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溥 ? [朝代] 明代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壹月耳。夫十有壹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誌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毛壹鷺,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頭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誌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壹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壹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發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謚褒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誌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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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墓碑記》譯文(墓中的)五個人,就是當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時候,激於義憤而死於這件事的。到了現在,本郡有聲望的士大夫們向有關當局請求,就清理已被廢除的魏忠賢生祠舊址來安葬他們;並且在他們的墓門之前豎立碑石,來表彰他們的事跡。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五人墓碑記》賞析本文是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樹碑立傳的文字,探討了生死價值這樣重大的問題。全文以"義"為核心,成功地運用了記敘、議論、抒情三結合的表達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於義”,開篇抓住壹個“義”字。五人是為義而生,為義而爭,最後為義而獻身。這就使讀者聯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可以說,本文是對孟子名言的生動詮釋。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賢無惡不作,殺害了許多正直之士。東林黨人與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是壹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蘇州市民旗幟鮮明地站在東林黨人壹邊,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正義。五人是蘇州市民的優秀代表。作者用飽蘸感情的筆墨,敘述了五人的動人事跡,歌頌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質。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大義凜然,驚天地,泣鬼神!語言簡練生動,鏗鏘有力。
作者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為,運用對比的手法加以表現。“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誌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在閹黨橫行天下,炙手可熱之時,多數人采取了茍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而五人面對閹黨的 *** ,無所畏懼,視死如歸。應該說,壹般的老百姓對閹黨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為他們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境界投入到對閹黨的鬥爭中去,並且慷慨赴死,義無反顧。這不能不說是壹種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縉紳”,卻在閹黨的 *** 下屈服了,變節了。作者問道:“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這壹問,多少縉紳無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間,林彪、“四人幫”專橫跋扈,“縉紳而能不易其誌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 *** ,壹個普通女幹部,堅持真理,寧死不屈,表現了壹個 *** 人的錚錚鐵骨。也有許多人投靠“四人幫”,出賣良心,出賣人格。歷史是如此驚人地相似張溥認為:“大閹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認識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這是非常可貴的。讀此段,讀者可能會聯想到魯迅先生在《記念劉和珍君》中所寫的句子:“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壹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壹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這樣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寫成的。張溥若知三百年後有壹魯迅君執匕首般的筆尖寫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壹段。本段夾敘夾議,反復對比,將文章的中心升華到壹個理性的高度。作者將“高爵顯位”的辱人賤行,與五人的嘉節懿行比照論述,從而提出“輕重固何如哉”的問題讓讀者思考。接著,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義與假設五人壽終正寢作對比,從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這壹富有進步性的觀點。讀者至此,是否聯想到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壹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五人之死,重於泰山,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存。
第六段也用對比手法,但以“由是觀之”領頭,表明它與第五段不是機械的並列關系,而是由此及彼、層層深入的關系。“是”是壹個指代詞,指代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從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看來,仗義而死與茍且偷生,其社會意義判若霄壤。作者以飽含諷刺的筆墨,揭露了“今之高爵顯位”為了茍全性命而表現出來的種種“辱人賤行”,提出了壹個問題:這種種“辱人賤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輕重固何如哉”?茍且偷生,輕如鴻毛;仗義而死,重於泰山。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對比之後,作者又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五人”之死所產生的另壹種社會效果。從正面說,由於“五人”“發憤壹擊”、“蹈死不顧”而挫敗了濁亂天下的邪惡勢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從反面說,“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誌士之悲哉?”應該指出:這不僅是就“五人”死後所得的光榮方面說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傑之流”的精神上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方面說的。“四方之士”“過而拜且泣”,“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誌士之悲”,不正表現了對“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們學習的崇高感情嗎?而號召人們向“五人”學習,繼續跟閹黨余孽作鬥爭,正是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這篇文章題為《五人墓碑記》,歌頌“五人”當然是它的主要內容。但社會是復雜的,事物是互相聯系的,要孤立地歌頌“五人”,就很難著筆。張溥在這篇文章中,與“五人”相對比,不僅指斥了閹黨,還暴露批判了“富貴之子,慷慨得誌之徒”和“縉紳”“高爵顯位”等等;與“五人”相映襯,不僅贊美了周順昌,還肯定了“郡之賢士大夫”。正是由於有了這壹系列的對比和映襯,才充實了歌頌“五人”的思想內容,加強了歌頌“五人”的藝術力量。
《五人墓碑記》相關內容創作背景作者:佚名 本文寫的是明末天啟六年(1626)三月蘇州市民反抗閹黨的鬥爭。 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賢專權,閹黨當政。他們網羅黨羽,排斥異己,...
《五人墓碑記》作者張溥簡介張溥(1602~1641),明代文學家。初字幹度,後字天如,號西銘。直隸太倉(今屬江蘇)人。崇禎進士,選庶吉士,自幼發奮讀書,明史上記有他“七錄七焚”的佳話。與同鄉張采齊名,合稱“婁東二張”。張溥曾與郡中名士結為復社,評議時政,是東林黨與閹黨鬥爭的繼續。張溥在文學方面,推崇前後七子的理論,主張復古,又以“務為有用”相號召。壹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經學各個學科,精通詩詞,尤擅散文、時論。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