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人，我們現在知道我們的文明是可以死亡的。
我們聽說過壹些世界整個地消失，壹些王國連同其人、其器械直沈海底；它們跌進深不可測的世紀之底，帶著它們的神和法，它們的科學院和純粹及應用科學，它們的語法，它們的詞典，它們的古典派、浪漫派和象征派，它們的批評和批評之批評。我們深知整個兒地表由灰燼構成，而這灰燼是意味著某種東西的。我們透過歷史的厚度瞥見壹些幽靈般的巨船，上面載滿了財富和精神。我們不能盡數。然而說到底，這些毀滅不是我們的事。
艾拉姆，尼尼微，巴比倫，都是些美麗然而模糊的名字，這些世界的徹底毀滅和它們的存在本身壹樣，都對我們具有很少的意義。但是，法蘭西，英吉利，俄羅斯……也是些美麗的名字。盧齊塔尼亞也是個美麗的名字。我們現在看到，歷史是壹個深淵，足以容得下全世界。我們感到文明和生命同樣地脆弱。把濟慈的作品和波德萊爾的作品與米南德的作品聯系起來的種種情況完全不是不可思議的： 它們都在報刊上。
還不止於此。新近的教訓還更全面。我們這壹代根據自身的經驗知道，最美的和最古老的東西，最絕妙的和最有條理的東西都能意外地消亡；它在思想、常識和感情方面看見發生了壹些奇特的現象、不合常情的意外的成就、對事實的粗暴的欺瞞。
我只舉壹個例子： 德意誌各民族的巨大效能造成的災難要甚於懶惰產生的罪孽。我們親眼目睹自覺的勞動、最堅實的教育、最嚴肅的紀律及其遵守用於實現種種駭人聽聞的意圖。
沒有如此的效能，就不會有如此的暴行。無疑，必須有很多的知識方能在如此短的時間裏殺死那麽多的人，揮霍那麽多的財富，毀滅那麽多的城市；然而，所需之精神上的才能亦不可稍少。知識和責任，難道妳們是可疑的嗎？
因此，精神的帕薩波利斯並不比物質的蘇斯所受的侵蝕少。並非壹切都已逝去，然而壹切都已感到正在消亡。
壹陣不尋常的戰栗掠過歐洲的骨髓。它通過它所擁有的全部思想著的內核感到，它認不出自己了，它不再像自己了，它要失去意識了——壹種通過幾個世紀的可以承受的不幸，通過幾千個第壹流的人物，通過無數地理的、種族的、歷史的機遇獲得的意識。
於是，——仿佛為了絕望地捍衛其生理上的存在和擁有，它的全部記憶又模模糊糊地浮上來了。它的偉大的人和偉大的書雜亂無章地再度出現在它的面前。人們從未像戰時讀得那麽多、那麽熱情： 問問書商吧。人們從未祈禱得這樣勤、這樣深： 問問教士吧。人們呼喚過所有的拯救者、所有的創始者、所有的保護者、所有的殉道者、所有的英雄、所有的國父、所有的聖女、所有的民族詩人……
在同樣的精神混亂之中，出於同樣的焦慮，文明的歐洲眼看著它無數的思想迅速復活： 教義，哲學，異質的觀念；三百種不同的解釋世界的方式，壹千零壹種色彩的基督教，兩打實證主義： 精神之光的全譜展現出互不相容的顏色，用壹種矛盾的怪光照亮了歐洲靈魂的末日。正當發明家在他們的形象中、在昔日的戰爭年鑒中狂熱地尋找掙脫鐵絲網、挫敗潛水艇或使飛機的飛行陷於癱瘓的方法之時，靈魂卻壹邊呼喚著它所知道的所有咒語，壹邊認真地審視著最為怪異的預言；它在回憶、以往的行動、先人的態度的全部記載中為自己尋找藏身之地、種種跡象和安慰。這乃是憂慮之盡人皆知的產物，是頭腦的方寸大亂的舉動，它從現實奔向噩夢，又從噩夢返回現實，驚恐萬狀如壹只被夾住的耗子……
軍事的危機也許已經結束。經濟的危機正全力發展；然而精神的危機更為微妙，由於其本性而呈現出最具欺騙性的表象(既然它是在虛假王國的內部進行的)，這種危機使人難以把握其真正的程度，即其階段。
沒有人能夠說出明天在文學上、哲學上、美學上什麽將死亡，什麽將生存。誰也不知道什麽觀念、什麽表達方式將被登入死亡名單，什麽新觀念和新表達方式將被宣布出來。
當然，希望還在，而且小聲地歌唱著：
