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五代史伶官傳序》的寫作意圖?

1．作者開篇就提出中心論點：“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意為國家的盛哀、事業的成敗，主要取決於人事。我們從作者感慨萬千的嘆息聲中，已不難覺察：有些人忽略“人事”而將國家的“盛衰”委於“天命”，正是歐陽修所痛心疾首的。《新五代史》雖然是對五代的政治與歷史人物的記述、描寫和批判，卻表現了作者對北宋王朝的憂慮和對當時弊政及當權派的不滿。在這篇既是史詳，又可以說是針對北宋的現實而發的政論之序中。作者的意圖，已然呼之欲出。

作者在論述過程中不斷推出警戒性的斷語，如“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並引用《尚書》中的名言“滿招損，謙得益”，既充實論點，揭示李存勖得天下與失天下的根源，又充分體現出作者的寫作意圖，真是語重心長。當時的北宋王朝，表面上名稱“盛世”，但其實已經危機四伏。禍患常積於忽微，難道不應該及早註意，防微杜漸嗎？當時的北宋統治者，固然不像莊宗那樣溺於伶人；然而“智勇多困於所溺”，“逸豫可以亡身”，難道不應該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嗎？作者寫這篇文章，分明是痛恨當時統治者的“滿”、“逸豫”和溺於奸邪小人，希望他們從莊宗那裏吸取歷史教訓，這在今天有其現實意義。

2．為了論證中心論點，作者用後唐莊宗的盛衰成敗的歷史事實作為主要論據，從“晉王之將終”到“及凱旋而納之”寫莊宗得天下，極贊他成功時意氣之“盛”；從“及仇佳已滅”到“何其衰也”寫莊宗失天下，慨嘆其失敗時形勢之“衰”。這樣通過盛與衰、興與亡、得與失、成與敗的強烈對比，突出莊宗歷史悲劇的根由所在，使抑本具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的結論，顯得令人信服，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