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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文化評論》2019年第2期，第107-119頁。
“反對哲學”是壹位當代偉大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基本粒子物理“標準模型”的奠基人斯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寫的書中有壹章的題目。溫伯格雄辯地論證，哲學對物理學的損害多於幫助——盡管它有時可能提供好的見解，但它通常是物理學家自身不得不擺脫掉的緊身衣。更激進的是，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寫下了廣為人知的壹句話——“哲學已死”。他的理由是：過去往往由哲學家探討的大問題現在都由物理學家接手了。類似的看法在科學家中廣為流傳，而且科學家們也毫不掩飾。美國科普界壹位著名人物內爾·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 Grasse Tyson），用相同的風格公開宣稱：“……我們了解膨脹的宇宙，……我們了解量子物理，……這每壹項都遠超整個哲學家群體坐在座椅裏所能推導的範圍，……（他們）本質上已經過時了。”
我不同意這些意見。在本文中我給出壹些反駁的論證，我會論證哲學在科學的發展中始終扮演著必不可少的角色，尤其是物理學的發展；而且，大概將繼續如此。
這是壹場由來已久的論戰。關於這個，古典時期的雅典上演過有趣的壹幕。那時，這個城市裏正處在黃金歲月的青年們在著名的學校裏受教育。其中有兩所學校格外突出：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學校和柏拉圖建立的學園（Academy ）。兩者間的競爭是白熱化的，就像劍橋和牛津之間的競爭，但不僅僅是質量上的競爭：兩個學派之間的教育方法迥異。伊索克拉底提供高水平的實踐教育，教給雅典的年輕人當政治家、律師、法官、建築師等所需的技能和知識。另壹邊，學園則著重於討論關於基礎的壹般問題：什麽是正義？什麽應該是最好的法律？什麽是美？物質由什麽構成？柏拉圖給這種發問的方式起了壹個不錯的名字：哲學。
兩大學派的分歧根深蒂固。伊索克拉底對柏拉圖的獲取教育和知識的方法，批評得很直接：
那些做哲學的人，那些裁決著證明和論證的人……習慣於質詢，但對他們的實踐職責卻從不做出貢獻……即使他們恰好有能力掌控某事，他們也自動把它搞壞，而那些沒有任何（哲學）論辯的知識的人，如果受到了（具體科學的）中訓練並擁有正確的觀點，實際上全都做得更出色。所以對於科學，哲學是毫無用處的。
這明顯類似於那些認為哲學在科學中沒有任何作用的當代科學家們的觀點。
碰巧，柏拉圖學園裏有壹位優秀的年輕學生寫了壹篇短文，回應伊索克拉底的批評。這就是古代著名的文章——《勸勉篇》（ Protrepticus ）。它只有壹部分留存了下來，而且我們只能通過對後人的大量引用進行重構，來了解這篇文章。由多格·哈欽森（Doug Hutchinson）和蒙特·蘭索姆·瓊森（Monte Ransome Jonson）領導的壹批古典學者最近完成了壹次對它的新的重構，現已可以在線閱覽。《勸勉篇》大概是以給兩種相反立場辯護的兩人間的對話這種形式寫成的。文本的現存部分，已足以讓人理解這位年輕學生為給哲學辯護而回應伊索克拉底時所提出的主要論證。
這位聰明的年輕人創作完這個小冊子之後離開了雅典，但最終又回來開了他自己的學園，且事業有成。他的名字正是亞裏士多德。