Et cum vorandi vicerit libidinem
Late triumphet imperator spiritus。
然而，希望不過是人針對其精神之精確預言的懷疑罷了。它暗示著壹切與人不利的結論都應該是他的精神的壹種錯誤。但是，事實是清楚的，無情的。有幾千年輕的作家和藝術家死了。壹種歐洲文化的幻想已經破滅，知識已被證明不能拯救壹切；科學已在其精神的抱負中受到致命的打擊，其應用之殘忍等於讓它蒙受了恥辱；理想主義原本勝得不易，又因其夢想而內傷深重；現實主義已經失望，潰敗，被弄得渾身是罪惡和錯誤；貪欲和克己都遭到嘲弄；信仰在不同的陣營中混為壹團，十字反對十字，新月反對新月；懷疑論者也被如此突然、如此粗暴、如此動人心弦的事件弄得啞口無言，玩弄我們的思想就像貓玩弄老鼠，——懷疑論者丟失了他們的懷疑，找到了，又丟了，不知如何駕馭他們的精神的運動。
船的搖晃如此劇烈，燈無論吊得怎麽好，最終還是掉了下來。
使精神的危機如此深刻和嚴重的，是它所面對的病人的狀態。
我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說清楚歐洲在1914年的精神狀態。而誰又敢為這種狀態勾畫壹幅圖畫呢？主題是巨大的；它需要各方面的知識，需要無窮的信息。再說，當事關壹個如此復雜的總體的時候，復原過去，哪怕最近的過去，其難也與構築未來、哪怕是最近的未來之難相若；或者更可以說，其難是壹樣的。預言家和歷史學家成了壹家人。那就讓他們待在壹起吧。
我現在只需要模糊而籠統地回憶起戰爭前夕人們之所思、當時所進行的研究和出版的書籍。
如果我因此而略去所有的細節，局限於簡單的印象和壹種瞬間的感知所能提供的自然的整體，那麽我之所見將——空無壹物——，空無壹物，盡管這是壹種無限豐富的空無壹物。
物理學家告訴我們，在壹個接近白熱的爐子裏，如果我們的眼睛還能存在，那麽它之所見將——空無壹物。任何光差都不存在，空間的位置亦不能辨別。這種內藏的巨大的能導致看不見，導致難以覺察的相等。而壹種這樣的相等不是別的東西，正是理想狀態下的混亂。
那麽，我們精神的歐洲的這種混亂因何而成？——因為最不相似的觀念、最相對立的生活和認識原則在有文化的人中自由的***存。這正是壹個現代時期的特征。
我不反對普及現代這個概念，也不反對用這個名稱指某種存在方式，我不想把它當成當代的純粹的同義詞。在歷史中有壹些時候和地方，我們這些現代人是可以進入的，不會過分地攪亂那些時代的和諧，不會出現壹些非常奇特、非常顯眼的東西，以及壹些令人反感的、不協調的、不可同化的人。我們的進入若能無聲無息，我們就差不多是在自己家裏了。顯然，圖拉真的羅馬和托勒玫的亞歷山大比許多別的地方更容易吸引住我們，這些地方雖然在時間上不那麽遙遠，但因其唯壹的風俗類型而更具特殊性，完全適應於壹個種族、壹種文化和壹種生活制度。
好吧！1914年的歐洲可能已到了這種現代主義的邊緣。某壹階層的每壹個人都是通向各種輿論的壹個十字路口；任何壹位思想家都是各種思想的壹次普遍的展示。有壹些精神方面的著作，其抵牾和矛盾的沖動之豐富令人想到當時各首都的發瘋的照明之效果： 眼睛發燙，不勝其煩……為了讓這種狂歡成為可能，被確立為人類最高智慧和成就的形式，需要多少物質、勞動、計算、被掠奪的世紀和加在壹起的異質的生命呢？
在這個時代的某本書裏——而且並非最平庸者——人們毫不費力地發現： ——俄國芭蕾舞的影響，——些許帕斯卡爾的陰郁風格，——許多龔古爾式的印象，——某種尼采的東西，——某種蘭波的東西，——與畫家過從所產生的壹些後果，有時則是科學出版物的口吻，——壹切都散發著壹種無以名之的、難以確定其程度的英國味兒！……順便看看這種大雜燴的每壹種成分吧，人們肯定會發現別的東西。再去找這些東西是沒有用的： 那將是重復我剛才關於現代主義的言論，檢點歐洲的全部精神史。
