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遜的對外政策體現為壹種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和現實條件下的追逐霸權的矛盾結合。在西半球政策上，威爾遜就職後的第壹個外交政策聲明就是對拉丁美州政策的聲明，他發誓“美國今後決不再以征服的方法來增加尺寸領土”，以“培植友誼和博得我們中南美洲姊妹國家的信任”。但實際上，在他任期中(1913—1917年)美國對西半球國家的幹涉也創造了空前紀錄。他的西半球政策的根本考慮，就是要建立美國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以及巴拿馬運河的絕對控制權。
再拿對華政策來說，從華盛頓到胡佛的140多年間，美國經歷了30位總統，其中與中國關系最密切的就是威爾遜。威爾遜對華政策的根本原則還是“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競爭的主要對手是日本。威爾遜與日本之間，時而鬥爭，時而妥協，但是在更多情況下是以犧牲中國利益而求得與日本妥協，以緩和日美矛盾。在對待“二十壹條”問題上是如此；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也是如此；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把中國作為強權政治祭壇上的犧牲品，當做他在巴黎的壹場巨大的國際政治賭博中的壹個籌碼，更是充分暴露了威爾遜對華政策的實質——口頭上的友誼、正義，行動上的極端利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