科學和哲學2000年的發展不僅證明了——更有可能的是——還加強了亞裏士多德為反對伊索克拉底指控哲學無用而替哲學做的辯護。他的論證現在看來仍相當中肯，我從中受到了啟發，以在此回應當前這些認為哲學對物理學無用的斷言。
貳
亞裏士多德的第壹個論證來自這樣壹個事實：
壹般性的理論能夠支持、且往往有助於實踐的進步。
我將這件事分為兩個方面：第壹，以往哲學與科學之間的相關性；第二，哲學在今天是否就與科學無關了。我們先談第壹點。
時至今日，2000年過去了，在這期間，哲學和科學都得到顯著的發展，哲學對科學的影響的歷史證據數不勝數。
以下是從天文學和物理學中舉出的壹些表明這種影響的例子。我將只提幾個例子。在古代天文學中，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地球是圓的，以及它的大小，還有太陽和月球的大小，地球到日、月的距離，行星在天空中的運行，和現代天文學與現代物理學得以萌生的壹些基礎；而這種古代天文學正是哲學的直接產物。引發了這些進展的核心問題都是在學園（ Academy ）和呂克昂（ Lyceum ）中提出來的，並且這些問題都是來自於理論而非實踐的關切。盡管很多個世紀之後，伽利略和牛頓從先前的物理學和天文學——尤其是亞裏士多德主義的世界觀——向前邁出了巨大的步伐，他們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以前得到的成果。伽利略和牛頓擴展了之前的知識，對其進行重新解釋、重新構造，並且在其上構築新的東西。尤其是伽利略的思考，如果沒有亞裏士多德的物理學，就會顯得不可理喻。
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伽利略對柏拉圖思想的追溯，即對隱藏在表象背後的理想數學秩序的追尋，其工作也是不可理喻的。伽利略受壹種狂熱的柏拉圖主義的指引。牛頓在其著作中，也清晰地表明了他的許多想法對古代哲學、尤其是德謨克裏特的借鑒，例如空無壹物的空間、原子論、自然直線運動等概念，這些最初都源自哲學上的動機。此外，他關於時間、空間本質的重要探討正是建立在他與笛卡爾之間的討論和辯駁。
不過，哲學對物理學的直接影響決不只限於近代物理剛誕生的時期。在每壹步重要進展中，都能看出來這種影響。例如20世紀：20世紀物理學的兩大進展就受著哲學的強烈影響。如果沒有了關於時間的哲學，它們就會不可理喻。量子力學萌發於海森伯（Heisenberg）的壹種直覺，這種直覺根植於他察覺到的當時他所處的強烈的實證主義哲學氛圍：只限於對那些可觀測的事物，人們才能獲得知識。海森伯1925年的奠基性論文明確談到這壹點：
本工作的目標是僅僅基於原則上可觀測的量之間的關系來為壹種量子力學的理論奠定基礎。
同樣，明顯是壹種哲學上的態度，引導了愛因斯坦發現狹義相對論：把範圍限制在可觀測事物上，我們就認識到同時性這個概念是有誤導的。愛因斯坦明確承認了他對馬赫和龐加菜的哲學著作的借鑒。沒有這些思想的輸入，他的狹義相對論也將是不可理喻的。盡管不是來自同壹種影響，但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所受的哲學影響甚至更強烈。他再壹次明確承認了他對哲學的借鑒，這次是來自萊布尼茨、貝克萊和馬赫的批判性思考。愛因斯坦與哲學之間的關系確實很復雜：比如他承認對他來說，叔本華曾有過令他信服的影響。這壹點在他的物理學中就反映得不大明顯，但是叔本華關於時間和表象的觀念，可能不難從愛因斯坦導向了廣義相對論的想法中辨認出來；這種影響也被人們研究過。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年輕時，居然有著如此明顯的對哲學的關註——他在15歲時就閱讀康德的三大《批判》——這真的是個巧合嗎？