現在，站在艾爾西諾的廣闊的階地上，從巴塞爾到科隆，直至紐波特的沙地、索姆河的沼澤、香檳省的白堊、阿爾薩斯的花崗巖，——歐洲的哈姆雷特望著幾千個鬼魂。
然而，這個哈姆雷特是壹位知識分子。他思考著真理的生與死。我們的討論的所有對象都是他的幽靈，我們的光榮的所有名目都是他的悔恨；他被發現和知識的重量壓倒，不能重新開始這種沒有限制的活動。他考慮著重新開始過去給人帶來的煩惱和想要永遠創新的瘋狂。他在兩個深淵之間蹣跚，因為兩種危險不斷地威脅著世界： 秩序和混亂。
他拿起壹個骷髏，就是壹個名人的骷髏。——Whose was it？——這個是雷納爾佗的。他發明了飛人，但是飛人並沒有準確地為發明者的意圖服務： 我們知道，今天，飛人騎上他的大天鵝(il grande uccello sopra del desso del suo magnio cecero)有了別的用處，不再是到山頂取雪，天氣熱的時候往城市的街道上撒……另壹個骷髏是萊布尼茲的，他夢想著普天下的和平。這個是康德的，Kant qui genuit Hegel， qui genuit Marx， qui genuit……
哈姆雷特不知道該拿這些骷髏怎麽辦。然而把它們扔掉如何！……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嗎？他那極其清醒的精神凝視著從戰爭到和平的過程。這個過程比從和平到戰爭的過程更隱晦、更危險；所有的民族都因此而惶惶不安。“而我呢，”他對自己說，“我，歐洲的智力我將變成什麽？……什麽是和平？和平也許是事情的這樣壹種狀態，人之間的自然的敵對不是體現為戰爭造成的破壞，而是表現為創造。那是創造的競爭的時代，是生產的鬥爭的時代。而我，我不是疲於生產了嗎？我不是耗盡了極端的探求的欲望嗎？我不是濫用過巧妙的混合嗎？應該將我的困難的責任和超人的抱負棄置壹旁嗎？我應該隨波逐流、像波樂紐斯那樣嗎，他現在領導著壹家大報？像萊阿提斯那樣嗎，他在某地開飛機？像羅森克蘭茲那樣嗎，他頂著壹個俄國人的名字不知在幹些什麽？
“永別了，幽靈們！世界不需要妳們了，也不需要我了。世界將它那朝著壹個宿命的精確的傾向命名為進步，極力將死亡的好處和生命的恩惠聯系在壹起。某種混亂還占著優勢，但用不了多久，壹切都會清清楚楚；我們終將看到出現壹個動物社會的奇跡，壹個完美的、終極的蟻群。”
(郭宏安 譯)
註釋：
艾拉姆、尼尼微、巴比倫： 這三個地方都是著名古城，歐亞古代文明的發祥地。
盧齊塔尼亞： 西班牙古城。
濟慈(1795—1821)： 英國詩人。
波德萊爾(1821—1867)： 法國詩人。
米南德(約前342—前292)： 古希臘喜劇詩人。
帕薩波利斯： 波斯古城。
蘇斯： 伊朗古城。
拉丁文，大意為： 閱讀的欲望獲勝時，精神統帥便會獲得巨大的勝利。
圖拉真(53—117)： 古羅馬皇帝。
托勒玫(約90—168)： 古希臘天文學家。
龔古爾： 19世紀法國作家，兄弟齊名。
蘭波： (1854—1891)： 法國詩人。
艾爾西諾： 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劇情發生的地方。
雷納爾佗： 不詳。
意大利文，大意為： 壹只大鳥騎在另壹只大鳥的背上。
萊布尼茲(1646—1716)： 德國哲學家。
拉丁文： 康德產生了黑格爾，黑格爾產生了馬克思，馬克思產生了……
波樂紐斯： 《哈姆雷特》劇中人物，禦前大臣。
萊阿提斯： 《哈姆雷特》劇中人物，波樂紐斯之子。
羅森克蘭茲： 《哈姆雷特》劇中人物，廷臣。
賞析
