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制度性因素：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制度性因素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它指的是，以斯大林體制或模式為特征的蘇聯社會制度在它的演變過程中已經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機，從而使整個社會進入了停頓和停滯時期。這種制度使得不管什麽樣的修補都無濟於事，而對它進行根本性改革便使它喪命，也就是說，轉變成了壹場更替制度的革命。
在蘇聯成立到解體的69年歷史上（如果從十月革命後的蘇俄算起則為74年），除了短暫的列寧時期外，基本上是斯大林體制或者說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壹統天下。盡管斯大林體制在蘇聯工業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是。由於它壓制社會和壓抑人性的本質，它無法完成把俄國建設為現代化民主國家的歷史性任務。歷史已經證明，斯大林體制不能與時俱進地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它無法解決蘇聯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耗盡了所有的潛力而走到了盡頭。
斯大林體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斯大林建立的蘇聯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它是在急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中產生和發育的，又是在連綿不斷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運動中得到強化和鞏固的。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的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大清洗”運動是斯大林體制形成的推動力和催化劑。
1926年開始的工業化運動是在外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進行的，其目的是通過把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來建立和維持強大的軍事體系。這也是為何重工業和軍工產業構成工業化以及工業化後國民經濟重心的原因。[12]差不多只用了兩個五年計劃多壹點的時間就走完了資本主義國家需要上百年時間的工業化道路。但這壹令人驕傲的成就並不能掩蓋工業化過程中違背經濟規律的主觀行為和消極現象，即，工業化並沒有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而是片面強調重工業，犧牲農業和排擠輕工業，無視人民的物質利益和消費需要。工業化的結果是造就了排斥市場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體制和與統壹的世界市場相脫離的狹窄的孤島經濟。暫時的高速發展是以後來的緩慢低速為代價的。
1929年展開的全盤農業集體化是以激烈的階級鬥爭形式進行的。運動中，普遍采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在此過程中，富農被視為蘇維埃政權的死敵，被無情地悉數消滅。集體化運動以極端的方式人為地激化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造成了農村社會的大動蕩和生產力的大破壞，以此完成了斯大林對農村個體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
與此同時，聯***（布）黨內就農業發展和工業化速度等問題的爭論，又演變成反右傾運動，結果揪出了“布哈林集團”。而在這之前，斯大林已經先後打倒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派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但是斯大林似乎興猶未盡，他的著名的論斷是：“隨著我們的進展，資本主義的反抗將加強起來，階級鬥爭將更加尖銳……”。 到30年代中後期，以審訊前反對派首領為先導，又掀起了大規模的鎮壓“人民敵人”的“大清洗”運動。“大清洗”給蘇聯社會各方面造成了難以治愈的創傷。
在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大清洗”的三大運動中，通過強力手段建立起來的斯大林體制，成了蘇聯人民不容置疑的必須接受的惟壹選擇。斯大林體制有三個鮮明的特征，即，經濟方面，實行高度集權的中央管理體系，否定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作用，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它與世界經濟是無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於統壹的世界經濟市場之外。政治方面，把階級鬥爭作為社會發展的惟壹動力，使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常態化，不斷地在國內掀起各種政治運動和清洗運動，因而始終無法在國內給人民營造出真正安居樂業的和平穩定的環境。思想文化方面，實行書報檢查和輿論統制，基本否定和排斥壹切外來文化，將其視作資產階級的東西加以批判，使民族文化不斷地萎縮和衰弱。具有這些特征的斯大林體制是壹種脫離整個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封閉式的半軍事化體制，它與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對立的。