為何有這些影響？因為 哲學可以提供產生新的想法、新穎的視角、和批判性思考的方法。哲學家擁有物理學所需的工具和技能，但在訓練和培養物理學家時這些東西卻缺失掉了：概念的分析，對含糊性的關註，表達上的精確性，在標準的論證中找出缺漏的能力，創造出全新的視角，發現概念上的薄弱環節，找出備選的其它概念性解釋。對此沒人比愛因斯坦自己講得更好了：
關於歷史和哲學背景的知識給了我們得以擺脫同壹代大部分科學家所陷入的偏見的那種獨立性。這種由哲學洞見帶來獨立性——依我的觀點——是把單純的手藝人或專家與真正在追尋真理的人區別開的標誌。
有時，還有講得更強硬的說法：“如果沒有首先得到哲學的準許，科學家就做不了任何事情。”
因而，如果去讀最偉大的科學家們說過的、關於哲學的用處的言論，比如海森伯、薛定諤、玻爾、愛因斯坦，我們會發現他們表達的意見完全跟霍金、溫伯格相反。
三
下面是亞裏士多德的第二個論證：
那些否認哲學的功用的人，所做的亦是哲學。
這決不是乍壹看起來那麽無聊。讓我們來審視壹下溫伯格和霍金寫下了什麽。他們二人都獲得過重大的科學成果。比如溫伯格，找到了描述基本粒子之間相互作用的正確的對稱群，而霍金則發現了黑洞是熱的，並且計算了它們的溫度。在做這樣的事情時，他們在搞科學。在寫下“哲學對物理學沒有用”或“哲學已死”之類的東西時，他們不是在搞物理。那麽他們在幹什麽？他們是在反思什麽是發展科學的最好方式。
這裏的問題就是科學方法論（ methodology of science ）。科學哲學中壹個中心關切當然是仔細追問：做科學是怎麽做的，以及有可能怎麽做就會更有效。優秀的科學家會反思他們自己的方法論，而且溫伯格和霍金也的確這麽做了，這很好。但又怎樣呢？
他們表達了有關科學方法論的壹種明確的（certain）觀念。這就是關於科學壹貫如何運作以及應當如何運作的永恒的真理？這就是對我們現有的科學的最佳理解？
都不是。追溯這種觀念的來源其實並不難。它源於邏輯實證主義的背景，而邏輯實證主義後來又被波普爾和庫恩所修正。當下理論物理學中占主流的方法論意識形態，就是從他們二人的可證偽性和科學革命這兩個概念而來，二者在理論物理學家中十分流行；它們常被提及，並被普遍用於指導研究方向和評估研究工作。
因此在斷言哲學無用時，溫伯格、霍金和其他“反哲學”的科學家們實際上正是在向某些科學哲學家們（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致敬，他們或是曾閱讀過其作品、或是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中吸取過其觀念。這種印記是不可能出錯的。當他們把哲學視作壹堆偽命題——偽命題是指，組成這種命題的字詞沒有真實的含義（proper meaning）壹堆被反復地像內爾·德·格拉瑟·泰森那樣嘲諷的東西，這些批評都不難追溯至維也納學派的反形而上學立場。在這些反對哲學的詛咒背後，人們幾乎能聽到維也納學派的口號：“不要形而上學！”
於是，當溫伯格和霍金聲稱哲學無用時，他們其實是在表達他們對壹種特定的科學哲學的支持。原則上，這倒沒有什麽錯；但問題是，它並非壹種很好的科學哲學。
壹邊是牛頓、麥克斯韋、玻爾茲曼、達爾文、拉瓦錫和如此眾多的大科學家們，他們以（跟上述立場）極為不同的方法論觀點進行工作，做出了非常棒的科學工作。另壹方面，自卡爾納普、波普爾、庫恩以來，科學哲學壹直在發展，並認識到科學得以有效開展的方式遠比這幾個思想家的分析中所描繪的那樣更為豐富和微妙。 溫伯格和霍金的錯誤在於把某種特定的、受限於歷史條件的、對科學的有限的理解，當作好像是科學自身永恒的邏輯似的。他們的立場的弱點在於沒能認識到其脆弱的歷史偶然性。他們把科學當作具有壹種明確的、不容爭議的方法論的學科，好似從培根到探測出引力波以來壹直絲毫未變，或者好似我們在做科學時應該做什麽和怎麽去做都是完全顯然的。
