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名稱：中華原創醫學思維與養生之道
所屬學科：中醫
實施單位：中國民間中醫醫藥研究開發協會
項目對象：醫務工作者和普通養生愛好者
項目目的：糾正受訓醫務工作者和養生愛好者在認識論上的誤區；樹立正確的中華原創醫學方思維方法；明確中華原創醫學文化對提高全人類生存質量的潛在價值；提高受訓者指導全民養生的理論修養及實際工作能力；普及養生文化的知識以改進醫患關系，有效降低醫療保障系統的壓力。
該項目2010年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批準的國家級中醫藥繼續教育項目。2011年，該項目轉變為公益性繼續教育項目。
補充信息：針對進入2010年以來愈演愈烈的“養生”、“食療”亂象，本項目認為其根本原因是中醫喪失喪失了自己的價值評估體系，這個價值評估體系，就是中華原創醫學所遵循的指導思想：東方文明整體觀。在此簡單地對養生和食療做壹個簡單的介紹。 （閱讀提示：食療和藥膳屬於養生，但並非其主要內容）
整個中醫學說就是廣義的養生學。《呂氏春秋》中將醫學定義為“生生之道”——前壹個“生”是動詞“提高”，後壹個“生”是名詞“生命力”，“道”是根本性的規律。什麽叫醫學？就是人類提高自組織、自康復能力的學問，或者說提高人的生命力，從而消除疾病的學問——因此有別於現代西方治療疾病的“醫學”。《黃帝內經》中黃帝與老師岐伯有壹段精彩對話。談到瘟疫時，黃帝問老師為什麽有些人被傳染了卻不得病，岐伯的回答是“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說整個中醫學就是大養生學。當然，這裏所說的中醫學是指中華原創醫學，而不是“壹代明君”康熙閹割華夏文明後已經面目全非的“現代中醫”。
狹義的養生學是指通過非藥物的方法達到提高自康復能力的學問。公元前五十世紀人天合壹整體觀的形成標誌著養生概念的成熟；公元610年，隋大業年間，當時的太醫令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集中論述了各種疾病的病源和病候，但書中沒有藥方，只列養生方、導引法213種。由此可知，中國從那時起就已經將養生作為治療的常規方法，並得到官方的提倡。
雖然說，整個中醫藥體系從《黃帝內經》時代就已經很成熟，但表達最精彩的要數漢武帝的叔叔淮南王組織編寫的《淮南鴻烈》。書中認為整個人體生命系統（古稱“器”）由三個要素組成：壹是形——“形者，生之舍也”，即人體生命的“房子”；二是神——“神者，生之制也”，即人的自組織、自康復能力，是生命的主宰（制）；三是氣——“氣者，生之充也”，氣是溝通形與神之間關系的使者，用今天的語言說，就是信息。排在第壹位的是“神”，其次是“形”，最後是“氣”，而且“壹失位，三者俱傷也”。中華原創醫學是這個原則，狹義的“養生之道”也是這個原則。那麽，如何來處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呢？《淮南鴻烈》講得很清楚：第壹，“將養其神”；第二，“和弱其氣”；第三，“平夷其形”。現在我們將“養生”局限為食療、藥膳，有以偏概全之嫌。養生養什麽？就是“養神”，或者說“養心”，或者說 “養性”。我們今天講的食療、藥膳，只是養生當中的壹部分，雖然它很有價值，但並非最重要的部分——因為第壹位是“養神”，第二位是“養形”。食療和藥膳實施的目的也是為了提高人體的自組織能力，也即“養神”。 也就是說現代人們所稱的“氣功”（嚴格來講應該是“醫學氣功”，古代又稱“導引”“養生”）是養生學最核心的內容。 （閱讀提示：當西醫的價值觀成為了中國醫學的主流價值觀，“藥食同源”被很多人認為是不科學的。）
“藥食同源”是中華原創醫學之中對人類最有價值的貢獻之壹。五谷雜糧，有益於人類而無害於身體，因而性“中”。這是中華原創醫學選擇食品最主要的標準。這個標準是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以實驗動物“檢驗”的客觀基礎上。
