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皇帝祖訓是什麽？求大神幫助

祖訓、祖制是歷代統治者總結的國君治國馭臣之術、修身養性、培養君德的行為規範、準則，在皇權至上的時代，祖訓、祖制是約束皇帝言行的主導因素之壹。明太祖制定的《皇明祖訓》是他與開國文武功臣、學者們總結歷代統治之精華，前後七易其稿才完成的心血之作。明代對“祖訓”和帝王言論規範的重視程度遠甚於前朝，不僅花費大量人力、財力編修先帝朝的實錄，而且專門編訂《寶訓》，供後世君主參考學習。如在《太祖高皇帝禦制祖訓序》中，朱元璋指出他“祖訓壹編立為家法，大書揚於西房，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眾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聯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壹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聯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 明太祖在《皇明祖訓》和《明太祖寶訓》中留下了大量為君之道的言論，內容包括“論治道、敬天、孝思、謹好尚、德謙、經國、封建、興學、尊儒術、聖學、襲功臣、教太子諸王、正家道、厚俗、議禮、興禮樂、崇教化、任官、守法、求言、納諫、去讒按、去貢獻、勤民、理財、節儉、戒奢侈、勵忠節、報功、警戒、餌災異、屏異端、評古、仁政、求賢、恤刑、賞罰、寬賦、恩澤、販貸、保全功臣、禮前代、禮臣下、訓將士、諭群臣、武備、馭夷狄、懷遠人、辯邪正、育人才、務實”:《明宣宗寶訓》也有大量“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做戒、用賢、知人、去疾、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黝徙、恤刑、文治、武備、馭夷、藥餌”的言論。 寶訓都是壹個個記錄皇帝言行的小故事，往往有感而發，在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的寶訓中“敬”、“慎”、“畏”、“戒”、“懼”、“惕”等字使用頻率很高，他們繼位後在扮演皇帝角色的過程中心存敬畏、謙虛謹慎、克己復禮、心憂天下、虔誠敬業，時刻不忘提醒自己在履行皇帝職責與義務時應該具備或註意的事項:如何安民、養民，如何選拔人才，考核官員，使人盡其材，才盡其用，如何防止、避免奸按欺瞞危害國家等等。正因為他們有這種高度的自覺性，竭力按皇帝規範行事，所以他們才能比較成功地扮演這壹角色，較好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明中後期的皇帝，正如英宗以降的皇帝在寶訓的厚薄所反映的那樣，很少有對自己君主德行和才能的反思，很少有很強的自覺意識、自律性和主動性。明太祖苦心臆造的這壹套祖宗家法並沒有得到有效地執行，他所尊崇的治國理念、為君之道也沒有被後世君主繼承，明代皇帝個體與制度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明太祖千方百計想把子孫教化成為聖明的賢君，但事與願違，其後世子孫治國的態度、能力、效果遠遠低於清朝，在中國諸多王朝中排名很後，出現大量不合格的君主。 與其他朝代相比，明朝的祖訓、祖制可以說是最細致，最精密的，而這些祖訓、祖制從政治制度層面和精神教化層面對皇帝產生巨大影響。正是這些深層次的因素使得明代皇帝在扮演自身角色時，彈性特別大、叛逆性、個性化特征表現十分突出，從而導致大批“變態皇帝”出現。 第壹、明代廢除承相制，將相權收歸皇權，空前強化高度統壹的中央集權，使得皇帝政務異常繁忙，負荷沈重，紛紛視朝政為畏途，走上荒政怠政之路。 