建立在斯大林體制基礎上的蘇聯社會，從物到人的所有東西都成了國家的管轄和治理對象：不僅生產資料和勞動者本身被國有化，而且連人的思想也被國有化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社會的所有領域都被國家所控制。
1953年，赫魯曉夫擔任蘇***中央第壹書記後，對斯大林時期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在斯大林時代成長起來的赫魯曉夫，最終未能擺脫斯大林體制的束縛。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應急性、隨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最後，黨內高層集團因不能容忍赫魯曉夫改革而將其廢黜。
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在勃列日涅夫18年執政期間除了個人獨裁和專制演變為上層官僚集團統治外並未發生本質的變化。到80年代中期蘇聯社會已經陷入困境：政治上保守趨勢增強，黨、國家和軍隊部門的所謂精英集團成了新的權貴集團，他們完全脫離了普通的工人和農民，控制著蘇聯社會的各個領域；經濟增長下降；玩世不恭和離心傾向增長；腐敗和賄賂成風；民族運動難以控制；持不同政見現象無法根除。總之，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穩定已經變成了停滯，整個社會處於僵化狀態。與西方的經濟鴻溝和技術差距愈益加深和擴大。
戈爾巴喬夫在概述蘇聯社會由發展到停滯的歷史時寫道：“在個人崇拜和極權主義條件下的幾十年生活不能不導致冷漠、萎靡不振和喪失主動性，不能不導致社會幹勁的消退。”他指出：“在革命幹勁成為歷史後，在戰爭所產生的愛國熱情消退後，在蘇***二十大所引起的歡快被倡議者自己消滅後，社會似乎僵化了。有效率的勞動、人們有意識地參與公***事務、除了犯罪以外的不論什麽樣的進取精神的推動因素消失了。平均主義的心理和政治上的協調壹致已經根深蒂固。社會的停滯使得社會遇到了產生嚴重後果的威脅，這些後果在各方面都已經暴露出來。在停滯和停頓年代，國家已經滑入懸崖。”
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擔任蘇***中央總書記後，在面臨困難和危機的條件下，決意要對斯大林體制進行改革。開始時他深信由斯大林體制所產生的蘇聯社會的壹切畸形狀態和不正常現象，經過治理是能夠得到糾正和克服的。
他先是提出加速戰略，並進行經濟改革。在經濟改革沒有取得成效後，又發起了迅猛的政治改革。而正是政治改革給這個重病纏身的制度帶來了致命的危險，使開始時對制度的改善到最後變成了對制度本身的否定和改變。
政治改革的結果是：廢除了長期實行的書報檢查制和輿論統制，瓦解了傳統的意識形態，促進了非官方組織的產生，結束了蘇***對權力的壟斷，從而動搖和摧毀了制度本身，造成了聯盟無法生存的條件。
二、領導人因素：改革瓦解了現存制度並開啟了蘇聯解體的閘門
有許多人在分析蘇聯解體時指出是蘇聯***產黨本身出了問題。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為何蘇***出了問題呢？追根溯源，實際上是蘇***領導人特別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出了問題。正是他發起的政治改革使蘇***由削弱而至瓦解。不管他的主觀願望是什麽，他所倡導的公開性和民主化，損壞了蘇***的形象，削弱了蘇***的力量；他同意取消憲法中有關蘇***領導作用的條款，結束了蘇***對權力的壟斷，他在八壹九事件後辭去總書記職務，使黨處於群龍無首的癱瘓狀態，實際上使蘇***走向了滅亡。
但是，戈爾巴喬夫為何會出問題呢？或者說，戈爾巴喬夫為什麽要進行改革呢？他改革的目的是什麽呢？從改革的過程和戈爾巴喬夫後來自己的總結來看，主要的問題就是他對蘇聯的過去、現狀和未來、蘇聯的意識形態和現存制度、黨的作用、民族關系等關鍵問題的觀念和看法發生了與他所有前任有著本質不同的重大變化。
我們不妨了解壹下戈爾巴喬夫在他所著的《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壹書中對上述問題的看法。
關於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他說，“……完全可以確信：在當時俄國國內外的具體形勢下十月革命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壹個主要的結論是，十月革命無疑反映了人民和它的最廣大階層實行根本的社會變革的最迫切的要求。這場革命的口號不是某個人所杜撰出來的，而是產生於下層，自由、普遍的和平、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給饑餓者面包——鮮明地反映了這些要求。”