在這個標準裏，食品和藥品並沒有截然分開的界線。食品中略略離開“中”時就會偏涼（例如綠豆）或偏溫（例如豆豉）。如果偏離“中”較遠時，就是“寒”與“熱”。如果更遠離“中”的就是“藥”了，這就是涼藥或者熱藥的來歷。“寒者熱之，熱者寒之”，這是中醫的治療原則，得了熱病應該用涼藥，如果熱得不那麽厲害，就不壹定要藥了，用性偏涼食品（例如前述的綠豆）調節就可以了；反之亦然。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食療”了。
食療和藥膳並非同壹概念。前者使用食品進行調理，而後者則是將通常歸入“藥”範圍的變成可口的食品。比如“當歸生姜羊肉湯”，既是藥，但又是美味佳肴。對於身體虛羸，冬天手腳常冰涼者而言是再合適不過的首選了。
如果是極寒或者極熱者，就叫做“毒”了。比如同是豆類的“巴豆”，普通人只要誤食壹粒就會壹瀉如水，因為它性極熱，常用以治療極寒的病人。所以《黃帝內經》說治病是“聚毒藥以攻之”，而不是說“聚藥以攻之”。因此，無論食品、藥物甚至毒藥都是同源的，因為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將偏離正常狀態的自組織能力恢復到常態。
西方醫學則不然。凡藥就不能是食品，食品則不準說療效，至於“毒”就更加另類了。需要再次強調的是，中醫是“以人為本”的標準，而不是以實驗動物為“本”的標準。如果以通常西醫動物模型去檢測“巴豆”的毒性，結果相反，實驗鼠吃下“巴豆”不僅不瀉肚，而且會越來越發福，所以“以鼠為本”的所謂“客觀”的標準，並非萬全。
兩種不同醫學體系的目標不同：西醫治人的病，而中醫是治得了病之人，各有自己的價值評估體系。本來兩種體系可以互補，可以互相尊重，然而今日之醫學，西醫價值評估體系“在朝”，中醫“在野”，“藥食同源”這壹寶貴財富因此被質疑、被摒棄、被誤用，實在令人惋惜。
比如壹度十分流行的“綠豆能治糖尿病”的說法。糖尿病由於患者眾多以及現代醫學認定的“終身服藥性”而使社會備受困擾，因此該說甫壹出現便引起了廣泛關註，最後因漏洞百出而引出壹場有關食療的“信任危機”和“養生危機”。該學說的壹個非常矛盾之處就是糖尿病的標準是由西醫定位的，比如根據血糖的水平等，綠豆作為食療方法是從中醫的看法去解決西醫定位的病，這本身是不科學的，並且喪失了中醫的優勢和特點，因為單從指標來講綠豆肯定不如西醫的降糖藥管用。這兩者是不同體系的，不在壹條線上，因此該說法就出現了漏洞，不能自圓其說。這個學術上的漏洞被放大以後，實際上對食療或者整個中醫界來說是壹件好事：在這個問題上的欠缺不是某壹個人的欠缺，是包括整個中醫界都有欠缺，“養生危機”也不是壹個人造成的，根源在於整個中醫界喪失了自己的價值評估體系。 這壹課要補上，自己的價值評估體系要重新建立起來，中華醫魂必須重鑄，否則整個醫療體系都有崩潰之虞。 氣功壹詞雖然古已有之，但始終未被普遍采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經劉貴珍先生提倡，氣功壹詞才開始流行。同“導引”、“吐納”、“養生”相比，氣功壹詞似乎更通俗壹些，但卻引起了更多的誤會。
首先是由“氣”的概念引起的麻煩。現代人不少把“氣”理解為空氣之“氣”，因此，把氣功誤解為深呼吸運動，或者呼吸訓練法。在古代，“氣”是個很復雜的概念，有人認為“氣”是物質的精華，《管子》說：“凡物之精，比則為主，下生五谷，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名氣。”顯然，這個“氣”的概念，對氣功之“氣”來說範圍太寬。有人認為氣功之氣是指“真氣”而言，《內經·靈樞》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谷氣並而充身者也。”對氣功來說，這氣的範圍又嫌太窄了些，因為高層次氣功訓練所涉及的氣的範圍較此廣得多。
問題還不在這裏，因為即使弄清氣的概念，也很難表述氣功的涵義。顧名思義，所謂氣功，就是“練氣的功夫”。於是，不少人認為：氣功就是“銀槍刺喉”、“頭撞石碑”、“腳踩氣球”、“口吞寶劍”；或者認為：氣功是“內氣外放”、“千裏決脈”。然而，就本質而言，氣功並非“練氣”的功夫，而是“鍛煉運用意識”的功夫。“達摩西來無壹字，全憑心意用功夫”，這句名言道破了氣功鍛煉的關鍵所在。實際上，無論哪家哪派的功法，沒有不在“心意”方面下功夫的。因此，“氣功”可以定義為：通過意識的運用，使身心健康優化的鍛煉方法。這裏有三層意思：
