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知和行的關系理論。是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中壹個十分受重視的問題。傳說商代初期的伊尹告誡商王太甲說：“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意思是不考慮怎能弄明白，不去做怎能成事呢？到了孔子，他重視學習，更重視行。墨子也很重視行，認為言論的是非有三個標準，其中之壹是見之於行的實效。戰國後期的荀子在知行學說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主張壹種知和行的統壹說，把行動和認識結合起來了。到了漢代前期的唯心論者董仲舒，他較早提出了知先於行的這壹形而上學的看法，無視於行對知的作用。唐代的柳宗元認為來源於大自然的人的心理實質有兩方面：人從自然得到壹種“剛健”的氣和壹種“純粹”的氣,前者就是意誌,即行；後者就是認識，即知。除了這兩端外就沒有別的了，人要能發揮這兩方面就行了。這壹見解是很有創新意義的。此後知行理論又得到進壹步的發展，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首先是宋代的主觀唯心論理論家，他們都主張知先行後。例如程頤在《遺書》中說，“須是知了方行得”(卷十八),又說“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卷二十五）對於知行問題，客觀唯心論者朱熹講得較多。他繼承了程頤的學說，但有可貴的發展。他認為知先於行，但知和行統壹在壹起：“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他把知和行的關系說得較確切，把知行學說推進了壹步，接觸到了知和行的辯證關系。其次要提到明代的主觀唯心論者王守仁。他以他的知行合壹說而著稱。但知行合壹的看法是壹種形而上學的看法，抹殺了知和行的實質區分，完全不合科學。比王守仁稍後的是王廷相，他揭露了知識能力的先驗論錯誤。他說的行也稱為“履事”、“習事”、“實歷”或“練事”，相當於實踐。他說：“講得壹事即行壹事，行得壹事即知壹事,所謂真知矣。徒講而不行,則遇事終有眩惑。”（《與薛君采書》）王廷相主張知行並重，叫做“知行兼舉”。知行兼舉的說法是對知行分離的看法的壹種批判，也是對知行合壹的說法的糾正。中國古代對知行論的科學發展最有貢獻的是清初的王夫之。他的知行理論更接近辯證法。王夫之尖銳地批判了過去壹切重知輕行的不正確說法，強調行和知同樣重要，指出行終究是主要的,且容易受到忽視。他說：“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千聖復起，不易之言也。……知非先，行非後，行有余力而求知，聖言決矣？而孰與易之乎？”（《尚書引義·說命中二》）這說明他完全贊同知不難而行難這句話，但並不把知和行強分先後而認為行是較為重要的。他又進壹步指出知和行是不相離的。但他還有壹些看法,如說“知能(行)同功而成德業”(《周易外傳·系辭二》)和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尚書引義·說命中二》）,則不無問題。前者是把知和行同等看待,實則行歸根是主要的。後者認為行可兼知，則未免抹殺了二者的實質區分。（見知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