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強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他簡直把“血誠”作為自己建功立業的根本與基石。
曾國藩不僅要求自己“須有壹誠字，以之立本立誌”，也處處以“血誠”要求與約束自己的下屬。他常常告誡自己：“知己之過失，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壹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糾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匿者，有不測之禍；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天下唯忘機可以消眾機，唯懵懵可以衤發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誠），馭天下之至紛者以靜。”
“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以誠為之本，以勤字、慎字為之用，庶幾免於大戾，免於大敗。”
曾國藩正是以誠取信於兵將，因而他最終取得大成功。
總之，“血誠”是曾國藩為人處世統軍治政的壹條重要原則，也是壹種至關重要的精神力量，曾國藩以此領軍，上下精誠團結協力同心，所以能取得最後勝利。而且，正因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將多忠心耿耿，寧死不投降，沒有壹人背叛過他。反之，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內部沒有血誠精神，以致相互勾心鬥角自相殘殺，軍心離散潰亂，其後期連上將韋俊等多人也相繼投敵，後更有八王叛殺譚紹光之舉，使好端端壹座杭州城，不費壹刀壹槍便拱手讓與宿敵，實令親者痛仇者快而遺恨千古。
後來，蔡鍔編輯《曾胡治兵語錄》時加上了壹條足以警醒國人的按語：
“吾國之心，斷送於‘偽’之壹字。吾國人心之偽，足以斷送國家及其種族而有余。上以偽驅下，下以偽奉上，同輩以偽交，馴致習慣於偽，只知偽之利，不知偽之害矣。……由偽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則無數惡德從之俱生，舉所謂倫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顧。嗚呼！偽之為害烈矣。軍隊之為用，全恃萬眾壹心，同袍無間，無容有絲毫芥蒂，此尤在有壹誠字為之貫串，為之維系。否則，如壹盤散沙，必將不戰自焚。社會以偽相尚，其禍伏而緩；軍隊以偽相尚，其禍彰而速且烈。吾輩既充軍人，則將偽之壹字排斥之不遺余力，將此種性根拔除凈盡，不使稍留萌蘗，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為將，乃可以當兵。”
曾國藩酷愛讀書，誌在功名。功與名，是曾國藩畢生所執著追求的。他認為，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為保持自己來之不易的功名富貴，他又事事謹慎，處處謙卑，堅持“花未全開月未圓”的觀點。因為月盈則虧，日中則昃，鮮花完全開放了，便是雕落的征候。因此，他常對家人說，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他稱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個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此外，他“常存冰淵惴惴之心”，為人處世，必須常常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時處處謹言慎行，才不致鑄成大錯，召來大禍。他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說道：“余自經鹹豐八年壹番磨煉，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還有，他始終認為：“天地間唯謙謹是載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奴手享受，則當謙退。若壹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壹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長久。
道光年間，曾國藩在北京做官，血氣方剛，年輕氣盛，加之壹路順風，平步青雲，傲氣不少，“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鹹豐初年，他在長沙辦團練，也動輒指摘別人，尤其是與綠營的齟齬鬥法，與湖南官場的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與陳啟邁、惲光宸的爭強鬥勝，這壹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強權的方式。雖在表面上獲勝，實則埋下了更大的隱患。又如參清德，參陳啟邁，參鮑起豹，或越俎代皰，或感情用事，辦理之時，固然幹脆痛快，卻沒想到鋒芒畢露、剛烈太甚，傷害了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無形之中給自己設置了許多障礙，埋下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隱患。
