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 SSU NIEN怎麽樣

到華盛頓開會要坐上五個小時的飛機，路程既長又無聊，我總是要帶點兒東西讀讀，可是自己專業的讀物實在無味，便挑了王汎森的《傅斯年》（Fu Ssu nia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在路上看，書不離手地壹直看到飛機降落在杜勒斯國際機場。掩卷之余，發覺自己對汎森兄又增添了不少認識，也對這本著作表現出來的學識相當佩服。 十幾年前的1992年，我曾經和當時正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的羅誌田兄，為汎森兄的另外兩本書，即《章太炎的思想》和《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寫過壹個小小的書評，發表在當時的《讀書》雜誌上。當時，我們就都覺得汎森兄學識與功底俱佳，那兩本書也確實不同凡響。鬥轉星移，轉眼十幾年過去，汎森兄不僅榮膺中研院院士，還當了史語所的所長，誌田兄從四川大學教授轉任北京大學教授，我因為專業關系離歷史學越來越遠，平時，最多也只能挑壹些熟人所著史學書籍閑讀，來輕松壹下始終緊繃的弦，不過，當我讀了汎森兄的這部英文著作後，仍然忍不住技癢，寫下壹些已是外行的感想。 壹作為壹個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壹個歷史學家、壹個政治和社會評論家、壹個學術組織者，傅斯年可能是20世紀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最充滿色彩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壹（5頁）。關於傅斯年已經有不少論著，不過，我所看到的幾種都不愜人意，不僅見識不高，對於傅斯年的“古史重建”了解較淺，對傅斯年影響現代中國學術的估計也不足，對傅斯年的政治情懷和民族意識體會更不深，像汎森這樣占有大量資料的研究更不多。汎森兄在重建傅的Life history時，所依據的資料，不僅有各種版本的傅斯年文集（如1952年臺灣大學出版的《傅孟真先生集》5冊；1967年文星書店出版的，增加了43篇論文的《傅斯年選集》10冊；1980年由俞大采撰序，又增加了9篇文章的《傅斯年全集》7冊），還擁有各種新發現的傅斯年文字、私人訪談和各類紀念文章，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他可以利用保存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包括五個櫃子四千多件的傅斯年檔案（簡稱“傅檔”）。我註意到壹個細節，因為近水樓臺的緣故，汎森可以直接讀到傅斯年所藏王國維《觀堂集林》和《古史辨》，從書的空白處傅的批註中，可以看到傅對王國維和顧頡剛的感覺（108頁，115頁的註），而這些資料的使用，不僅使這部著作成為有關傅斯年人生最翔實可靠的傳記，也使這部著作成為有關傅斯年學術最深刻的探索。 毫無疑問，在研究傅斯年的時候，首先應當談論他關於“古史重建”的見解，因為傅斯年進入現代中國學術世界的時代，恰恰是有關古史的大辯論時代。那個時候的古史辨運動，使得顧頡剛對古史的懷疑成為主流，就連此前人在國外的傅斯年，也曾支持過古史辨運動，很羨慕顧在史學界稱“王”。根據徐旭生的描述，在1920年代，這是壹個大潮流。中國各大學歷史系除了信奉古史辨者之外，其余所剩無幾，有的人甚至激烈到認為，漢平帝以後才有信史，以前皆為偽造。