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
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壹個落後的農業國，直接面臨的任務是進行民主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在革命前壹直是這麽認為的，並為民主革命作了較為充分的理論準備。後來形勢發展提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但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列寧和俄***（布）的理論準備是不充分的。當時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主要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經典，有明顯的直接過渡傾向。戰時***產主義政策的實行與這種指導思想有很大關系，而不只是戰爭環境的產物。改行新經濟政策，先是形勢所迫，後來列寧在新經濟政策的實踐中初步找到了小農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並在理論上加以闡發、升華。新經濟政策理論最大的意義，在於它引起了社會主義觀念的根本創新。列寧認識到，在落後國家搞社會主義，不能“直接過渡”，不能照搬馬克思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壹般原則。而要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采取以公有制為主的多種所有制形式，發展商品市場關系，利用國家資本主義，搞好工農結合。列寧晚年明確認識到，新經濟政策是長期的、認真的政策，應當用改良主義方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列寧“漸進過渡”思想的實質，就是強調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艱巨性，教育人們要從本國實際出發，根據實踐經驗發展新理論，制定新政策。但是，由於新經濟政策才剛剛實行了二、三年時間，經驗還不豐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還是個有待認真探索的問題，又加上列寧患病，許多理論問題他沒有來得及也不可能予以充分論證，最後的口授文章也只是就他當時最關心的重要問題做了論述。列寧逝世後，如何繼承和發展列寧的思想，沿著新經濟政策道路走下去，是俄***（布）面臨的壹個新課題。
然而，在二十年代，俄***（布）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遠不成熟，不能適應新經濟政策不斷向前發展的需要。整個黨的理論水平不高，在黨的最高領導層中理論家也不多，他們又不能通力合作，這就大大妨礙了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探索。絕大多數老近衛軍、幹部和黨員是因投身革命而走到領導崗位的，理論水平低，不清楚如何搞社會主義。他們的思想受戰時***產主義和戰爭經驗影響大，對進行建設不熟悉，心中充滿革命理想主義和階級鬥爭觀念。許多人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重視、領會不夠，甚至根本就不認為新經濟政策是走向社會主義之路。他們所學習、理解和接受的仍是列寧在新經濟政策之前的思想和戰時***產主義的經驗。有些領導幹部幹脆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在蘇聯經濟中已沒有留下什麽社會主義因素了。他們關心的不是如何使新經濟政策得到發展，而是如何早早結束它。
在黨內深入研究、宣傳新經濟政策的是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少數人。但是，在那個全黨和全社會文化水平較低、崇尚激情的狂熱年代，他們的科學理論往往不被人理解，反而會被作為“右傾”遭到指責、批判。在二十年代黨內爭論中，爭論雙方常常引以為據的理論是馬克思經典理論和列寧新經濟政策以前的思想。社會主義就是“壹大二公”的觀念占有支配地位。他們將新經濟政策與搞社會主義對立起來，他們認為新經濟政策不是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是可能會招致資本主義復辟。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都急於搞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搞大工業、大農業，認為小生產沒有生命力，沒有前途，實行社會主義越早越好。在1926年後，斯大林等人壹方面說社會主義經濟力量已強大到可以向資本主義發起進攻的程度，另壹方面又說資本主義的發展對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嚴重障礙，所以急於消滅“資本主義”。他們沒有真正認識到正是新經濟政策使蘇聯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而是把經濟政策中的壹些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做法當作資本主義，或者把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有限的資本主義因素誇大化。他們用傳統標準，以階級鬥爭的眼光，姓“社”還是姓“資”的抽象概念，去認識新經濟政策中的問題，尋找出路。明明是壹些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政策，例如農民個體生產經營、發展商品經濟、出租土地和生產資料等，他們卻認為是資本主義，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擔心資本主義復辟。列寧早已解決了的對農民、商品市場關系、個體經濟等問題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他們仍把這作為資本主義的東西看待。在新經濟政策發展中出現壹些問題後，不是堅定前進方向，完善政策，而認為是資本主義在搞破壞，以向資本主義進攻為借口結束了新經濟政策。
