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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下中國發展的思考

由“次貸危機”這只“美國蝴蝶”扇動翅膀所引發的金融海嘯正向全球蔓延,向實體經濟蔓延。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下,危機也將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壹定的影響,中國政府為此采取的強有力措施得到國際輿論的高度評價。從更宏觀層面思考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動因,從中尋找出規律與啟示,對於我們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心,堅定對抵禦金融危機的信心,具有重要意義。

危機和資本主義與生俱來,是壹種基因病、制度病

關於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美國新當選總統奧巴馬有壹句話非常經典:“我們不是因為歷史的意外才走到這壹步,是華爾街的貪婪與不負責任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如果熟悉經濟史與金融史,華爾街的“貪婪與不負責任”造成美國以至世界性的金融動蕩是有傳統的。

從1929年的金融危機、1970年的美國股災、21世紀初“安然事件”、“泰科事件”、“朗訊事件”等諸多大公司醜聞,再到這次殃及全球範圍的金融風暴,危機的重復性出現成了壹種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有現象。

馬克思說過,“歷史第壹次重復時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鬧劇之所以壹再上演,僅僅歸咎為資本家的貪婪與不負責任是不夠的,西方壹些有識之士對此次金融危機的反思已經走得很遠。9月中下旬,當美國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時,英國聖公會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斯撰文指出,“馬克思在19世紀發表的有關資本主義的評論在壹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他在很早以前就觀察到了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如何變成壹種神話。”法新社發表的社論則寫道:“如果馬克思泉下有靈,恐怕也會暗笑。因為他的預言再度成為現實。”這表明,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我們今天探究全球金融危機的壹把鑰匙。

馬克思對資本家貪婪的本性早有認識,他認為,資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資本”,因此,資本家表現出的本性本質上是資本的本性。而資本的本性就是“為發財而發財”。馬克思曾援引英國評論家鄧寧的話說:“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樣。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殘酷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進壹步解釋了為什麽資本的貪婪會導致經濟危機,而且這種危機會成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始終無法擺脫的夢魘。馬克思的邏輯是這樣的:也正是資本對利潤永不知足的貪婪,推動著生產規模越來越大;而又由於財富中的大部分被資本家所占有,勞動者的購買力相對於不斷擴大的企業產能實際上是趨於下降,於是生產出的東西賣不出去,資本周轉中斷,企業只能被迫閑置生產力,經濟危機就發生了。但危機並不能消除資本社會中壹些根本性矛盾。於是,壹次危機過去後,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基本“故事”又會重演。

在馬克思看來,危機和資本主義與生俱來,是壹種制度病、基因病。他的名言“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增殖的有限目的發生沖突”,100多年來已被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反反復復地證明。

危機顯示了資本主義作為人類歷史上壹種社會制度的過渡性質

有人說,馬克思講的是十九世紀的實體經濟生產相對過剩危機,這與當下的金融危機有什麽關系嗎?馬克思很早就說過,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股票、債券等虛擬資本的巨大增長和各種投機活動的大量興起,又為進壹步擴大信貸規模,提出了強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積著大量商品的資本回流卻非常緩慢,數量非常少,“以致銀行催收貸款,或者為購買商品而開出的匯票在商品再賣出去以前已經到期,危機就會發生。……於是崩潰就爆發了,它壹下子就結束了虛假的繁榮。”有意思的是,這壹論斷與現代美國經濟學大師歐文·費雪提出的用以解釋金融危機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的核心思想幾乎完全壹致。費雪也認為:企業為了追求更多利潤,不斷擴大規模,於是選擇在金融市場上“借貸過度”;可當產能相對於全社會購買力相對過剩時,企業資本周轉出現困難,逐漸喪失償還貸款能力,於是引起連鎖反應,導致貨幣緊縮,形成惡性循環,金融危機就此爆發。所以,金融危機不過是金融資本從產業資本中獨立出來後經濟危機特殊表現,其實質仍然是馬克思講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

與以往金融危機相比較,此次金融危機波及範圍之廣前所未有,而應對危機也是全球性的。食利性資本主義進入最高階段,就是全球性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也就是“賭場資本主義”。操縱資本主義金融市場這個大賭場的主要力量,是富國以及銀行家、資本家和專業經紀人。他們是這壹賭場中的大贏家。盡管極少數普通居民在這壹賭場中偶爾也有小贏,但從總體上說,窮國以及普通大眾照例都是犧牲者。美元在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領域中的主導地位決定了美國是這個賭場中的導演和決策人,美國只要通過發外債、印鈔票,尤其是人為地使美元貶值,導致其他國家持有的美元和美國債券大幅縮水,就可以實現全球財富向美國的轉移。美國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5%,卻消耗全球30%的資源;而實際上,美國國內債務和國際債務總和早已超過60萬億美元,為美國GDP的4倍。無疑,美國是在利用其美元地位透支全世界。為了攫取更多財富,美國及華爾街“發明”的金融衍生品越來越復雜,使得金融泡沫越吹越大,當世界實體經濟發展無法支撐這麽大的泡沫時,金融危機爆發。因此,此次發端於美國並向世界蔓延的金融危機,更加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也更加顯示了資本主義作為人類歷史上壹種社會制度的過渡性質。