鹹豐七年在家守制時，經過壹年深刻的反省，曾國藩才開始認識到自己辦事常不順手的原因。此次反省之後，使曾國藩進壹步悟出了壹些在官場中的為人之道：“長傲、多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為樞機。”“歷觀名公巨卿，多以長傲、多言二端而敗家喪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壹傲字致敗；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壹惰字致敗。”他總結了這些經驗和教訓之後，便苦心鉆研老莊道家之經典，潛心攻讀《道德經》和《南華經》，經過默默的咀嚼，細細的品味，終於大徹大悟，悟出了為人處世的奧秘。這些貌似出世之書，實則講述了入世之道。只不過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則主張以迂回的方式去達到目的；申韓崇尚以強制強，老子則認為“柔勝剛，弱勝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水最柔，水唯善下方成海。塵世間唯大智慧者可善下，唯善下者從不諂上欺下，從不自高自傲，始終虛懷若谷謙退自如，方可成大氣候。水能屈能伸，它常悄悄然，從從容容，緩緩浸潤，滲透到許多最神秘的旮旯。看寬廣的大江，滔滔東去，浩浩然直奔滄海，沒有翻騰沒有咆哮沒有澎湃，坦然迂回在廣闊平原上，其理智，其涵養，其深沈，其寬厚，正如壹部活生生的《道德經》，滋潤著中華民族的智慧。千古哲思，至理名言，老子真是個將天下競爭之術揣摩得最為深透的大智慧者！曾國藩研讀得入了迷。塵世間許多棘手的事情，既然用直接的、以強對強的手法有時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間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達到目的，戰勝強者，且不至於留下隱患，為什麽不采用呢？他讀罷《老子》，又讀《莊子》，這其中深邃的哲理，浩瀚的智慧，都令他深深折服，悠然神往，心靈產生了許多難以言喻的***鳴。至此，曾國藩又終於悟出了老莊和孔孟並非截然對立的，兩者結合既能做出掀天揭地的大事業，又可泰然處之，保持寧靜謙退之心境。
同治元年，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三千裏長江水面，迎風招展的全是“曾”字帥旗。作為親率三四十萬人馬的湘軍最高統帥，他絲毫沒有飛揚跋扈、洋洋自得之態，反而處處小心，慎之又慎。請看他給弟弟的家書，便可知道他的當時心態。他諄諄告誡道：
我們家目前正處在鼎盛時期，我本人身居將相之位，沅弟（曾國荃）所統領的人馬有五萬，季弟（曾國葆）所統領的人馬有六千，近世像這種情況的曾有幾家？沅弟近半年以來，七次拜受君恩，近世像弟弟這樣的人有幾個？太陽上升到最高點以後就會向西偏，我們家現在也是最高最滿的時候了。管子說，鬥斛太滿則人概之，人太滿則天概之。我認為天概人是無形的，仍然要假手於人來概。霍光家族太盈滿，魏相來平滅他，漢宣帝也來平滅他；諸葛恪大盈滿，孫峻來平滅他，吳國君主也來平滅他。等到別人已經來平滅，而後才悔悟，就已經太遲了。我們家正處在豐盈的時期，不必等待天來平，人來概，我與諸位弟弟應當先設法自己來概。自概的方法是什麽呢？我想也不外乎“清（廉）、謹（慎、謙）、勤（勞）”三字罷了。沅弟過去在金錢的取舍方面不太斟酌，朋友們的譏議指責，其根源實際上都在這裏。去年冬天買犁頭嘴、栗子山（此二處均在湖南雙峰縣荷葉鄉。作者註），我也很不以為然。今後應該不亂拿壹分錢，不寄錢回家，不多饋贈親友，這乃是“廉”字功夫。內在的謙虛是看不見的，而其外在的表現主要有：臉色、言語、信函、仆從屬員，以後該在這四個方面下大力氣，痛加糾治，這是“謙”字功夫。每天臨睡之前，默默地計算本日勞心的事情有幾件，勞力的事情有幾件，就會覺得為國家所做的事情還不多，應當更加竭誠地為國效勞，這就是“勞”字功夫。
身為三軍統帥，能有如此胸襟，亦不是等閑之輩了。曾國藩如此穩慎如此謙恭，終能善始善終，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曾國藩功成名就之時，本打算在荷葉家鄉建富厚堂以作“終老林泉之所”，後來聽說工程巨大，花費極多，嚇得他從不敢進富厚堂的大門。此後十多年，壹直住在他的總督府，直到死在任所。他寫信嚴責弟弟及兒子費錢太巨，“余生平以大官之家買田起屋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爾行之。……用財太奢與我意大不相合。”並以此“深為浩嘆”。並寫信告誡紀澤兒：家中新居富厚堂，莫作代代做富之想。“門外掛匾不可寫‘侯府’、‘相府’字樣。”在那綿延數百裏山谷之間，廣大老百姓都是低矮的茅屋，獨有富厚堂金碧輝煌勝似皇宮，因而曾國藩考慮再三，他堅持不回故居了，故居留給他妻子、兒子、媳婦、孫兒、孫女們住好了。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之後，他更穩重處事，對待同僚及下屬都註意處處謙讓；對手中的權力，也常常辭讓。自從鹹豐十年六月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國藩深知自己地位漸高，名譽漸廣，便多次上奏請求減少自己的壹些職權，或請求朝廷另派大臣來江南會辦。攻克南京之後，立即裁減湘軍，又令弟弟曾國荃回鄉下停職反省。“低頭壹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已壽斯民復壽身，拂衣歸釣五湖春。”在極樂大喜的日子裏，曾國藩時刻不忘給自己及諸弟狠敲警鐘，天衣無縫地消除隱憂，顯示了過人的清醒與才能。同治六年正月，曾國藩再三告誡弟弟國荃道：“弟克復兩省，勛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為深固……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目的是常懷謙退，永葆“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