但是，傅斯年回國不久，他卻成為顧頡剛這壹歷史觀念的批評者，汎森兄在書中（124頁）提到，傅曾寫過壹個小故事以諷刺他的朋友顧頡剛和錢玄同，他指出：“傅氏最重要的貢獻之壹，就是他將古史的研究重新開啟”，他努力地從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如《左傳》、《國語》、《周禮》等等，他在中山大學給學生講課時就指出，“偽造”二字，並不都能適用於被發現的古史料矛盾上，漢代儒生尤其是劉向、劉歆父子在編定文獻時也許有錯，但並不是故意“偽造”。汎森兄在書中說，“是顧頡剛將古史舊的大廈推倒，卻是傅斯年用碎磚重建了古史”（99頁）。 走出疑古思潮，來重建古史，並不等於是重新恢復傳統的古史觀，傅斯年所重構的古史圖像與傳統大相徑庭，汎森特別指出的是，讀者應當註意到，傅在重新拯救古史中，作為學術領袖，曾在歷史、起源和文明方面，都有相當有意義的舉措和論述。 汎森兄指出傅斯年關於古史的壹個重要舉措，就是通過現代的考古發掘證明古代中國文明與歷史。很少有人把中國輝煌的考古發掘和傅的遠見卓識及領導才能聯系起來，也很少有人提到後來幾乎所有考古界的頭面人物包括夏鼐都是歷史語言研究所訓練出來的。其實，從壹件小事就可以看到傅的重要性，他任命李濟取代董作賓去領導安陽發掘，這便是壹個重要的決定。如果說，擅長古文字研究卻未必精通現代考古的董作賓仍在“掘寶”，即“金石學”和“挖古董”的意識中操作，並不知道考古分層的意義遠在甲骨片數之上，那麽，由考古學家李濟領導的安陽發掘，不僅證實了殷代甲骨的可靠性，而且證實了殷商已經進入青銅時代，還反駁了中華文明西源論。眾所周知的是，這種中華文明西源論，自從拉克伯裏（Terrien de Lacouperie）以來，曾經被章太炎、劉師培所接受，和古史辨的觀念壹樣，***同形成了對古中國文明和古代中國史的瓦解。 汎森兄指出傅斯年關於古史的壹個重要論述，是以“夷夏東西說”重建了中國文化起源的多元論。當然，顧頡剛是率先懷疑三代壹脈的線性傳承的學者，但是汎森註意到，雖然他啟發了傅斯年把原來的壹元古史說分解成了多個過程，傅斯年也曾在1920年代支持過古史辨運動，但他在1930年代就已經改變了看法。汎森兄曾看過壹個傅的筆記本，上面有題為“虞夏兩系統”的筆記，也許就是後來著名的《夷夏東西說》的草稿大綱，他說，傅和顧頡剛不同的是，“顧頡剛把舊的大廈推倒，而傅斯年用碎磚重建了多元論”（99頁）。傅斯年提出，三代並非縱向線性嬗遞，而是橫向展開的，古代總有兩個民族常常爭鬥，舜是東方部落的首領，而禹是西部部落的首領，他認為文化是從東到西傳播的。同時他也瓦解了殷的腐敗和周的聖潔這種“歷史進步”說法，這種殷周文明論述，不僅是古代正統歷史家的說法，也是自王國維以來壹直是現代史學界的觀點，但傅卻對東方的殷商文明給予很高的評價。 這種“文化多元說”在1927年深受廖平影響的蒙文通那裏就提出過（可參看其《古史甄微》），但是蒙文通的文字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主要是因為他完全依賴文字材料，後來經由1934年傅斯年用考古發掘與文字資料並重的研究，也許還經由1943年徐旭生通過神話傳說的研究（可參看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關於華夏、東夷、苗蠻的見解），才真正重新奠定了多元古史源流的新見解。“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的有趣巧合，就在與他們全都在對古史辨作出回應，他們全都將非正史的資料視為比正史更有價值。這壹對史料評價的立場逆轉，幫助打破了古史研究的僵局”，不過，汎森兄還細心地指出，壹方面，傅斯年在歐洲遊學的經歷也許對他有很深的影響，因為歐洲是多民族所組成的（105～106頁），傅的公式就是“歷史就是種族和地理的乘積”（106頁），另壹方面，傅對中國文化起源於山東的說法甚為固執，“這種努力似乎部分源於他對故鄉山東的浪漫情結，但是傅的方法的嚴謹以及他對求證的執著，使他的理論超越個人情感的內容和誠懇”，因此他並不僅僅像蒙文通和徐旭生那樣，只是通過史料互證來完成他的假說，除了對考古發掘與文字資料的綜合使用外，他對東方本地文化傳統的認識，對歐洲歷史的感受，使他並不同於前二人。