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人也。”（見《論語》）但是，孔子之前，就有“仁”的思想存在。例如比孔子早40O多年的徐偃王，《淮南子·人間訓》就稱他“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徐偃王因“不忍鬥其民”，在周、楚連謀爭伐時，選擇了回避戰爭的辦法，“走之彭城”，“為楚所敗”，後又南遷至浙江沿海壹帶。偃王在臨死之前說自己“吾賴文德，而不修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參見《徐偃王誌》）。這裏他已經明確他是“仁”者。至於“仁”的內容，肯定就是他的行為內容了。而且由於他“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說苑》）。《北宋徐氏譜》曰：“四方諸侯之爭訟者，不至周而至徐”，由此而知徐國的仁已為天下知，甚至超過了周。而此前，蔔辭中已經有了“仁”字，《商書·太甲》有“懷於有仁”，《詩經·鄭叔》中有“洵美且仁”，周公也自稱“予仁者考”（《禮記·檀弓》下）。這裏引證的意思是，“仁”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之壹，由來已久。到了徐國，其內容已逐漸豐富和具體化了。“仁”（還包括“孝”、“忠”、“恕”等內容）作為徐國文化的核心內容，其實此時已經固定下來了。 二是義。徐人和殷人同是東夷人。據考，商的統治階級殷族就是從山東滕縣壹帶發展起來，然後壹路打到中原，幾次遷都到了安陽的。“老鄉情結”讓徐人依附於殷人，使本來獨立的封國成為了殷商的“分族”。《左傳》稱徐為殷民六族之壹（見《左傳》定四年傳）。盡管殷人對徐人大部分時間是不客氣的，但是徐人仍對殷人講義氣。試舉壹例：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紂，徐蓋父子仍苦守洛陽，雖後來倒戈，實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參見徐偉堅編《徐氏古今文化大觀》）。“義”和“仁”可以看作是壹對“孿生兄弟”，它們之間既有相同的壹面也有不同的壹面。殷商時期，統治者既創造了“仁”，誇贊殷人統治的好處，以壹種假慈悲役使奴隸和其他外族，作為統治需要，他們又創造了“義”，讓被統治者心甘情願接受奴役和宰割。徐國吸納並實行了這種文化，偃王“好行仁義”，對“上國”周“力盡忠謨”，“生為忠良之臣”（見周穆王《敕封徐偃王》文告）；對國人則“被服慈惠，身行仁義”（《淮南子》）。總之，對上對下，善待之，很規矩。“仁”和“義”的觀念壹旦作為壹種文化被定格，就有了相對的穩定性和影響力。從歷史上看徐國是這壹文化的和哲學的觀念的積極推行者。 三是德。楊榮國先生說：從“德”的含義上來說，“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適宜，於人於己都過的去，無愧於心，這就是“德”，也就是“得”（《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文提到的周穆王敕封徐偃王的文告中，周穆王就自誇“為祟忠褒烈，必當其人；論德報功，必核其實”，他對徐偃王的敕封是根據徐偃王的行為實際作出的。本來徐偃王是被東方諸侯推舉出來反對周穆王的，因周穆王西巡，留戀瑤池而忘歸，不理朝政，民怨四起。周連楚伐徐，偃王避而不戰，走而失國，穆王不僅不問罪，反而敕封，且又讓偃王後代重振徐方。是周穆王大度嗎？其實是周穆王迫於民聲，偃王有德，萬民膺服，不敕封不足以順民心。韓愈說徐國“處得地中，文德而治”，“以君國子民”（《衢州徐偃王廟碑》）。可見“德”在徐國已被公認為統治思想了，並普遍推行而達到“治”。在《徐偃王誌》卷二“紀事第壹下”裏，記述了徐伯關於有道和無道君臣的言論，內有“以懷其德”、“循其祖德”等內容，說明徐國對“德”的認識是相當“前衛”的，以至於齊桓公等諸侯紛紛效法。 四是信。“信”和“誠”往往是連在壹起的，信則誠，誠則信。穆王六年，徐誕朝拜周天子，“錫命為伯”（《竹書紀年》），“乃分東方諸侯徐偃王主之”（《後漢書·東夷傳》）。徐偃王以為天子分封了，發話了，徐國可以高枕無憂了，他是以“信”而信人了。於是，“外墜城池之顯，內無戈甲之備”（《抱樸子》）。以至於“不知詐人之心”，“走死失國”。這是因誠信而放松警惕、不知戒備的例子，反證了“信”在徐國的分量，“信”已成為了徐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是禮。《說文》：“禮”是規範秩序的行為準則。舉壹個例子：公元前574年，邾婁考公喪禮，徐君使容居吊喪，當時禮節十分嚴格。容居欲行王使進侯王之座。邾婁國掌司者惡其潛比王使，拒之曰：“諸侯之來敝邑者，臣行臣禮，君行君禮，君臣禮雜行者未之有也。”容居理直氣壯地說：“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徐於諸侯無所不用王制也，容居愚魯不敢忘其祖。”說得堂而皇之，氣理充足，顯示了徐國的氣魄（引自徐永生《再論徐國在中國歷史上的位置》），說明了徐國“禮”文化的發達。我們還可以從近代以來出土的文物看出其端倪。徐器“沆兒鐘”銘文，就描述了壹家幾代人老幼有序，和睦相處的情形，即是“徐禮”在徐國家庭的體現。1993年邳州粱王城遺址上的九女墩古墓群中出土了十九枚青銅編鐘，分別有銘文記載徐國歷史，還有“徐王之孫，永寶之用”的字樣。其次，該地還出土了十三枚青銅磬。鐘與磬均為古徐國宮廷樂器（見1995年版《邳州誌》）。樂器的發展水平說明“禮”的發展程度，因為古代“禮”、“樂”往往是連在壹起的，所謂“禮樂”者，“禮”需要“樂”，“樂”為“禮”而設，有“禮”有“樂”，四海升平，政通人和，才是“禮治”。出土有“樂”，朝綱有“禮”，當為不虛。 六是道。任繼愈先生在《老子新譯》壹書裏說“道”這個範疇是老子首先提出來的。其實在老子之前就有“道”，《詩經》上有“周道如砥”的話，《廣韻》說“道”是“理也，眾妙皆道也，合三才萬物***由者也”，《易經》又說“壹陰壹陽謂之道”。徐人講的“道”，則具體得多，如“德行之道”、“有道之君”等。在他們看來，天有道，地有道，人亦有道。“道”雖然大到包涵萬物，而萬物也是各各有“道”的。《管子四稱》裏徐伯的言論可以看作徐文化裏“道”的內容，“桓公善之”，認為很好。徐伯為徐國的國君，穆王命徐子為伯，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徐伯之稱是襲舊號。這裏徐伯的“四曰”內容已很廣泛，有治國大道，也有處世之理，還含有仁、義、禮、智、信、忠、孝等，由此可見當時徐國文化之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