實際情況與此大為不同。科學在不斷重新思考著對自身和對其成就、方法、工具的理解。這種靈活性對於它的成功十分重要。讓我們考慮壹些物理學和天文學中的例子。在希帕克斯和托勒密異常成功的預測性理論的啟發下，天文學的真正目標就是找到輪子的恰當組合，來描述圍繞地球旋轉著的天體的運動。但與預期相反，事實表明地球它自己也是這些天體中的壹個。而且尤其在哥白尼之後，真正目標變成找到運動天球（moving sphere）的恰當組合，來描述圍繞太陽旋轉著的天體的運動。但又壹次與預期相反，事實表明，抽象橢球形軌道比球形的更好。後來到了牛頓之後，物理學的目標逐漸清楚了，就是去找到作用在物體上的力。與這壹計劃相反，事實表明，世界最好是用動力學的場而不是物體來描述。在法拉第和麥克斯韋之後，事情清楚了，物理學是要去找隨著時間流逝的、位於空間中的運動定律。與假設相反，事實表明，時空自身也是動力學的。在愛因斯坦之後，事情終於清楚了，物理學必須只去尋找自然中的決定論定律。又與預期相反，事實表明我們最多給出概率性的定律。諸如此類。對於科學家們心中所認為的科學是什麽，有過不斷變化的定義，比如：從被觀測現象推出的壹般定律，找到自然的終極組成，解釋經驗觀測中的規則，找到能把這個世界講得通的暫時的概念框架（最後這壹個是我喜歡的）。
科學不是照著刻在石頭上的方法來做的項目，有著限定好的客體，或者有個固定的概念結構。它是我們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而永遠在演進著的努力。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它會壹再違背它自己的準則和它自己宣稱過的方法論假定。
當下壹種對於科學家究竟在幹些什麽的常見的描述——正如我們今天在學校學到的那種——就是收集數據（觀察、實驗、測量）並以理論的形式講通這些數據。 數據和理論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人們對此遠沒有達成***識，因為並不清楚我們是怎麽從數據得到理論的，而且也不清楚數據本身又是怎樣承載著理論的（theory-laden）。但是讓我們忽略掉這壹點。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獲得了新數據，理論也在演化。在這種圖景裏，科學家被描述為理性的存在者，他們用他們的才智——壹種特殊的語言、也是壹個良好地建立起來的文化的和概念的結構——來做這個遊戲。
這種圖景的問題在於，這個概念結構也在演化。 科學不僅僅是我們不斷增加的關於這個世界的經驗信息的總和與壹串改變著的理論，它也是我們概念結構的演化進程。它是我們在既有知識水平上，對把握這個世界的最佳概念結構的不斷追尋。對概念結構的修正需要從我們自己的思考中獲得。這非常像奎因（Quine）經常引用的奧托·紐拉特（Otto Neurath）寫下的那個美妙比喻——壹名水手只能在他航行的途中修補自己的船。
“學習”和“概念轉變”這兩者的互相纏繞，這種靈活性，和這種方法論與目標的不斷演化，在歷史上發展成了實踐科學與哲學反思之間的持久對話。這是為什麽很多科學被哲學反思所深刻地影響的進壹步緣由。科學家的這種觀點，無論他們喜不喜歡，是滲透著哲學的。
在這裏我們回到亞裏士多德：“哲學提供了研究必須該怎麽去做的導引。”