二、急於加快發展的趕超心理
在歷史上，俄國歷代沙皇統治者都把超常規發展、謀求世界大國地位作為自己的夢想。十月革命後，全國上下仍受這種強國夢的影響，並且由於革命的勝利，從領導到群眾產生了急切加快發展的速勝心理。大家都希望利用新政權盡快創造出高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甩掉落後帽子。在二十年代，黨的領導人盡管在壹些理論問題和具體經濟政策上有分歧，但都同意加快發展大工業，都把這看作是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維護國家獨立的關鍵。托洛茨基提出“超工業化”，斯大林追求的速度還要快，是布爾什維克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速度。他要用10年時間走完資本主義國家用了50年至100年所走過的發展過程。當時蘇聯還是壹個農民國家，農民的思想意識、小生產者急於求成的心理對整個國家和社會有很大影響。國家越落後越急於盡快改變現狀，並且容易滋生主觀主義、唯意誌論，不顧客觀經濟規律。
當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環境也使黨和人民產生了加快發展的緊迫感甚至是危機感。多年希望的世界革命沒有到來，蘇聯壹國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中搞建設，時刻有壹種落後就要挨打的壓力感。保衛國家獨立的責任感、使命感，使人們把發展速度看作是對國家生死攸關的大事。斯大林在二十年代後期多次提出或者是滅亡，或者是加快速度發展自己，他從這樣的高度強調發展速度的重要性。而對國際形勢判斷得過於嚴峻，又加劇了這種緊迫感。在1925年，斯大林就曾指出戰爭的形勢正在日益成熟，1927年英蘇斷交後，他便指出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日益逼近了，仿佛危險就在眼前。於是，應付戰爭的需要成了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在制定各種計劃和推行各種政策時，著重考慮的是要建立獨立的國防工業，增強國防力量。這是影響經濟政策發展趨向的壹個重要因素。
在特定的國內和國際條件下，意識形態信仰和民族獨立、現代化發展的要求成為加快發展的雙重動因。在如何加快發展問題上，布哈林側重於利用經濟規律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兼顧生產和人民生活兩方面，使人民自願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他認為用新經濟政策是可以獲得快速發展的。斯大林則將實現社會主義和謀求國家強大的戰略同步實施，他認為只有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才能快速發展，用新經濟政策達不到目標。在1928年的壹次講話中，他說只有在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才能消滅我國歷來的落後。這是他急於改變新經濟政策的重要原因。因為國家本來還落後，卻要讓它迅速大變樣，並且要片面發展某些經濟部門，用正常的做法無疑是辦不到的，只有走“捷徑”，采取強制措施，打破常規。為了集中壹切有限資源搞重點建設，便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怕市場經濟達不到目標。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社會主義也的確應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消滅資本主義。這樣，理論信念和現實要求不謀而合，使人們相信就應這麽做，而不去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本國現實條件之間的巨大差距，不像列寧那樣去尋找二者之間的過渡環節。只考慮需要，不考慮可能，實用主義盛行。生產力水平不具備加速發展的條件，便企圖通過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進行階級鬥爭、反“右傾”去加速。在這種“左”的思想支配下，二十年代末黨內許多經濟部門的領導人把斯大林提出高速工業化和全盤集體化作為社會主義的理想選擇，而認為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主張會拖延發展速度，而右傾保守思想。他們為了“趕超”而反對布哈林的政策。
三、缺乏政治體制改革的相應配合
在歷史上，推行任何新的經濟政策都有賴於政治上的支持和配合，經濟改革要求有相應的政治改革作保證。在二十年代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經濟改革邁出了較大的步伐，但政治體制卻沒有進行相應的改革，基本上仍沿用戰爭年代那壹套做法，權力集中現象越來越嚴重，黨內民主生活越來越不健全，黨內爭論的方法越來越不正常。在這種情況下，理論和政策之爭的結果往往不取決於它們本身的是與非，而取決於爭論各方在政治鬥爭中的勝與敗，個別領導人可以通過政治和組織手段決定經濟政策的興與廢。政治體制不能適應經濟改革深化的需要，是新經濟政策中斷的壹個直接原因。
