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總統於1790年1月8日在其“年度信息”中首次進行了這樣的講演。
第三任傑佛遜總統廢除了向國會發表講演的華麗安排，稱這樣的講演為“來自皇帝寶座的講演”。他改用書面方式向國會傳達信息，這壹作法持續了壹個多世紀。
威爾遜總統開始采用由總統本人向國會發表講演的作法。他說：“總統讀自己的信息的能力可能要強於壹般的工作人員。”
1945年，年度信息被正式稱作國情咨文講演。
約翰遜總統將國情咨文講演的時間由中午調整為晚上，以吸引更多的電視觀眾。
由於“挑戰者”航天飛機於1986年爆炸，國情咨文講演首次被推遲。
在有關克林頓與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性醜聞被披露數天後，克林頓總統向國會發表了他1998年的國情咨文。在接下來的壹年，他成為首位向正在考慮是否彈劾他總統職務的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的總統。
布什總統今年用其白宮網站來為美國人提供他準備國情咨文的幕後情況，網站還提供了討論國情咨文講演內閣會談的錄像資料。
更多歷史介紹：
發表國情咨文的傳統可被追溯到1790年。那壹年，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按憲法要求，發表了當時被稱作“年度咨文”(Annual Message)的報告。憲法第二條第三節規定，總統“應不時向國會報告國情，並將他認為必要和適宜的方案提交國會審議”。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在他的《總統的國情咨文》(The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s of the Presidents)壹書中寫道，這段“針對美國總統的平常的文字，隨著時代的變遷，如今變成總統駕馭與國會關系的壹個基本手段和發揮國家領導作用的有力方式”。
華盛頓及其繼任約翰·亞當斯是按照獨立前在英國國王統治時期的方式，通過盛大隆重的禮儀親自發表國情咨文演說的。但是，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感到這種過份的排場與新生的民主***和國極不相稱。他譏諷地稱這種做法為“禦座上的演說”，並以呈送書面咨文的形式取代親自演說。傑斐遜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此後100多年期間，年度咨文都以書面形式送交國會，而不是由總統宣讀。
在最初幾十年，國情咨文大多是總統想要國會通過的長串議案清單，通常反映出時代的主旋律和建設年輕***和國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直到內戰 (1861-1865年)之前，國情咨文往往涉及來自內部的對聯邦的威脅，即建國先輩們的壹個主要擔憂。韋恩·菲爾茨(Wayne Fields)在他富有影響力的《妙語相連：總統雄辯史》(Union of Words: A History of Presidential Eloquence)壹書中寫道，在這壹時期，年度報告“當然主要都是關註聯邦關系如何脆弱的問題”。
此外，年度報告也涉及國際局勢和美國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西半球的地位。壹個突出的例子是詹姆斯·門羅總統1823年送交國會的反對歐洲幹涉美洲國家事務的年度咨文。門羅在其咨文中直接針對當年歐洲列強寫道：“因此，出於誠懇和本著美國與列強之間業已存在的和睦關系，我們必須宣布我們將把列強將其制度延及本半球任何地區的任何企圖視為對我們的安寧與安全的威脅。” 在此後幾十年中，歷屆總統常常通過援引門羅主義，顯示美國要讓本半球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的決心。
在大動蕩時期，有些總統借助國情咨文闡述自己對當時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問題的看法和未來前進的方向。他們的演說所針對的不僅是國會議員，而且也是全體國民，是整個世界，有時甚至是歷史時代。在內戰這個對國家本身的生死存亡構成前所未有的最大威脅的時刻，亞伯拉罕·林肯總統寫下了也許是冠所有總統咨文之首的最雄辯、最令人難忘的年度咨文。
林肯總統於1862年12月1日發表咨文時，國情顯然不佳，內戰仍然勝負難蔔，南方邦聯反叛勢力的失敗還遠未成為定局。但是，林肯肩負起了時代賦予的重任。他以自己典型的風格直切正席卷整個國家的這場鬥爭的核心，向全體美國人民和全世界闡明了人們所必須做出的根本抉擇。他寫道：