從危機及危機應對獲取有益的啟示,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今天我們反思金融危機,當然主要目的並非只是要批評資本與資本主義。

馬克思是資本主義的批判者與毀滅者,但很少有人像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那樣發現,馬克思同時是資本主義以及資本“最偉大的贊美者”。馬克思在《***產黨宣言》中寫道:“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他還說:“盡管按照資本自身的本性來說它是狹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發展生產力,這樣就成為新的生產方式的前提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

當然,我們肯定資本的進步作用,並非搞“資本崇拜”,我們認識資本的弊端,也並非為了取消資本,而是為了揚長避短,更好地發揮它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正如有的同誌所指出的,玩“資本”可以,但玩成了“主義”,就會遭殃。

也正因為認識到資本與資本主義在歷史中的作用,馬克思在《***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它迫使壹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壹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壹個世界。”馬克思曾經還預言,東方社會“為了喝到現代生產力的甜美酒漿,它不得不像可怕的異教神那樣,用人頭做酒杯。”中國***產黨人及其所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壹方面,中國***產黨人決心帶領中國人民跨越“卡夫丁峽谷”,避免中國重新步入“以人頭當酒杯”的資本統治邏輯;另壹方面,中國***產黨人又打算在不突破“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取向的框架下,通過改革開放使中國生產力得以發展,“喝到現代生產力的甜美酒漿”。

為了實現這壹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發展進程中也必須充分利用資本,同時必須通過開放融入“世界歷史”。而此次金融危機正好給我們以諸多啟示與機會。

——堅持走好自己的路,辦好自己的事。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進壹步暴露出自由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同時,中國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壹樣,再次成為世界經濟的“定海神針”,表明中國***產黨人所探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避免危機與應對危機的能力。為應對金融危機,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作為壹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同國際社會壹道努力維護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但與此同時,正如胡主席所強調的,我們首先要把國內的事情辦好。

——進壹步探索實現科學發展的機制與體制。我們可以總結世界性金融危機提供的經驗與教訓,進壹步完善有利於實現科學發展的機制體制。比如,我們要更好地處理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之間的關系,使改革發展成果為廣大人民所***享;更好地處理對外開放與維護經濟安全之間關系,實現開放有序、可控;更好地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使虛擬資本市場發育程度與實體經濟發展相匹配;更好地處理好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之間關系,使逐利性資本始終處於政府調控範圍之內,等等。

——進壹步推動國際公平合理的經濟政治秩序的建立。金融危機對世界影響之深,涉及範圍之廣,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所主導的全球化的局限性。在此當下,壹方面,美國金融危機的出現,動搖了以美國為主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另壹方面,當世界經濟因金融危機走向衰退時,中國經濟仍然是壹大亮點。這都為提升我國在國際經濟政治中的影響力創造了條件。我國可以利用這壹條件,積極開展國際經濟交流與合作,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在全球經濟政治中發揮更大作用。

金融危機需要全面反思,包括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社會思潮的反思。就倫理思潮來說,突出的問題是,“人性自私論”的泛濫,“私惡即公益”、“貪婪就是好”盛行。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學問家們,將本來僅僅是研究市場經濟的壹種理論“假設”的“自利經濟人”,也就是如穆勒當年所說的理論上的“壹種抽象”,誇大為事實上人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有些新自由主義者還標榜“經濟學帝國主義”,主張“經濟人”假設可以用來解釋所有的社會問題。並將這種觀念追溯到斯密。此類觀念也流傳到中國,影響甚廣,遍及學界和社會輿論。連壹本話說明朝的歷史小說也說:“斯密同誌指出了這樣壹個真理——人天生,並將永遠是自私的動物”。亞當·斯密果真如此嗎?趙修義對《道德情操論》的解讀,為我們展示了壹個全面而真實的斯密,尤其是作為壹個道德家的斯密。為從道德上反思金融危機提供了壹個視角。

《道德情操論》所闡發的與經濟動機相關聯的情感“合宜性”以及謹慎之德、仁慈之德、正義之德、自制之德等等,其實與中國傳統倫理有相通之處。中國傳統主張“和欲”——情感之“中節”(合宜)謂之“和”,據此,處理義、利關系就可做到“以義制利”,“正其義以謀其利”。這些觀念在市場經濟下,仍有持久的生命力。近來《紐約時報》專文推薦昔日中國山西晉商票號的嚴格的職業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操守,作為救治危機的借鑒,就是壹證。如何發掘傳統道德資源的優勢,矯正不良風氣,社會各界在應對經濟危機的時候需要認真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