不是因為哲學能對科學的正確方法論壹錘定音（這正是與霍金和溫伯格的哲學立場相對立的），而是因為哲學中有很多概念工具可用來處理概念的連續變遷。 那些否認哲學在科學進步中所起的作用的科學家，正是那些自以為找到了終極方法論的人。結果是，他們的頭腦對將來所需的概念靈活性更加封閉。他們是被他們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俘獲的人。
肆
我認為可以給出壹個更強的例子。我相信近幾十年理論物理學的突破之所以相對貧乏，原因之壹就是今天許多物理學家把錯誤的科學哲學當作寶貝。波普爾和庫恩——在理論物理學家中如此受歡迎——對於好科學的工作方式的壹些重要方面提供了啟發，但他們的科學圖景是不完整的。我懷疑，如果把他們的見解當作約定俗成並且壹概接受，就會誤導科學研究。我們來看看為什麽是這樣。
庫恩對於非連續性和不可通約性的強調誤導了很多理論物理學家和實驗物理學家，讓他們輕視科學知識的可怕的積累性方面。波普爾對於可證偽性的強調——這本來是壹種劃界準則——也已經被誤解為是用於評價的準則。這兩者的結合產生了災難性的方法論混淆：在尋找新理論時，過去的知識是無關緊要的；而各種還沒被證明的想法都同樣有趣，各種還沒被測量到的效應都同樣可能發生，理論家的工作就在於讓任意的可能性從天而降，然後發展它們，因為所有沒被證偽的東西事實上都有可能是正確的。
這就是當下的“幹嘛不做？”意識形態：任何新想法都值得研究，僅僅因為它還沒被證偽；任何想法都有同樣的可能性，因為在知識的路途上往前走壹步就會出現在過去知識基礎上無法預知的庫恩式不連續性；任何實驗也都同等有趣，只要它檢測了什麽沒被測過的東西。
我認為這種方法論上的哲學導致了物理學中堆積如山的無用的理論工作和許多無用的實驗探究。
在無邊界的可能性空間中任意地跳躍，從不是做科學的有效方式。原因在於兩方面：首先，可能性實在太多，純靠碰運氣找到好的選擇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計；更重要的是，大自然總是在震驚我們，我們這種有限的生物遠不如我們自認為的那樣富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當我們覺得自己試探得夠廣的時候，大多數情況我們只是在變了方式地老調重彈：真正能起作用的創新不是僅憑猜測就能找到的。
那些真正起了作用的最劇烈的概念轉變和最離經叛道的想法，事實上總是嚴格地被激發出來的，並且幾乎是被海量的新數據、或對現有成功理論的內在矛盾的全面分析所倒逼出來。科學是靠連續性來運作，而不是靠不連續性。
前者的例子——被數據逼出來的創新——是開普勒的橢圓和量子理論。開普勒不只是“冒出來了”運用橢圓的“想法”：在他看見橢圓之前，大自然不得不把橢圓“潑撒”到他臉上。他用橢圓來近似模擬火星的本輪-均輪運動，並震驚於這種近似比他原來的模型效果還好。類似地，20世紀初的原子物理學家長時間與基本定律中蘊含的不連續性概念鬥爭，竭盡所能地拒絕光譜學已經給出的明確信息，換句話說，力學的最核心部分其實已經出現了不連續性。這兩個例子中，重要的新想法都是在數據面前被迫出現。
第二種情況的例子——由舊理論而來的激進的創新——是日心體系和廣義相對論。無論是哥白尼還是愛因斯坦，都沒有顯著依賴於新數據。他們都從對成功的、被公認了的理論進行深刻分析開始：托勒密的天文學、牛頓的引力和狹義相對論。他們從中發現的矛盾和原因不明的巧合，開啟了通向新的概念構想的道路。
