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
白話孔子很少直言利、命以及仁。
思考之壹孔子為什麽罕言利？妳是如何抉擇義和利的 ？
《說文解字》：“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周禮》春官大司樂註：“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依此解釋，有問有答名為語，無問而自己直說名為言。故“言”在此處是“無問而自己直說”的意思，即孔子主動講出來。
錢穆先生 說：“利者，人之所欲，啟爭端，群道之壞每由此。言利之風不可長，故少言之。”利是人之大欲，最容易引起爭端，大多的事情都是因為爭利所引發，講利之風不能助長，所以孔子很少講利。 程子 曰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但人不當以利為心。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是利。”因此，儒學向來有“義利之辨”。 《易經》 講：“利者，義之和也。”真正的利是建立在道義的基礎上，合作***贏。
孔子“罕言利”， 罕言非不言 。 相反在《論語》中有多處記載有言於利，也不否定對於正當之利的追求，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篇》），對符合道義的賺錢行為，孔子非但不反對，而且樂意成就。再比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堯曰篇》）等等。孔子的“罕言利”，真實的內涵是不“喻於利”，不圖私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裏仁篇》），“喻於利”者，計較、貪圖於利，或因計其利而害於義。聖人的價值主張，乃是“見利思義”（《憲問篇》）“見得思義”（《季氏篇》《子張篇》），如果“放於利而行，多怨”（《裏仁篇》）。
在孔子、孟子看來，君子或統治者、管理者，若是壹味地強調利而忽視義，就會形成很大的危害。《孟子》壹書的開篇，孟子回答梁惠王“何以利吾國”的問話時，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回答道：“大王！為何壹定要講到利呢？只要講有仁義就行了。大王要是說：‘怎樣使我國取利？’大夫就會說：‘怎樣使我家取利？’士人和老百姓也會說：‘怎樣使我們自身取利？’這樣上下人人都爭相取利，那麽國家就會危亡了。”
反觀我們自身，大多時候，壹事當前都會考慮這樣對我們自己有沒有好處，只考慮我的工資是不是該漲了，而不考慮我該不該更多地付出，把“義”拋在了腦後。
思考之二如何理解命？妳的人生使命是什麽 ？
命：命，天之命也。《註疏》說：“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兇、窮通、夭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雲天之命也。”《史記》：“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烏足識乎性命哉？”光遠老師說：命，原自於天，而立之於己；且修身盡道，盡其在我者，乃可謂之命，所以“罕言”。
我們壹般人講的“命”，往往是個人的“命運”。孔子也曾說他“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因為太過高深，非普通人所能理解，所以孔子也不怎麽講命。 程樹德 在《論語集釋》中引明儒顧憲成的話說：孔子自十五誌於學，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是說人到了五十歲就該悟透人生了，應壹心壹意去做自己該做的事情，不可逆天而行。既然是悟境，則需要去體證，多說大家則在文字上空轉，沒有太大的意義，有時還會引發迷信等行為，就更誤入歧途了，所以就“罕言”。就連子貢這樣的孔門高才都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關於詩書禮樂等典籍的描述，我們可以很容易聽得到，但夫子言性與天道，卻是無法聽到的。子貢尚且難以聽聞，更不要說壹般人了，足見說得不多。《雍也篇》裏，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孔子說中等智慧以上的人，可以給他講最高深的學問；中等智慧以下的人，不可以給他講最高深的學問。如果是中人以下的智慧，則不可以與中人以上智慧的人壹樣對其講最高深的學問，如果講了，非但不能理解，反而會產生誤會，也就是說，有害無益。
但關鍵處，孔子還是要講的。《論語》最後壹章，孔子給我們留下了壹道深深地思考題。他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堯曰篇》），意思是不懂得天命，就沒有可能成為君子。
此外， 天命還有壹個內涵，就是人生的使命 ，這也是孔子常常強調的，比如說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也就是說，在對於生命有限的前提下，還是能行所當行，努力地去實踐自己的壹則天命。當然 天命也可以理解成天道運行的法則 ，就是整個天地之間運行的規律，就是天道。孔子在《易經·系辭》裏說：“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這時的孔子已經完全通達、悉知萬事皆變，內心坦蕩、無憂無慮。孔子五十歲知天命，到七十歲從心所欲不逾矩，率性而為，起心動念皆合道妙。
仔細想想我們的人生使命，是這樣渾渾噩噩，碌碌無為地虛度壹生嗎？今年已經58周歲了，還想計較些什麽呢？還是遵天命，順天命，踏踏實實，把夫子之道好好學習壹番，能繼承多少繼承多少，能傳承多少就傳承多少，方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