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和1976年，壹些美國分析家寫道，莫斯科在戰略武器會談和歐洲裁軍問題上做出了妥協，重要原因是過去幾年中美關系的進展增強了在國際上的不安全感。另壹種意見則認為，美中關系如果發展得過於迅速，會使蘇聯人對美國的戰略意圖產生嚴重疑慮，以為美國已下定決心同中國結成反蘇同盟，因此向美國做出讓步是徒勞無益的。這壹時期的美蘇緩和似乎有希望，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看來傾向於後壹種意見。這表現在他們對於同中國建立戰略關系持謹慎態度，認為維持美蘇關系比發展中美關系更為重要。直到1978年，卡特政府基本上執行的仍是對中蘇“壹視同仁”的政策。
但是，美國政府實際上已經以秘密和審慎的方式，探索同中國建立軍事關系的可能性。這方面的計劃於1974年3月基本成形。壹些重要的政策藍圖，則完成於1976－1978年，其中包括如何逐步同中國發展軍事合作的詳細計劃。然而政府內跨部門的壹項研究報告反對近期內建立美中軍事關系。結論是，蘇聯與美國搞緩和，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減少中美聯合抗蘇的可能性。如果給蘇聯人的印象是蘇美緩和並未阻止中美聯合，莫斯科就會重新考慮對美政策。因此，美中軍事合作風險太大。1977年6月，該報告的內容被美國政府有意透露給《紐約時報》發表。
實力平衡的考慮 從尼克松、基辛格開始，美國外交決策者較為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實力在世界上的相對削弱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的必然趨勢。他們認為，根據國際關系中的均勢原則，在中蘇兩國之間應“扶弱抑強”。此外，越南戰爭結束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力量減弱，它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尚無力單獨抵禦蘇聯威脅，而中國牽制著蘇軍地面部隊的1／4，這對於維護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意義重大。
形象變化 在美蘇、美中關系同時緩和的時期，中蘇兩國在美國的形象都有所改善，但中國形象的改變更快，從過去“最危險的敵人”變成了“準盟國”。高層領導中，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領導能力和思想深度給美國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相形見絀。值得壹提的是，奉行現實主義外交路線的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未提出緩和美中、美蘇關系必須以中蘇改變國內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為先決條件。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則主要是針對蘇聯的。
1974－1976年的壹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公眾認為中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在未來十年內會有顯著增強，而美蘇兩國都不是正在走向強盛的國家。
尼克松政府對華政策的轉變,除為了維護其國家戰略利益之外,壹個重要的背景條件是來自白宮墻外的呼聲,這個要求改變舊的對華政策的運動是美國決策者調整其對華政策的另壹重要誘因.在美國,政府某項政策的制定,這項政策能否順利推行,能否取得成功,公眾的心理取向是壹個重要的制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