在1921年前多年的戰爭期間，俄***（布）的領導體制是高度集中的戰鬥命令型體制，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也是適應戰爭需要而建立起來的。這種黨政領導體制不能適應和平時期經濟建設的需要。所以，戰爭結束後，列寧在提出新經濟政策的同時，也醞釀進行領導體制改革、發展黨內民主的問題。1921年3月俄***（布）十大決定放棄黨組織的軍事化，作出了以“工人民主制”代替“極端集中制”、實現黨內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決定。其主要內容是，在黨內反對委任制，實行選舉制、報告工作制和監督制，加強集體領導、集體決策，允許在黨內就重大問題進行自由爭論和相互批評。這些規定有助於發展黨內民主，推動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但由於當時黨內派別林立，爭論激烈，無政府工團主義思想影響較大，列寧和俄***（布）為了防止派別鬥爭幹擾經濟政策的轉軌和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確保在經濟上有步驟、有秩序的退卻，決定禁止在黨內進行派別活動，以維護黨的團結統壹。以上兩方面的規定，就其總的指導思想來說，還是要加強黨內民主。黨的十大後，列寧為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作了壹定努力。但政治體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官僚主義等弊病愈演愈烈，與經濟改革的節奏很不協調。列寧在最後口授著作和書信中嚴厲批評了這種情況，提出了對政治體制作壹系列改革的具體措施，目的就是為長期堅持新經濟政策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可惜，這些意見沒有引起後來領導人的重視，嚴重妨礙了他們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繼續探索。
列寧逝世後，黨內主要領導人就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政策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當時在蘇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還是壹個嶄新的課題，由於經驗不足，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和思想方法不同，爭論是難免的。如果采取民主、平等、說理的方法進行健康有益的爭論，互幫互助，取長補短，明辨是非，是可以***同提高，並取得壹致認識的。即使壹時還達不成***識，可以由實踐來檢驗是非。如果這樣，他們是有可能在***同探索中取得成就的。但是，二十年代俄***（布）黨內民主生活起來越不正常，沒有展開正常的說理式討論的氣氛。黨內民主受到忽視，而關於禁止派別活動的規定卻受到了歪曲，被壹些領導人當成了進行不正當黨內鬥爭的手段，消極影響極其嚴重。斯大林通過組織手段逐步控制了黨內大權，監督機關名存實亡。他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人提出不同於他的觀點統統稱為搞派別活動，甚至是反黨活動。然後，以建設社會主義要高度維護黨的團結統壹為借口，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對反對派予以嚴厲處理，甚至作為敵人來對待。他開始還提出反對在黨內實行“割除”辦法，後來卻慣用這種辦法，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對待異己。當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要求黨內民主時，斯大林卻說不能要形式上的民主，黨的利益高於壹切。他所維護的“黨的利益”實際上就是把反對派在政治上打倒。為了在鬥爭中取勝，斯大林動用組織手段去反對反對派，使他們的理論觀點敗於權勢之下。在這種不正常的爭論中，理論、政策爭論的內容和觀點越來越居於次要地位，爭論的勝敗結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誰的權力大。反對派的失敗首先是政治和組織上的失敗，他們的觀點即使正確也難以取勝。當然，這不是說他們的理論觀點都正確。
在這種情況下，新經濟政策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黨內鬥爭的結局，任何人要推行新經濟政策首先必須有政治依靠。在1927年前，布哈林所以能堅持和發展經濟政策，是由於得到了斯大林在政治和組織上的支持。但斯大林支持布哈林在某種程度上是出於政治的需要，前面已說過，他對新經濟政策的理解與布哈林明顯不同，他不把它看作是長遠之計。而布哈林在政治上對斯大林的支持又助長了不正常的黨內鬥爭之風和斯大林的專斷權力，使黨內民主集中制破壞殆盡。所以，到1928年後布哈林與斯大林發生爭論時，他本人就處於很被動的地位，他用說理的方式據理力爭，斯大林卻用組織手段比較容易地打敗了他。從此，新經濟政策也就隨之終結了。從這個側面來看，新經濟政策終結的重要原因在政治方面。這種情況昭示我們，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發展是何等重要。
四、歷史傳統力量影響至深
在斯大林與布哈林圍繞著新經濟政策的鬥爭中，斯大林取勝的直接原因是當時的政治體制有重大弊端，他擁有組織上的優勢。但要看到，他終究得到了中央全會多數領導人的擁護。這說明他的勝利背後有其社會基礎，這樣的社會基礎不利於推行新經濟政策，而有利於斯大林模式的確立。這裏除了有二十年代的國際國內條件影響外，與俄國歷史傳統的影響也有很大關系。