汎森兄的這壹對比相當獨到，通過他對蒙文通（1927）、傅斯年（1934）、徐旭生（1943）這壹對比，我們清楚地看到，傅斯年關於古代兩個部落群體常相征伐的說法，直接與三代壹脈和諧相承的傳說相抵牾，粉碎了所謂“十六字心傳”的神聖系譜，也改變了文明由西徂東的慣說，指出了文化的由東向西，這讓我們了解到為什麽傅斯年的影響最巨。 領導考古發掘，提出夷夏東西說，可能是傅斯年重建古史的重要貢獻，徐旭生、王獻唐以及拉鐵摩爾都受其影響，與傅***事的三位考古學家李濟、夏鼐和高去尋也始終堅持龍山文化有其獨立本源，雖然張光直早年曾經因為龍山文化在仰韶文化之上而傾向壹元論，但在他1986年的《古中國考古》第四版中，也放棄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壹元論。可是，這種重要貢獻卻曾經被有意或無意地遺忘。盡管安陽考古由傅斯年直接領導，傅斯年領銜的《城子崖》（1934）出版，曾是夏鼐承認的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事件，但是“文革”結束時夏鼐談中國考古學與安陽發掘，竟然沒有提到傅斯年的名字。而1987年逄振鎬寫《東夷古國史論》，明明用了傅斯年關於東夷的觀點，卻連壹點點Credit都沒有給傅斯年（7頁）。 二中國現代歷史學的革命，始於顧頡剛而完成於傅斯年，換個說法就是“從破壞到重建”。汎森兄很早在《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中就指出，這壹過程是現代中國學術的逐漸形成歷史。在本書中，他利用能夠掌握的檔案材料，為我們描述了顧頡剛和傅斯年由同盟到交惡的過程，因為這壹過程並不只是個人恩怨，而是折射著那壹時代中國歷史學界的變化。 1986年，劉起在《顧頡剛先生學述》中曾經認為，傅與顧的交惡，是因為顧頡剛在沒有得到同意的情況下，公布了傅斯年的壹封信，這封信中傅斯年稱顧在“歷史學稱王了”。事情當然沒有那麽簡單，根據史語所保存的檔案，汎森兄在書中清理了這壹過程，傅當然是壹個競爭心很重的學者，在給胡適的信中，他也確實暗示了不願折服於顧的歷史學威望之下，但是更應當註意的是，他的古史觀念確實與顧不同，汎森兄看到傅在自己所保存的《古史辨》的空白處對顧的批評，這壹對古史的差異觀念使得他和顧分道揚鑣，在古史研究上另辟蹊徑，汎森兄也註意到檔案中保存的1926年傅斯年關於五等爵的筆記和草稿中有對歐洲貴族制觀察的痕跡，顯然，有留學經驗的傅斯年和未出國門的顧頡剛相當不同，也許正是這種經驗，最終使他們各樹旗幟。 和顧頡剛逐漸“轉向民間”也不同，從1937年起，傅斯年開始“轉向經典”，對儒家道德哲學起源的探索，因為這是中國人文思想的初始和儒家道德哲學的源頭。汎森兄書中指出，《性命古訓辨證》不僅是歷史學與哲學方法理想的結合，而且在看上去嚴謹的學問中，實際上有傅斯年的現實關懷。有的傅斯年研究者竟然完全忽略了它的意義。其實，如果註意到傅在1919年即五四時代所編的《新潮》英文名為The Renaissance，註意到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人們就可以發現傅的這壹學術考證隱含的現實含義。早在1928年，傅就認為，“仁義”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的，所以他向來比較誇獎荀子而不很認同孟子，對於宋代以來儒者繼承發揚孟子的心性說，傅是很不贊同的，他對新儒家即理學的蔑視，可以從賀昌群和傅的學生孫次舟給傅的信中看到，據說，勞榦就曾提到，傅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從不發表有關新儒家的東西。他也像阮元《性命古訓》壹樣，試圖給它做壹個追根溯源的歷史考察。