“十月革命被稱為社會主義革命。蘇聯被宣布為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是典範的社會主義國家。後來又證明，我們已經是‘發達社會主義’。問題是，1917年10月真的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了嗎？而所建立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嗎？”
“我的觀點是：在蘇聯取得勝利的是嚴厲的甚至是殘酷的極權主義制度。當然，它是在進化的，在斯大林死後，它的殘酷性有點削弱和緩和。但是，本質沒有變化。”
關於社會主義思想。“蘇聯的極權主義當然不能成為任何人的典範。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這種制度在蘇聯的勝利無論如何都不能成為反對社會主義思想的理由。”
“我的觀點是確定的：社會主義思想並沒有失去自己的意義和自己的歷史現實性。不僅是因為這種包含著諸如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概念的思想任何時候都不會消失，而且還因為人類社會的整個發展每天都有力地證實：對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對團結的要求並沒有消失，相反在增長。”
關於蘇聯的壹黨制和極權主義制度。“革命勝利後取締非***政黨和取消言論自由，是同民主絕裂的鮮明標記。在非常形勢下，可以采取作為臨時性的類似措施。而在社會生活中把壹黨制和‘觀點壹致’作為原則來實行則不可避免地導致事物正常進程的顛倒和專橫行為，並產生嚴重後果。
我認為，不管以什麽樣的理由證明1917年以後鎮壓和粉碎俄國的其他政黨是必要的，壹黨制的最終確立或許是最嚴重的錯誤之壹，它使十月革命未能成為有力的民主發展和國家真正繁榮的基礎。
到20年代末，蘇聯社會已完全被黨以及它的意識形態所壟斷。國內確立了鎮壓性的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的制度。”“……這種制度的特征是：否定政治多元論，‘黨-國’（壹體），在國家壟斷所有制基礎上的對國家進行包羅萬象的、嚴厲的和過度的中央集中管理。”
關於蘇聯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框架，斯大林意識形態的理論給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損害。”“提出建立壹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完全占優勢、絕對都是社會主義特征、社會主義力量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的問題未必是合理的和有前途的。”
關於改革時期的蘇聯***產黨。“在改革時期采取了對黨的活動進行實質性改組的方針和黨內民主化的方針，最後實行改變它在社會中作用的方針。但是，蘇***的結構、工作方法，它的名人統治集團浸透著舊的習慣、傳統和規則，以至於要對它進行改革和要把它轉變為壹個正常的政治組織都是壹件很困難的事情。……歸根到底，蘇***中央贊成民主化、政治多元化、自由選舉、建立混合的市場經濟、改革聯盟的聯邦等。後來，在1990年蘇***28大上，這都得到了批準。但是蘇***最終未能經受住成為改革黨的考驗。它實際上支持——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人以及許多州和地區黨委支持——1991年八月叛亂，從而對自己作出了判決。”
關於民族問題。“……如同在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裏壹樣，在民族進程中也出現了非常矛盾的東西。隨著國內確立了極權主義，各民族的文化特征開始被強行納入外來的意識形態框架內。由莫斯科強加的革命性變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壹種與多數居民的傳統和已經形成的精神相異的人為的產物。”
關於蘇聯年代的總結。“無論怎樣，革命都以它的所有代價給俄國帶來了歷史的革新，把俄國從封建專制主義過去的遺產中解放出來，使得國家開始了現代化。這樣做的時候依靠的是人民的智慧、勞動和英勇行為。忘記這壹切並簡單地把蘇聯政權的幾十年描繪成幾乎是憂愁的年代是不誠實的。……
是的，付出的代價是極其昂貴的。這是對的。而這首先是極權主義制度統治的結果，是斯大林主義及其後果的衍生物。過去年代最重要的教訓之壹就是要無條件地譴責和拋棄極權主義。……
事情的另壹方面是，蘇聯歷史再次證明，表面上如此穩定和強大的極權主義最終使國家註定要變得軟弱。同時，極權主義使人同國家、所有制、政治、文化相分離，試圖壓制社會中最微小的多樣性，使社會失去了自我發展的刺激，從而使自己註定要遭到失敗。
還有壹個從反面得出的結論是：只有民主能夠成為社會健康的和蓬勃發展的基礎，成為揭示和利用社會所有機會的基礎。”
由此可見，戈爾巴喬夫認為：第壹，十月革命後在蘇聯建立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而是斯大林的極權主義主義制度，而這種制度是必然要失敗的；第二，壹黨制和“觀點壹致”給社會帶來了嚴重後果。第三，蘇聯存在民族問題。各加盟***和國處於無權地位。第四，蘇聯年代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不能簡單地否定壹切。在蘇聯失敗的是極權主義主義制度，而不是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仍然是生命力的。