斯大林與布哈林鬥爭的焦點之壹是農業和農村問題。布哈林堅持繼續在農村實行新經濟政策，反對匆匆搞全盤集體化，應該說是代表和維護了農民的利益，但他卻不僅得不到中央的支持，也得不到農民的支持。斯大林發動的全盤集體化運動在農村迅速展開，短時間近於完成，期間農民雖也進行過局部的、零星的反抗，但他們還是接受了集體化的事實，並且集體農莊制度從此在蘇聯農村紮下了根。集體化運動雖然是借助於階級鬥爭乃至暴力進行的，但它的全面推開與俄國歷史上的村社傳統也有內在聯系。在俄國，村社傳統的歷史淵遠流長，崇尚村會精神的民粹主義思潮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集體農莊制度是村社制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見，是歷史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混合物。村社在十月革命前已存在了幾百年，在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時受到猛烈沖擊，但在十月革命後，特別是在戰時***產主義時期又獲得了奇跡般的再生。在二十年代新經濟政策時期，村社土地占有形式占整個農民土地的95%以上，村社力量是在農村發展個體經濟和商業市場關系的阻力。在宗法制的村社制度下，土地歸集體所有，定期分給農民使用，農民集體勞動，集體消費，過著平均主義生活，集體主義精神深入人心。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是推行新經濟政策的壹大阻力。直到二十年代中期，民粹主義在黨內還有相當影響，不少領導人還認為村社的土地公有和平均分配可以抑制富家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而有著長期村社傳統的農民從個人私利出發，希望發展生產、生財致富，但又擔心市場經濟發展造成兩極分化，或者是被作為富農遭受剝奪，因此不習慣於獨立生產和經營。集體農莊制度有國家在物力和財力上的大力支持，實行集體勞動、平均分配，似乎是農民所熟悉、易接受的，村社所培育、體現的集體主義精神為社會主義集體農莊制度奠定了基礎。全盤集體化使村社組織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卻使村社的平均主義思想、組織結構和社會功能得以繼續延續。新經濟政策在農村發展阻力重重，結束得卻幹凈利落，民粹主義的影響是壹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與經濟上的村社傳統相應的政治專制主義在俄國同樣有幾百年的歷史，這是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形成的重要社會歷史原因。在專制制度下，人民群眾愚昧落後，沒有文化，沒有政治民主的思想意識，依賴集體，崇拜權威，屈從於行政命令，希望有個好沙皇，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好皇帝上。社會主義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專制政權，但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人民的思想文化不可能迅速改變，在革命後對沙皇的崇拜轉變為對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領袖的崇拜。列寧逝世前夕就成了黨內外幹部、群眾崇拜的偶像，列寧逝世在人們心中引起了巨大的震撼。這種領袖崇拜心理在列寧逝世後則變為對“活著的列寧”崇拜，誰能以“活著的列寧”的出現，誰就能成為人民的領袖。在二十年代黨內的鬥爭中，斯大林表現出了高超的組織才能和鋼鐵般的意誌，時時以列寧的學生、繼承人的身份出現在全黨面前，而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指責為反對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置他們於敵人的位置。而且，他還壹貫表現出自己代表黨和人民的利益，有公正無私的黨性原則。這樣，他就成了人們心目中理想的領導人，贏得了全黨和人民的擁戴。而在布哈林身上表現出的更多的是理論家的素養，性情溫和，平易近人，他本人既不爭權奪利，別人也不把他當作是依靠得住的領袖。雖然他是真正堅持和發展列寧主義的人，但人們卻不認為他是列寧的繼承人。這是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主張得不到擁護的重要原因。
政治上的專制統治傳統還給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模式帶來了很大影響。列寧的無產階級政黨思想強調要有嚴格的組織和鐵的紀律，要發揮黨員、幹部的先鋒隊作用。列寧逝世後，黨的領導方式、方法沒有進行相應的改變，沒有健全黨內民主。廣大黨員幹部、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不高，民主觀念不強，受農民意識影響太深，很難從社會主義民主的高度認識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性。從軍隊中復員轉到各項建設中的大批幹部習慣行政命令方式，對戰時***產主義政策懷有戀情。黨的十三大後，倉促吸收到黨內的黨員各方面素質低下，官僚習氣嚴重，依附於集權政治體制。所有這些制度、組織和幹部方面的原因，都是有利於斯大林鞏固政治統治、結束新經濟政策的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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