不過，汎森兄比較了阮元和傅斯年的研究，指出傅、阮的差別，在於傅用了考古與金文的證據，而阮只用了古代書面文字的材料，阮元只是指出了“性”和“命”並沒有神秘的意思，而傅認為這兩個字壓根就沒有在西周典籍中出現，盡管這兩個字的今義已經在東周可能出現，但直至漢代，“令”和“生”並沒有被“命”和“性”所取代，是五經先秦的傳抄者將這些字按照後來的意思抄寫而成的。 將古聖人之說非倫理化，這是傅的壹大貢獻，在那個時代，接觸考古和甲骨的李濟、董作賓、徐中舒，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很多倫理思想從未出現在殷商時代，至於“心”、“性”這樣的文字，也只是在周中期才有。這些說法顯然可以幫助傅較阮更進壹步，把這些倫理化的聖人思想放回歷史。汎森兄在傅斯年的幾篇未刊手稿中也看到，傅的這種非倫理化的傾向，他還用張政烺給傅的信，說明傅斯年“去神秘化”的決心。張在信中指出，他對金文的研究，支持傅的想法，就是“命”字在金文中並沒有任何特殊的神秘指謂。而傅也指出，盡管儒家尤其是新儒家壹直反對“生之謂性”，他發現在文獻和銘文中，“性”總是作“生”，並沒有任何道德倫理內涵，“命”與“令”的本意，並沒有“歸屬”之意，而“人”字並沒有廣義的“人”的意思。至於很多古禮，則源於初民之圖騰部落的儀式，但這些儀式後來在春秋時代被理想化了，比如《詩經》中的“有物有則”，其中的“物”字，可能是指性圖騰，壹旦這些被冠以聖人名義的倫理思想“去神秘化”，還其本來面目，也許更能讓人看清其歷史中的意義（參看第四章）。 這壹關於性命古訓的考證受到很多人的重視，像汎森書中就註意到，在《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收有陳垣給他兒子的信，信中陳垣曾說，讀完《性命古訓辨證》，才知道自己的學問落後了（126頁註）。 三傅斯年曾經說，自己“不能離學術太遠，也不能在學術裏呆太久”，這也許是五四的歷史記憶和中國的社會現實使然，汎森兄引用這句話指出傅斯年遊離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困境，作為壹個從五四運動中走出來的學者，傅斯年對於身邊的政治和實現的中國，始終不能忘懷，這是使他最終走上政治道路的原因。本書的第五章《五四心態的負擔》，就討論了他為抗日戰爭而撰寫《東北史綱》，也討論了他心中深切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反傳統思潮的糾葛，也涉及民族危亡之中文化認同的需要，傅是壹個積極進取的人，也是壹個有社會關懷的人，他無法局限在純粹的、學院的學術世界中。 確實，1942年傅斯年參政之後，“就再也沒有發表過任何嚴肅的學術研究”，不過，他卻參與了中國那壹段現代政治的風雲。他是政府弊病的批評者，也曾平息昆明學生騷亂，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和臺灣大學校長時，對漢奸或附逆者的嚴厲舉措，都反映了這個被叫做“傅大炮”的學者高度的政治熱情和嚴厲的政治倫理。汎森兄書中引用了很多資料，記錄了傅斯年在學術研究之外的各個方面的身影。舉壹個有趣的例子，如書中記錄1945年7月傅斯年與黃炎培等國民參政會代表訪問延安，7月1日，傅斯年與毛澤東這兩個五四時代崛起的弄潮兒，曾經在窯洞中徹夜長談。傅斯年說，毛是宋江式的人物，是大反叛，如同劉邦、項羽壹流，而自己只是小反，是陳勝、吳廣之類，毛聽這話便大喜，親筆寫了唐代章碣詩“劉項原來不讀書”送給傅斯年。書中感嘆道，“這兩個五四青年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壹個成為學者，另壹個選擇了做 不讀書 的，這個分歧在三年後，當毛在其《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裏宣布傅斯年為戰犯時，終於展現出來”（171頁）。