當然，很難準確地判斷戈爾巴喬夫上述觀點中哪些是改革前就有的，哪些是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哪些又是在蘇聯解體後總結出來的。
但是，不管怎樣，可以肯定的是，戈爾巴喬夫上臺時雖然知道蘇聯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困難甚至危機，但他並沒有壹套明確的完整的改革計劃。戈爾巴喬夫後來在坦率地予以承認後作了如下的辯解：“在社會發展基礎發生深刻的實質性變化的時期，提出某種先前制定好的“模式”或者改革的明確圖表不僅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但是，缺乏明確完整的改革計劃並不意味著戈爾巴喬夫改革是雜亂無章的。從後來改革的進程和戈爾巴喬夫的自述來看，他的改革是有榜樣的；他的改革設想和計劃是有著深刻根源和基礎的；他的改革決心和信心是極其強烈的。
他把赫魯曉夫看作改革的先驅。他說：“主要的是赫魯曉夫留下的東西——使斯大林主義名譽掃地。勃列日涅夫時期翻本的試圖破產了。已經無法恢復斯大林主義的秩序。這是開始改革的前提和條件。所以，我承認改革同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所做的事情有壹定的聯系。總之，我高度評價他的歷史作用。”因此，他實際上把他在80年代中期發起的改革看作是50年代赫魯曉夫改革的繼續。
他把持不同政見運動當作他改革的精神方面的基礎。他說：“改革成熟的明顯標記是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他們受到了鎮壓，被驅逐出國家，但他們的道德立場和他們所提出的建議（例如薩哈羅夫的思想）在為改革準備精神前提方面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他還從壹些外部事件和外部因素中吸取了壹些有利於形成他改革思想的東西。他對此是這樣說的：“應該說，對外因素也有自己的意義。譬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我們社會裏引起了深入的思考。……我要指出諸如勃蘭特的“東方政策”或以“歐洲***產主義”探索社會進步的新途徑等現象的作用。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在我們國家的深入思考——思考有關民主、自由與和平的價值以及它們的實現途徑。”
正是在總結蘇聯以往改革的歷史和吸取國外他認為有益東西的基礎上，戈爾巴喬夫形成了他自己有關改革的觀念和思想。
他初期改革的重點是在經濟領域。但是當經濟改革陷入困境時，他把視角轉向了政治領域。他認為，“那些年代，我們發展的辯證法就是，沒有社會的政治解放，沒有保障自由，也就是摧毀極權主義的政治結構，要在經濟領域進行重大改革是不可能的。”
政治改革的內容就是他所倡導的公開性和民主化。他要求“全面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性”，“徹底恢復列寧的公開性原則、社會監督、批評與自我批評”。[32]他主張“……致力於在當前條件下恢復新制度的列寧主義面貌，清除它的積垢和變形，擺脫壹切制約社會前進和妨礙它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潛力的東西。”這就是說，要在現存制度的範圍內，去除他所說的變形東西，恢復列寧主義原貌。
但是，隨著改革進程的發展，戈爾巴喬夫的思想和立場發生了極其重要的變化。他對現存制度產生了懷疑，認為改善現存制度是壹種幻想。他在後來的總結中說：“幻想在於，我那時就象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壹樣認為：通過完善現存的制度是能夠達到這壹點的[34]。但是，隨著經驗的積累，很清楚的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使國家受到損害的危機不是局部性的而是系統性的。發展的邏輯導致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是必須去完善制度，而是要深入到它的基礎中去並改變這些基礎。這裏指的是逐漸地向社會市場經濟過渡，向建立在法律和充分保障人權基礎上的民主政治制度過渡。”
由此看來，他在1989年提出要對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進行全面改造，其含義實際上已經不是改善而變更現存制度。其標誌就是實行差額選舉制、接受多元政治論和修改保障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的憲法第六條款。
這樣，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目的就由初期的改善現存制度轉變為後期的變更現存制度但同時保留經過革新的聯盟。用他的話說是：“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會有質的更新，在民主的道路上戰勝極權主義制度。”同時，他堅持認為聯盟是可以保留的。
但問題是，蘇聯這樣的多民族單壹制的聯盟恰恰是建立在現存制度基礎上的。動搖和瓦解了制度本身，也就等於開啟了蘇聯解體的閘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