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界正面的評價認為，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團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借口[32]，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壹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誌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李鴻章熱衷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歷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梁啟超《李鴻章傳》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33]
孫文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認為其“內悅昏君，外禦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壹個，（另外周恩來是壹個，顧維鈞是半個。）
美國總統格蘭特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法國總理甘必大，德國宰相俾斯麥齊名。
1896年，美國《紐約時報》認為美國民眾對李訪美反響熱烈是因為“都想壹睹清國總理大臣的風采，因為此人統治的人口比全歐洲君主們所轄子民的總和還多”國賓禮遇“不僅表明了他個人的崇高尊嚴，同時也表明了大清帝國的偉大。”[34]
1896年，李鴻章訪俄，俄羅斯帝國財政大臣維特評論對李鴻章的印象時說：“我認為李是壹個卓越的人物，當然他是中國人，沒受過壹點歐洲教育，但受過高深的中國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壹副出色的健全的頭腦，善於清晰地思考。正因為如此，他在中國歷史上，在治理中國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這就不足為奇了。當時治理中華帝國的實際上就是李鴻章。”[35][36]
負面評價
李鴻章與守舊的清流派翁同和長期不和。翁同和曾出上聯“宰相合肥天下瘦”譏諷李鴻章，被李以下聯“司農常熟世間荒”回擊。
梁啟超認為李“居位之高之久，卻乃使龐然碩大之支那降為二等國。”
1895年因馬關條約簽訂，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省籍的士紳打算擁清抗日，爆發了乙未戰爭，隨即敗於日本。臺灣客家大老丘逢甲在乙未戰爭後寫下壹詩：“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其中前兩句意在諷刺李鴻章。
張伯駒曾著有《紅毹紀夢詩註》壹書，回憶自7歲以來，70年間所經歷過的菊壇史料，吟哦成詩199首收錄其內。詩中記載，《馬關條約》簽訂後，招致民間物議沸騰。當年在燕京唱蘇昆曲的，有壹個飾演醜角的名演員劉趕三，壹日在舞臺上演戲時，就敢公開嘲罵李鴻章，冒出壹句另加的臺詞：“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鴻章的侄子也在場看戲，聽後大怒，立即上臺打了劉趕三好幾個耳光，經人勸阻方罷。劉趕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棄世。時人就此事而作聯嘲諷曰： 趕三壹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 由於“趕三壹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對不上，經過輾轉相傳後，就變成了楊三。另有說法曰，劉趕三小名“羊三兒”，故訛傳為“楊三”。也有說法是“楊三”指的是，蘇州籍的名醜楊鳴玉。
清朝和法國的戰爭結束後，簽訂條約放棄對越宗主權，左宗棠評價李鴻章是：“對清朝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壹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37]
有傳聞說俾斯麥得知李被稱為“東方俾斯麥”後說：“我可不想被人稱為歐洲李鴻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