“平靜的舊日的信條已不適用於天翻地覆的今天。今天的局勢危難重重，而我們必須肩負起歷史的使命。面對前所未有的局勢，我們必須有新思維、新行動。我們必須解放自己，而後解救國家。同胞們，我們不能逃避歷史。我們，本屆國會和本屆政府，將不可避免地被載入史冊。” 他接著寫道：“給奴隸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 —— 我們所給予和保留的同樣光明磊落。我們將要麽高尚地挽救、要麽卑鄙地喪失人間最後壹絲最美好的希望。其它的手段也許會取得成功。但是這壹手段不會失敗。這條道路是明了、和平、寬大和正義的，遵循它，必將獲得世界永久的贊賞和上帝永恒的祝福。” 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寫道，這是“所有最雄辯的年度咨文之巔……深刻而燦爛"。
1913年，伍德羅·威爾遜恢復了100多年前由華盛頓和亞當斯率先開始的總統親自發表國情咨文的做法。他俏皮地說，“由總統宣讀自己的咨文很可能要比由壹名辦事員讀得好得多”。 這位以倡導國際聯盟 —— 聯合國前身組織 —— 著稱的雙任總統利用這壹機會發表了主要集中討論國內政策的議題廣泛的演說。威爾遜親自宣讀國情咨文的決定具有先見之明。當時，美國正處於電子大眾媒體革命前夕，很快，廣播和二戰後出現的電視就將總統帶入了美國百姓之家。雖然多數美國人沒有聽到威爾遜的聲音，但是他的形象通過無聲新聞片變得家喻戶曉。
隨著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932年當選總統，美國人也將習慣於從廣播裏聽到總統的聲音，在新聞片中看到 —— 此時也能聽到 —— 總統。羅斯福在1941年發表的年度咨文是他最經久不衰的演說之壹。面對歐洲熊熊戰火，羅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他說：“我們追求安全的未來，在那時我們期待有壹個建立在四項基本自由基礎上的世界。第壹是普天下言論和表達自由。第二是普天下每個人都有按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普天下……不虞匱乏的自由。第四項是普天下……沒有恐懼的自由。” 在同年12月7日突襲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羅斯福在國會兩院特別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要求向日本宣戰。
1945年，年度咨文開始被正式稱為國情咨文。隨著二戰結束後電視機和收音機銷售量的激增，國情咨文即將成為不僅廣播而且電視的壹個固定內容。林登·約翰遜總統認識到電視向廣大民眾傳遞總統信息的巨大效力，因此把歷來在午間發表的國情咨文改為在晚間電視高收視時段發表。
約翰遜在當年首次發表國情咨文時說：“現在，1965年，我們的國家開始壹項新探索。”他詳細全面闡述了被稱為“偉大社會”的國內改革綱領，即壹個消除貧困和使所有美國人的民權都得到保護的社會。雖然多數歷史學家並不認為他的報告言辭雄辯，但報告反映出約翰遜的全面構想及主導當時美國社會的自由化氣息。他的演說繼承了美國壹代人的進步主張 —— 從30年代初的羅斯福“新政”到60年代初約翰·F·肯尼迪的“新邊疆”。
羅納德·裏根於1982年首次發表的國情咨文則指出了壹個迥然不同的方向。裏根在這個演說中詳細闡述了勿庸置疑的保守派施政方針，不僅使之指導內政，而且主導外交。他說：“在州和地方社區選民的權力被剝奪長達總***50年後的今天，我們開始把這些權力和資源交還給他們。” 裏根對聯邦政府在美國政體中的有限權力做出新的詮釋，這壹詮釋產生了深遠影響。甚至連觀點與裏根大相徑庭的比爾·克林頓總統在他的壹篇國情咨文中也曾發出過如下名言：“大政府時代壹去不復返了。”
雖然裏根在1982年國情咨文中以大部份篇幅闡述的是國內政策，但他並沒有忽視對外關系，特別是美蘇關系。他說：“在過去10年中，雖然我們力求通過克制和通融政策調和蘇聯的力量，但蘇聯人卻毫不松懈地增強軍力。為維護國家安全我們必須展開壹項重大計劃以增強我們的軍事力量。” 他接著說，“認清蘇維埃帝國的本質是壹個出發點”。
政治觀察人士認為，國情咨文的電視轉播，特別是移到晚間黃金時間轉播，改變了國情咨文的根本性質。布魯金斯學會的著名政治學家保羅．C·萊特 (Paul C. Light)說：“隨著聽眾範圍從華盛頓環城公路內擴展到環城公路外，國情咨文已從時常是空洞的政策演說演變成壹項重大的遊說宣傳，可以這麽說，國情咨文的主要聽眾如今是美國選民和更廣泛的海外聽眾，而不是美國的國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