無論哪種情況，都不是僅從尚未被證偽的理論中撈出壹些，然後對它們帶來的結果檢測壹下。相反，是基於廣泛且不斷積累著的經驗和理論知識的、對歸納法的巧妙的運用，提供給了我們前行的線索。認真地考察在經驗上已獲得成功的洞見，我們才能前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是個“新想法”：它是愛因斯坦對伽利略相對論為何在很大範圍能成立的領悟。這裏沒有不連續性：事實上，這是壹種最佳的連續性。這是面對那些人僅僅因為麥克斯韋方程就急於拋棄速度相對性時，愛因斯坦表現出來的極富洞察力的“保守主義”。
我認為這個教訓被太多的當代理論物理工作忽視了，大量研究方向都太急於拋棄掉我們關於大自然所找到的東西。
諷刺的是，其實近來的實驗物理重大進展正是對今天理論物理中隨意猜測作風的反駁。最近，基礎物理中出現了三大實驗結果：引力波、希格斯粒子、LHC中超對稱的缺失。這三者都驗證了舊的物理學，並否證了那些廣為傳播的猜測。在這三個例子中，大自然告訴我們：不要如此隨意地猜測。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這幾個例子。
對引力波的探測——這已被授予了諾貝爾物理獎——是對問世壹個世紀之久的廣義相對論的完全證實。但不僅如此。最近幾乎同時探測到的雙中子星合並所帶來的引力和電磁信號（這壹事件稱為GW170817）以14個數量級的程度壹次性提高了我們對引力和電磁場傳播速度之比的認識。我們經驗知識的這壹重大積累的後果是，我們不得不排除掉壹大批廣義相對論的替代方案，壹大批理論學家近幾十年壹直在研究這些方案——同時證實了百年之久的廣義相對論才是目前關於引力的最佳理論。
希格斯粒子在CERN被探測到之事已被廣為宣傳，這證實了粒子物理的標準模型（由溫伯格等人所創立）是高能物理的現有最佳理論，反駁了受到很多關註的後續替代方案。
當大型強子對撞機在日內瓦已投入運行時，CERN對發現希格斯粒子的強調，也隱瞞了高能物理的這壹特殊探索中暴露出的真正意外：超對稱粒子並不存在，盡管壹代理論物理學家期待能找到它們。盡管筆墨匯聚成河、遐想不斷飛馳，極小超對稱標準模型（minimal supersymmetric standard model）卻突然發現自己陷入深層的困境。所以，大自然再次嚴肅地回絕了大批理論物理學家所相信的這些任意的猜測。
我認為，大自然對理論物理學當下的方法論的壹再息慢，應該能引發我們在哲學態度上保持壹定的謙虛，而不是狂怒。
我懷疑這個問題壹部分就出在占主導地位的波普爾和庫恩思想誤導了當下的理論探究。物理學家對已確立的成功理論太不當回事。由於庫恩對橫跨科學革命的不可通約性的強調誤導了他們，他們不能從人們已知的東西上建構，而這（從已知的事情出發）正是科學壹直在前進的方式。壹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許多想把引力統合進基礎物理其它部分的嘗試，都拋棄了廣義相對論中的背景獨立性。
此外，對可證偽性的強調，使許多物理學家陷入對科學知識的壹個根本方面的無知：即，可靠性是有程度的，並且可信賴的程度可以達到非常之高，即使沒達到完全的確定。這種無知導致了壹種雙重的負面效果：在科學的進展中把已成功理論中的洞見當作無關緊要（因為它們可能明天就被證偽），以及不懂得壹種探索即使還沒被證偽也可能只有很小的可信度。
科學事業是建立在可靠性的程度上，基於新的數據或新的理論發展，這種可靠性會被持續更新。科學界近來關註的對確證的貝葉斯式解釋，在科學哲學中是很常見的，但在理論物理學界多半被無視掉了。在我看來，這是具有負面效應的。
我在這裏想要做的不是壹種對波普爾和庫恩的批評。他們的著作是清晰而富有洞見的。我想指出的是，對他們觀點的壹些頭腦簡單的理解版本，被很多物理學家太隨意地當成了科學方法論的最終定論。
當代物理學遠遠沒有對哲學“免疫”，而是深刻地受哲學影響。但是缺乏認識到這種影響所需的哲學意識，並拒絕聆聽那些嘗試對此進行彌補的哲學家，是物理學的弱點的來源。
