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壹個人或壹群人置於荒島，觀察他在原始狀態下的變化，這近乎於壹場人性實驗。然而與世隔絕使其免受了外界現實的幹擾的同時又產生了另壹種悖論：作者的觀念先行與實驗的客觀性間的矛盾。
相較於《魯濱遜漂流記》和《珊瑚島》中傳達出的正向價值，戈爾丁則從反面揭示了人類的本性。戈爾丁的作品主題常是晦暗的，人性惡在其作品中壹以貫之，這與作者的戰爭經歷密不可分。
1940年，戈爾丁加入英國皇家海軍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戰艦的指揮官，他親身經歷了許多難忘的戰鬥，留下了無法磨滅的殘酷烙印。
戈爾丁說：
“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如果還不了解，‘惡’出於人猶如‘蜜’產於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腦子出了毛病。”
所以，與其說《蠅王》向我們揭示了人性中的邪惡，不如說是作者在作品中將邪惡的本質暴露出來讓我們壹覽無余。悖論的影響也在此：作品中的諸多象征表現為過強的目的性。
在《蠅王》中，“海螺”象征了文明，“海螺”把孩子們召集在壹起並推舉拉爾夫為頭頭。在拉爾夫制定的計劃下，似乎壹切也都是井井有條。然而表面上的井井有條是以孩子們心中文明的慣性沒有停擺為前提。
當獲救的渺茫和野獸的恐怖氛圍彌散開來，文明也隨之發生動搖。擺在眼前的肉食顯然比飄渺的獲救希望更有誘惑力。原始的野蠻驅動力把慣性打破，人類本性中的短視把眾人重又聚集在壹起並演變為集體無意識的狂歡。
作者戈爾丁通過《蠅王》這部作品向我們呈現了文明是如何壹步步墮入野蠻。
如果說拉爾夫象征了文明，然而他並沒有把文明錨定在眾人心中的基石。當“野獸”的傳言散開時，僅有的壹句“沒有野獸”斷言式的安撫顯然沒有發揮出堅定的作用；當小孩子漫無目的遊離於計劃之外時，拉爾夫亦沒有強有力的手段維持秩序，甚至於連壹張統計人數的表格都無法落實。
大眾是逐流的，盲目的，當拉爾夫無法滿足眾人的願望時，那麽他所謂頭頭的合法地位也就不復存在了。
豬崽子這壹形象的命運從壹開始就已註定。壹個肥胖且患有哮喘的四眼兒，哪怕在現實世界依然是被嘲弄的對象。他以朋友的身份向他信賴的拉爾夫說了“豬崽兒”的外號時，顯然對方並沒有報以朋友間的真誠。豬崽兒害怕處於集體，因為集體從來沒有接納過他，豬崽兒有智慧的頭腦，然而他的智慧卻需要拉爾夫作為傳話筒。豬崽兒的智慧多表現為利己的精明：他因害怕傑克才成為拉爾夫的跟隨者，他反對打獵卻抵擋不住肉食的誘惑。豬崽兒躲在拉爾夫背後頗有些背靠大樹的意味。
與豬崽兒相對應的西蒙更像是壹個純粹的人，是純理性的先知先覺者。西蒙孤身前往山中壹探究竟，也是唯壹壹個知道野獸真相的人。西蒙的悲劇也是先知者的悲劇，大雨之夜，西蒙在狂歡中被誤殺，此時作品的氛圍也達到了最高點。
依托荒島的原始環境，我們不能武斷地推論出文明的脆弱性。只能說在那樣的原始狀態下，傑克和他的擁躉心中野蠻的驅動力占據了能動性。野蠻與文明，專制與民主是人類發展的歷程。我們可以橫向地去比較優劣，在縱向上卻不能得出絕對的因果關系。當拉爾夫與豬崽兒回味過來那場西蒙的謀殺時，二人也心照不宣地選擇了噤聲。
面具是集體的符號，掩蓋了羞恥感和自我意識。當畫上面具的傑克握住了權力，當傑克的意誌取代了集體的意識時，我們應該說是傑克創造了邪惡？還是該說傑克引導了邪惡呢？
“這些蒼蠅黑乎乎的，閃閃發綠，不計其數，掛在木棒上的蒼蠅之王露齒而笑。”
對腐爛，所有蒼蠅都爭先恐後要分壹杯食。面具是無辜的，大火漫天，人的美好，自然的美好，都被燒得灰飛煙滅，所有人是幫兇，為首的是“蠅王”。
“他失聲痛哭：為童心的泯滅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為忠實而有頭腦的朋友豬崽子墜落慘死而悲泣。”
《蠅王》宛若壹部微縮的人類發展史，然而在如此粗陋的背景下討論制度的優劣無疑是可笑的。《蠅王》映射出某些社會現象，而在社會現象背後依然是“人”的問題，是“人性”的問題。制度以人為本，完美的制度下，人的某些劣性被雪藏，而我們需要警惕的是那壹顆火星。
恩格斯說：
“人來源於動物這壹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於擺脫得多些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異。”
在《蠅王》的最後，孩子們獲得了軍官的解救。作品中的孩子被“機械降神”解救，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又怎能企盼“神”的解救呢？
誠如作者的拷問：
“成年人拯救孩子，可誰來拯救成年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