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認為正是亞裏士多德完成了把善惡這組概念從形而上學的本體界拉回到現實世界的工作。從而把善惡問題變成了人的實踐問題，把善惡的根源都放在了行為者自身而不在外在於人的什麽地方。這樣，任何人在善惡面前都無法逃避自己的責任——善還是惡，其實都決定於自己——人就必須得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其次，亞裏士多德排除掉了世界和人的惡的源生性。根據柏拉圖的理論，世界和人之中都自然地包含著“惡”。而且，這種“惡”是現實世界和現實事物的本質所決定的，在現實世界是無法完全克服的。而按照亞裏士多德的討論，“惡”不是世界和人與生俱來的東西。善惡實際上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也就表明了惡是可以在現實的世界和人生中排除掉的。
與此同時，亞裏士多德討論善惡的這種方式本身對我們也構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啟發。
他不直接地談論“惡”，壹方面可能是因為惡是“多”，惡是不定的，沒有壹個固定的性質、特征，無法直接表述。而且惡實際上通過對善的描述已經可以很清楚地顯示出來了。
另壹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於倫理學就是要向人們展示善的、美好的東西，並告訴他們如何才能獲得這些東西。而對惡則談得越少越好，尤其是對於正在進行品性修養的年輕人來講更是如此。
另外，亞裏士多德在實踐中來談論善和惡，使得這種研究絲毫不流於空泛而具有很大的實踐性。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具體行為實踐中從他的善惡理論中獲得切實的指導。這大概也是亞裏士多德的整個倫理學理論對我們後世有如此巨大影響的原因之所在吧。
有意思的是，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對惡的探討，在中世紀幾乎被以奧古斯丁和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的神學家們完整地再現了壹次。早期教父哲學中柏拉圖式的“原罪”說，引起了經院哲學亞裏士多德式的反叛。
到了近代，伴隨著經驗主義科學思維模式的興起，道德開始從現實而不再從存在論、本體論的意義上來考慮，善惡都不再從事物的存在和本質上解說。但是，經驗畢竟是具體和個別的，受到特殊環境背景的巨大影響。
那麽，僅僅從經驗上能否為善惡提供普遍、統壹的標準和基礎呢？現代道德和政治學中，人們已經不再相信有壹個壹致的善觀念，趨向於對善的多元化理解。但是，假如善不是絕對而是多樣和變動的，我們又該如何識別和驅除現實中的“惡”呢？如何保證某種惡不會在某種角度下轉化為善，而某種善不會轉化為惡呢？
面對當代倫理學理論和實踐的這個困難，我們當然並不能簡單地重拾亞裏士多德的理論，但是至少，重新學習、吸收他理論的有益分子，並結合現實的理論和實踐來尋找解決現實困境的可能答案，是必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