伍
下面是《勸勉篇》裏的最後壹個論證：
科學越是處於嚴重的混亂和困惑中，越需要哲學。
今天的基礎物理正在經歷壹輪深刻的概念轉變，這是因為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成功，和目前依然缺失壹種能被人們認可的引力的量子理論這壹情況所導致的公開“危機”（在庫恩的意義上；我倒是寧願稱為“機會”）。這就是為什麽壹些科學家，包括我自己這種做量子引力的，更敏銳地察覺到了哲學對於物理學的重要性。
下面列舉壹些當下最理論物理中探討的話題：什麽是空間？什麽是時間？什麽是現在？世界是決定論的嗎？我們需要引入觀察者來描述自然嗎？物理學是根據“實在”來架構還是根據“我們的觀察物”來架構更好，或者還有第三種選擇？什麽是量子波函數？究竟“湧現”意味著什麽？意在刻畫宇宙全體事物的理論有意義嗎？認為物理定律也在演化這種想法有意義嗎？對我而言，探討這些話題，來自過去和當下的哲學思考的養料顯然不容忽視。
在圈量子引力這壹我本人所在的技術領域中，牛頓時空被重新解釋為在量子意義上呈現為顆粒狀的、概率性的、漲落著的某種事物所展現出來的東西。空間，時間，粒子和場融為壹個單壹的實體：壹種並不存在於時間或空間中的量子場。這種場的變量只要求子系統間相互作用的明確性。這壹理論的基本方程沒有顯式的時間或空間變量。幾何只在近似中出現。客體存在於近似中。實在論被壹種強烈的關系論所調和。我認為我們物理學家需要跟哲學家壹起探討，因為我認為我們弄通這些東西需要他們的幫助。
陸
最後，我想再簡要談幾句相反方面的問題：科學對於哲學的相關性。
我之所以要談這個，只是因為：科學界壹些反對哲學的表態，不過是對哲學和其它人文學科某些領域中的反科學態度的壹種回應。
現在後海德格爾（post-Heideggerian）氛圍統治了“大陸”的壹些哲學系，在其中，對科學的無知成了值得自豪表現的事情。科學不是“真正的”知識；它錯失了真的知識。“……植物學家的植物不是田畔花叢；地理學家標定的河流‘發源處’不是‘幽谷源頭’。”這種語境暗示著只有“田畔花叢”和“幽谷源頭”才是重要的。
另壹個今日知識界的分支——社會學中也有壹例：“任何人都沒有義務要采取某種特定的世界觀來描述20世紀的科學發展”。這種論調要麽是無聊的（“沒人強制妳有智力”），要麽是誤導性的，所謂“誤導”，在詞源學意義上講，就是“導向錯誤的方向”。
我現在明白了這壹點：正像最好的科學緊密聯系著哲學壹樣，最好的哲學也將緊密聯系著科學。過去顯然壹直是這樣：從亞裏士多德柏拉圖，到笛卡爾、休謨，到康德、黑格爾，到胡塞爾、路易斯，最優秀的哲學總是緊密地與科學協調。過去不曾有任何壹位偉大哲學家，不時時刻刻嚴肅地對待他們時代的科學所提供的知識。
科學史，我們的文化中壹個完整的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它還遠不能回答我們想問的所有問題，但它依然是壹種極為強大的工具。它可以處理不計其數的問題，包括那些關涉我們自身的問題和把宇宙當作壹個整體來討論的問題。我們的所有知識，是來自極為不同的領域的許多貢獻的結果，從科學到哲學，當然還有文學和藝術，還有我們對它們加以整合的能力。在我看來，那些貶低科學的哲學家——這些人還不少——在嚴重地傷害理智與文明。當他們說全部領域的知識都滲透不進科學，以及他們才是懂得更多的人的時候，他們就讓我想起那兩個坐在公園長椅上的小老頭：“啊”，其中壹個顫抖著聲音說，“瞧這幫聲稱能研究意識還有宇宙起源的科學家啊。”“噢”，另壹個說，“真荒唐啊！他們當然搞不懂了。我們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