中分析了自然條件與人類活動的關系，批評了必須按照時令行事的觀點，批判了"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謬說，強調賞罰要及時，提高執政效率。他認為施刑和賞罰，是用來勸勉和懲戒人們的，賞罰及時，勸勉和懲戒的功效也才顯著，那種附會天意的按時令來行刑的說法，，不過是欺人之談。?
法律源於"勢"?
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其必然之"勢"，國家和法律的產生取決於"勢"；隨著時勢的發展，法律也要相應的變化，從而否定了傳統的神權法思想。?
刑、禮"其本則和，其用則異"?
刑和禮"其本則和，其用則異"，他們的根本原則相同， 而其用途迥異；刑罰在與懲罰違法犯罪，禮儀在於表彰善行，二者不容混淆。 他還強調定罪量刑要與事實為依據，既要合法，又要合乎情理，即所謂"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
柳宗元的法律思想對後世有壹定的影響。?
劉禹錫的法治思想；
劉禹錫的法制思想是在對“天人關系”問題進行長期爭論中形成的，其基本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首先，他認為法制是人們判斷是非善惡的行為準則，其次他認為法制是“人能勝乎天”的根本保障，最後他認為法制應當體現社會公平與公正。
白居易的刑、禮、道叠相為用的法律思想。?
白居易通過對唐朝中期政治形勢的深刻洞察，以極為務實的態度提出了具有現實主義色彩的“刑、禮、道叠相為用”的治國理念。白居易說：“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鑒於刑、禮、道各有其獨特的治理功能並都存在缺陷，所以，白居易認為：“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曜，歲之有四時，廢壹不可也。”他還強調，三者必須“循環表裏，叠相為用”。他又提出，這三者具體應用於“治人”時，“懲惡抑淫，致人於勸懼，莫先於刑；?邪窒欲，致人於恥格，莫尚於禮；反和復樸，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而應用於“治世”時，“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刑；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靜之日，則殺禮而任道。”（《白居易集·刑禮道》）由此可見，白居易的治國理念既不同於激進法家商鞅、韓非等人，又相異於儒家“以禮為主，禮法合治”的二元觀念。他以兼容並蓄的開明態度，根據刑、禮、道三者各自的治理作用，主張采用交替運用的方針。同時，白居易也打破了儒家禮主法次、禮先刑後的成式，主張刑、禮、道互為表裏，三者因事、因時、因勢的不同而各有輕重緩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