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傅退出學術舞臺。就我閱讀的感受說，此書最精彩的，可能也是大部分傅斯年研究者未能問津的，是有關傅斯年與史語所、北大及臺大的故事。人們盡可以批評傅在後半生太過旁騖，太入世參政，但是壹個剛出道就和五四有著深刻聯系的學者，恐怕很難僅僅躲在“象牙塔”中。在序言中，汎森兄就說到，他試圖在兩個較大的現代中國思想史背景中，討論有關傅斯年的話題，壹是把傅斯年放在五四運動偶像破壞（cultural iconoclasm）的初期興起與後來變化背景中論述，二是把傅斯年放在建設中國學術社會的成功與挫折中去觀察（8頁），在這壹點上，傅斯年和陳寅恪畢竟不同。 四最後要說到的是資料。前面提到汎森兄對傅斯年資料的收集和使用，使得這部書成為關於傅斯年的最有權威和最可信的傳記。汎森兄不僅掌握傅斯年在史語所的各種檔案，而且能夠讀到原來不曾公開的書信和筆記。比如，他曾通讀上千封傅的來往書信，這對傅的生命史和交往錄，才能有深切的了解；又比如，大量檔案中從未有他與左翼史學家的往來書信，似乎也可以看出，他在歷史學界提倡“史料即史學”的傾向，與左翼史學“強調歷史要為現實服務”的差異；再比如，由於只有壹封信中提到何炳松，只有兩封提到錢穆，人們也可以看到他在學界立場上的遠近親疏。因此，讀者切不可忽略大量的腳註，這恰恰是王書的壹大特色，我真擔心以後的中譯本會將這些腳註刪除或簡化，實際上，這些腳註常常並不比正文遜色，有的腳註幾乎就是壹個小故事或者壹個小考證，有時候也許還是壹個重要的史料線索，或是壹個重要的補充論證。 順便再說壹些感慨罷。傅斯年是壹個眼光很高的人，他作為現代中國歷史學的Leader和Symbol，這使得那個時代的歷史學界有壹個標準，也因此成就了那個時代歷史學界的進步。通常我們都相信，做學問講究眼光（vision），做學問講究功底，做學問還得講究胸懷，傅斯年曾經評論張臯文說，他什麽都是第壹流，但都不是第壹人。傅斯年眼光甚高，但更難得的是傅斯年既有高的眼光，又有厚的功底，還有大的胸懷。學術世界中，有的學者如劍俠，單打獨鬥可能是高手，可有的學者如領袖，仿佛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在中國現代學術界，前者能夠數出不少，但後者不多，傅斯年算得上是壹個善於集眾工作（collective work）的人。今天我們常常會提到傅斯年的《史語所工作旨趣》，提到他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提到他的民族史學立場和關於“虜學”的議論，不過，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學有什麽可以數得上大進展的話，這些進展幾乎都與傅相關，汎森此書《塑造新史學》壹章中，以三個事例來證明傅斯年的遠見卓識，即安陽考古發掘、收購明清大內檔案以及堅持歷史學科的自主獨立和專業化。正因為如此，他去世後，史語所同仁給他的挽聯中才寫道：“廿二載遠矚高瞻，深謀遠慮，學術方基，忍看壹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閎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掩卷之余，唯壹覺得可惜的是，汎森此書以英文寫成，在劍橋出版，恐怕大陸學界壹時難得閱讀到。 Wang Fan shen,Fu Ssu nie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本文是葛兆光先生根據亡弟葛小佳2005～2009年筆記整理而成） 原刊《書城》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