第壹層意思是方法，即通過意識的運用。當然，氣功鍛煉除了運用意識之外，尚包含其他要素，如形體的調整和呼吸的控制，不過，對氣功而言後者的作用遠不如前者重要。這是氣功與其他體育鍛煉的主要差別。通常的體育鍛煉也包括三調（調心、調息、調形），但以調形為主導，調心、調息則為保證競技狀態優化的措施。
第二層意思是目的，即，使身心健康優化。這是區別它與運用氣功進行雜技表演的“硬氣功”的分水嶺。氣功鍛煉的目的是使身心優化，而“硬氣功”是為了演出效果優化。近年來由於宣傳欠妥，造成某些群眾崇拜外氣，甚至以是否掌握這些技能作為進入“高層次”的標準，這是極大的誤會。誠然，“氣功外氣”是客觀存在的，在特定條件下，人體某些感官也能在壹定程度上較常人敏感，但從氣功的角度看，這些功能的超常發揮應以不影響自身身心健康為前提。發放外氣，即使在古代也是習練氣功者的忌諱，認為這是與煉丹過程相反的“倒丹”行為。
第三層意思是方式，即強調自我鍛煉。其實，古今練功家無壹不強調自我鍛煉。可惜，偏有不少人輕信江湖術士的謊言，誤服“仙丹”而喪命。據統計，唐王朝三百年中，二十壹個皇帝就有半數以上因服用由礦石冶煉成的“仙丹”中毒而升了“天”。公元十壹世紀的大氣功家張平叔明確指出：“休煉三黃與四神，若尋眾草更非真。”“四神”系指金、石、草、木，“三黃”即硫磺、雄黃、雌黃等礦物。意思是說，氣功要自己練，而不是服食礦石藥物冶煉的什麽“丹”。張平叔還特別指出：“時人要識真鉛汞，不是凡砂與水銀。”在古代練功著作中，常用鉛、汞比喻人在練功過程中元氣和元精的結合。為防誤解，特別指出了練功術語中的鉛汞不是普通的鉛汞。那麽練功所指的“汞”和“鉛”是什麽呢?張平叔在《悟真篇》中暗示說：這是家家有的東西，是元氣——元精的暗喻，它就在自己身上，只要堅持練功，人人皆能有所得。 氣功是通過意識的運用使身心優化的自我鍛煉方法，是中華原創醫學中的瑰寶。古稱養生、導引、吐納、守壹等等，稱謂不下30種。其中“導引”和“養生”最為貼切。導引，意為“導氣令和，引體令柔”之意，比較全面地反映氣功鍛煉的內容，使“氣”更平和，使“體”更柔軟，是技術關鍵。養生，則更強調鍛煉的目的。
為了呵護自我健康的導引和養生方法已經風行數千年，但是正式作為醫療手段之壹而由中央政府權威機關頒布的則是公元610年。是年（隋大業六年），太醫令巢元方（中央醫院院長，相當於國家衛生部部長）發表《諸病源候論》壹書。書中論述各種疾病的病因病機及癥候變癥，是中華醫學史上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壹部中醫病理學專著。全書***分五卷，六十七門，二千零三十九論。為張仲景著《傷寒論》、《金匱要略》以來最重要的醫學著作。
此書不同於前人之處在於，全書基本不涉及方藥，只在每論末尾寫上“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壹筆帶過。 相反，全書***載“養生方”或“導引法”289條，213種具體方法。可以說巢元方是集前此數千年醫學氣功成就之大成者，也是今日“醫學氣功學”最早的領路人。《諸病源候論》的問世，標誌著氣功在醫學上的應用已進入成熟的階段。“辯癥施功”是本書的最大特色，全書所介紹的213法絕大多數是根據不同癥候選用。五臟六腑諸病候均有不同方法。例如標明“肝病候”條目下的方法是“肝臟病者，愁憂不樂，悲思嗔怒，頭眩眼痛，‘呵’氣出而愈；“心病候”條目下導引法是：“心臟病者，有冷熱，若冷‘呼’入；若熱‘吹’氣出”；“脾病候”導引法是：“脾臟病者，體面上遊風習習，痛，身體癢，煩悶疼痛，用‘嘻’氣出。”“肺病候”導引法：“肺臟病者，咽喉窒塞，腹滿耳聾，用‘口四’氣出。“呵”、“呼”、“吹”、“嘻”、“噓”、“口四”六字用以治五臟病並非始自巢氏，五代梁朝之陶弘景（公元452-531）已有記述，但作為政府頒布之醫療方法則是巢氏的功勞。
巢氏著作的另壹特點是簡明扼要。巢氏所介紹的各種方法均非常簡單，便於日常實施。例如“風旋”，其養生方只有壹個動作：“以兩手抱右膝，著膺，除風旋。”僅八個字。治“大便不通”：“龜行氣，伏衣被中，覆口、鼻、頭、面，正臥，息息九道，微鼻出氣。”寥寥14個字，把調形、調息要領剖明無遺。巢氏之法簡明扼要，使得有誌傳播醫學氣功者易於效法和借鑒。術式復雜，不見得效果就壹定好，相反，術式簡明，卻壹定能開“方便”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