“我們這些人，我們現在知道我們的文明是可以死亡的。”這句名言出自瓦萊裏先生之口。正值第壹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之時，人們滿心以為： 大戰結束，可以重整家園，壹切都將從頭開始，迎接人類的是嶄新的充滿希望的歷史新紀元。不想，恰在此時，那位詩人、文學批評家兼思想家——瓦萊裏先生，卻偏偏跟大眾唱起了反調，宣稱： 軍事危機雖然已經結束，經濟危機卻正全力發展，而比這兩種危機更為微妙的，會帶來更為嚴重後果的就是精神的危機了。這壹宣言具有爆炸性的效果。但請不要以為瓦萊裏先生是在刻意以唱反調的方式吸引大家的眼球，為自己炒作。首先，他不需要為自己再做廣告，因為僅憑他的詩集《海濱墓園》，他就已經足夠出名了；再者，在當時那樣的背景下，這樣的言語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很可能為他招來壹片反對甚至咒罵之聲。
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瓦萊裏堅持秉筆直書的力量源泉是不能不說是出於壹個思想者、壹名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遠見卓識、良知和責任感，因為他感到人類的歷史好似深淵，“文明和生命同樣地脆弱”，“最美的和最古老的東西，最絕妙的和最有條理的東西都能意外地消亡”。讓作者得出這壹頗具悲觀色彩的結論的緣由，當然正是發生在人類歷史上第壹次，也是人類進入現代文明以來的第壹次世界規模的殘酷大戰——“壹戰”。讓作者和全世界最為痛苦和最難以接受的是，這最不“文明”的行為方式，竟是出自最有教養、最有紀律、最“文明”的現代化國家之壹——德國。“德意誌各民族的巨大效能造成的災難要甚於懶惰產生的罪孽。我們親眼目睹自覺的勞動、最堅實的教育、最嚴肅的紀律及其遵守用於實現種種駭人聽聞的意圖。沒有如此的效能，就不會有如此的暴行。無疑，必須有很多的知識方能在如此短的時間裏殺死那麽多的人，揮霍那麽多的財富，毀滅那麽多的城市；然而，所需之精神上的才能亦不可稍少。”
可怕啊，可笑啊，可悲啊，人類孜孜以求的不正是用勤勞打敗懶惰，用教育擊潰愚昧，用文明取代野蠻嗎？可當這壹奮鬥目標逐漸向我們靠近時，我們卻意外地發現，原來，還有比懶惰、愚昧和野蠻更為可怕的東西，那就是精神上的空虛與混亂——精神的危機。壹陣不尋常的戰栗掠過“文明”的歐洲的骨髓，“它通過它所擁有的全部思想著的內核感到，它認不出自己了，它不再像自己了，它要失去意識了——壹種通過幾個世紀的可以承受的不幸，通過幾千個第壹流的人物，通過無數地理的、種族的、歷史的機遇獲得的意識。”
歷史的現實無情地、清楚地告訴人類：“知識已被證明不能拯救壹切；科學已在其精神的抱負中受到致命的打擊，其應用之殘忍等於讓它蒙受了恥辱；理想主義原本勝得不易，又因其夢想而內傷深重；現實主義已經失望，潰敗，被弄得渾身是罪惡和錯誤；貪欲和克己都遭到嘲弄；信仰在不同的陣營中混為壹團，十字反對十字，新月反對新月……”那麽，這種精神上的混亂是因何而成的呢？用瓦萊裏的話說，那是因為“最不相似的觀念、最相對立的生活和認識原則在有文化的人中自由的***存。這正是壹個現代時期的特征”。
這樣的判語實在是出自壹位“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有識之士的警告。與之同時誕生的，還有著名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沒落》。這些頗具遠見卓識的言論，不僅是對那場戰爭的深刻總結與反思，而且還成為20年之後人類文明史上更大規模、更殘酷的壹場大戰的不幸的預言。
(石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