春秋中文社區 明太祖廢除壓相制度，將相權收歸皇權所有，實行三權分離與制衡原則，本意是加強皇權，鞏固統治，但是皇帝本人的精力與時間有限，不可能憑壹己之力統治整個帝國。在皇位繼承不以選賢與能為標準的情況下，不少昏庸無道的皇子以嫡長子身份入繼大統，唯有設立輔相，幫助統率百官、駕馭群臣，協調各部門的關系，督促各部門有效地運作，才能保證整個帝國的正常運轉.但是太祖廢除垂相制後，王朝命運完全掌握在皇帝壹人之手，天子若不賢，又無匡濟時弊的賢臣輔佐，昏君、暗君對國家的影響(尤其是消極面)特別明顯，整個帝國缺乏挽救、維護機制，正如黃宗羲在《原君》中所言，明代缺乏善政從高皇帝罷垂相開始。 廢除宰相制度不僅使皇帝缺乏糾正機制，而且造成壹種權力的真空。相權收歸皇權所有，皇帝即使不親自處理各項事務，只宏觀總攬全局，也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明初賢君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兢兢業業工作，尚且勉強能夠及時處理國內外壹些重要事情，至於中後期那些“變態皇帝”，自身精力、能力有限，又更偏向於享受，不願吃苦受累，再加上帝國內部的矛盾沖突越來越多，問題越來越復雜，因而他們往往將手中的部分權力下放給內閣近臣或太監。內閣與宦官這兩部分勢力為進壹步得到皇帝的寵信、爭奪皇權展開激烈地競爭，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六部與內閣之間、內閣首輔與次輔之間，內閣與宦官之間、宦官內部之間)分分合合，明爭暗鬥，使明代政治異常詭秘復雜，呈現春秋戰國時代“朝秦暮楚”、“合縱連橫”的姿態，這種局面在世宗、穆宗、神宗之際最為顯著，而內閣與宦官之爭最慘烈的當屬熹宗、思宗二朝，朝中正直人士幾乎為之壹空。 第二、明代空前強化“法祖”守成意識，不允許靈活變通，十分僵化，明初卓有成效的制度和機制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遷逐漸喪失活力和生命力，對皇帝的約束力越來越弱。 春秋中文社區 作為立國之本、治國之策的祖訓祖制，只有隨時隨地根據形勢的變遷進行調整與改善，方能適應時代潮流的發展，但明太祖三令五申，反復強調“法祖”的重要性，告誡後世子孫，凡建議變改祖宗成法的臣子以奸臣論之，凡後世子孫不可輕易改立文字，必須謹遵祖宗成憲，否則就是不孝子，有亡國滅種之災。因而明代祖訓壹經確立，就被人們引經據典，作為規範衡量皇帝行為好壞的標準，對後世皇帝產生深遠影響。在明成祖、仁宗、宣宗的實錄中我們可以看到祖訓祖制在他們身上打下的深刻烙印，他們自信地宣稱“有壹代之定法，必有壹代之顯王。有壹代之盛臣，必有壹代之經術。我祖宗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撰事，創制立度，閣有缺越”。但事實上，再完備的制度也有紙漏，無視時代變遷，嚴守祖訓、不許絲毫變更的做法可能會對後代皇帝產生消極影響，武宗如此強烈的叛逆行為就是對祖宗陳法的壹種反叛。 明代君臣們為祖制所羈絆，用人委以老成，因循舊章，逐漸養成保守、守成的心態，反對進行任何程度、任何形式的修改和調整，不能做到與時俱進，因而它越來越束縛人們的思想和行動，成為嚴重侄桔。有明壹代幾乎沒有進行過大刀闊斧的激進改革，僅有的嘉靖新政和萬歷新政，也是以革除前弊，恢復洪武祖制為前提和目的的改革，幅度並不大。 明代的祖訓祖制特別繁瑣細致慎密，皇帝所受的制度約束與規範也最為嚴密繁雜。明太祖在制定祖制時不厭其煩，連吃飯飲食、日常起居生活這樣的細枝末節都考慮進去，後世君主有種處處受限制的感覺，必然產生排斥抗拒或者反叛心理。特別是事異時移，明中期的形勢與國初有很大的差異，皇帝扮演者的認知也有很大的區別，許多規章制度已經沒有存在的基礎或者必要了，他們逐漸修改或者拋棄祖制中不合時宜者，由淺入深，慢慢由崇敬、敬畏祖制祖訓變成小心翼翼突破壹隅，到最終漠視祖訓的法規，忽視祖制的權威，祖訓祖制對皇帝的約束規範效能逐漸喪失。 