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現孟子民本思想的名句

“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仲尼既沒之後，田氏代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_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茍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候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仿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竟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1]從上文可以看出，孟子生活的年代是壹個道德淪喪，社會秩序混亂的歷史時期。戰爭頻繁，各國之間民眾的數量壹直在不斷減少，君主都在感嘆百姓數量的不足。所以孟子針對當時的情況，提出以民為貴的思想。王夫之認為孟子經過了充分的審時度勢從而提出了民本思想，“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因時之論也。當其時，文、武之澤已斬，天下忘周而不以為君，則君子雖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則介在戎狄，無異於酋帥，殺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輕也。君與社稷輕，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無與立命，則茍有知貴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復以君臣之義責之，而許之以為民主可也。”[2]孟子生活的戰國時期，周朝在百姓心中已失去了君主的地位與威望，諸侯紛爭，遂起戰亂，造成“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的局面，此時“有知貴民”者則可為王得天下。面對上述環境，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範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也。”[3]可見孟子急於改變現狀的願望，退而求其次，根據君主的喜好，引導他們的愛民之心。所以孟子主要是強調與民同樂的重要性，重視百姓的感受，這樣可守住疆土，維持國家的安定，實為情勢所迫。來源：錦繡·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