明代雖然有發達完善的監察機制，禦史臺、都禦史、十三道巡檢司、錦衣衛等監察部門無孔不入，從中央到地方，從高級官僚到平民百姓都屬於他們監察的範圍，但所有這些監察部門的職責主要是“專糾劫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他們只負責監督內外官員，卻並不監督皇帝本人，完全為皇帝服務，因而皇帝缺乏外在的約束機制，只有依靠彈性的祖訓祖制進行有限約束。壹旦祖訓祖制不再具有權威，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皇帝就很難遵循其角色規範。正如我們前面分析的，明代之所以出現如此多的“變態皇帝”就是因為明代的皇權最大，最集中，中後期的皇帝都在絕對的權力中沈淪。 第三、高度發達的文官制度在明代“變態皇帝”身上扮演著雙刃劍的角色。壹方面約束皇帝行為、避免出軌、維護帝國統治秩序正常運作，另壹方面又為皇帝的叛逆和偷懶提供機會。 明代是典型的文官社會，文官制度更為成熟完善，文官集團更加發達。從六歲天子英宗開始，雖然皇帝完全不具備治理天下、處理軍國大事的能力，但是整個帝國在內閣、六部的監控下有條不紊地運行。憲宗、孝宗長年不上朝，武宗因巡遊長年離宮，世宗、神宗經年累月不上朝，即使出現神宗那種連科舉取士與朝中文武百官的升遷廢黝都不理會的情況，閣臣們仍能夠按慣例和潛規則處理事務，國家日常行政事務壹般在內閣的領導下都能夠解決，整個帝國政府部門、行政機構正常運行，不因皇帝壹人之缺席而停止運作。明王朝在“變態皇帝”接二連三出現的情況下能夠持續壹個多世紀而不迅速滅亡，在很大程 度上依賴文官制度維系。 與此同時，日益強大的文官集團希望能夠將皇帝約束在祖制與傳統儒家禮儀規範許可的範圍內，他們成功地制止了皇帝更立太子的企圖，但在君德方面、皇帝執政與生活方面的影響就非常小。在文官眼中，帝王不屬於他自己，宗廟社稠至高無上，皇帝的壹舉壹動都得遵循規範，因而皇帝任何試圖拋棄該角色，做與該角色規範相違逆的事，任何個性的表露，本我的追求，都被視為逾越了道德的規範，應予以規勸與譴責。他們認為皇帝的職分應當在宮殿之內，除了行禮如儀之外，不應當置身於其他事情之外。即使皇帝有任何創造能力，也因身著龍袍、貴為天子而無法施展表現。作為君主的代價就是清心寡欲、動心忍性、安居垂裳，無論是練兵還是外出旅行都在限制之列，但武宗、熹宗等充耳不聞。官員對於皇帝的苛求使之產生逆反心理，或疏離、疑忌文官，或寵幸、重用宦官，借宦官之手滿足私欲、達成己願，反而釀成更大災禍。 此外，明代這種成熟的官僚制度還為明代“變態皇帝”提供荒政怠政的機會和可能。當壹個得到皇帝首肯並委以重任、十分能幹的內閣首輔大臣出現後(如神宗時期的張居正)，皇帝有如此強而有力的心腹大臣可以依賴時，作為主子的他自然不需要日夜為國事操勞，過輕松悠哉生活的幾率越大。神宗在親政之前的十余年都是每月逢三六九日方上朝聽政，已經養成依賴內閣處理政務、自己不必躬親的心理。親政後仍然選擇隱居深宮過錦衣玉食、高枕無憂的生活，將諸多令人頭疼的國事、枯燥乏味的行政日常事務全部丟給文官處理。即使沒有親信的權臣出現，皇帝仍然可以信任、依賴內閣與六部，文官集團作為壹個整體來承擔君主委以的重任，例如明憲宗、明穆宗自己並沒有多少才能，軍國大事悉聽於閣臣，他們本人則退居二線，無需勞心費神。壹般而言，治理天下是以皇帝為首的政府最重要的職能，文官在皇帝領導下精誠合作，***同完成這項使命。文官集團發揮的作用越大，為皇帝分擔的重荷就越多，皇帝自己承受的壓力越小，花在自己身上的心思越多。英宗、憲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等在統治期間對身邊的文官集團或者宦官集團的依賴程度很高，他們自己在政務方面投入的精力和時間明顯下降，退到深宮內苑，或經營私人事務，或追求個人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