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事跡和言論主要保留在《左傳》、《國語》、《管子》以及《史記》之中。
(壹)"修舊法，擇其善而業用之"
對過去的法制不能簡單地廢棄或否定，而要選擇其好的方面加以創造性地運用，這是管仲的法制改良思想。
管仲說的"舊法"，包括西周的禮制和刑罰制度，是壹個廣泛的概念。他十分重視"禮"在治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把禮、義、廉、恥視為"國之四維"，即維系國家的四大繩索，其中的壹根繩索斷了，國就要傾斜；兩根繩索斷了，國家便很危險；三根繩索斷了，國家就會顛覆；四根繩索都斷了，國家必然滅亡。
管仲所說的"禮"，主要是指臣吏服從君主，兒子不違背父親，以及重用賢才、慈愛百姓、接繼敗落的國家與世族、薄稅輕刑等。
管仲在繼承周禮的同時，又對周禮進行了四個方面的改造：
壹是打著"尊王"即維護周天子的旗號，"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尊王攘夷"和維護周禮為名，建立齊國的君主集權制和霸主地位；二是突破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傳統，強調"萬物待禮而後定"，用禮來教育和引導民眾；同時用削奪封邑的方法打擊分封制貴族，加強諸侯的權勢；三是打破了"親親"的宗法原則，任用賢能；四是批判"刑不可知"和輕視法度的舊傳統，主張以法令作為人們言行的準則，以公開的法律作為標準，用賞賜以資鼓勵，用刑罰糾正偏頗。
(二)"作內政而寄軍令"
管仲主張以法理政，以法統軍，以法治民，並在制度上將這三者結合起來。這是管仲法律思想的主要表現。
以法理政、統軍和治民，是管仲加強君主集權的重要措施，也是他對西周禮治的重大修正。
管仲在相齊之初，就提出了自己治國的總方針："作內政而寄軍令"，富國強兵。這壹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寓兵於農，把軍事制度融會於行政制度之中，以法律強制手段迫使民眾就範。為實現這壹主張，管仲提出了"四民分居定業"論。"四民"指士、農、工、商。
"四民分居定業"思想的具體化是"三國五鄙"制度。管仲在沿襲"國鄙"制的基礎上進行了改良，實行"三國"，即把國分成二十多個鄉，其中"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所謂"五鄙"，是指將"鄙"即農村分為五個行政區域，分別由五個大夫統管。
可見，管仲的"三國五鄙"制，主要依靠的是行政權力和法律強制手段。為了使民眾就範，他特別強調"以威治民"。
管仲認為，確立法制、富國強兵的關鍵是伸張君主的權威，使每個民眾都畏懼權威，服從權威，而決不能讓民眾隨心所欲。他把民眾分為上下兩等：上等的"畏威如疾"，即像害怕瘟疫壹樣地畏懼權威；下等的"從懷如流"，即想幹什麽就幹什麽。
(三)"令順民心"，"與民分貨"
管仲主張，法令的制定必須適應民眾好財爭利的習性，以建立和保障新的封建經濟制度。這是管仲在立法方面，尤其是經濟立法方面的主張。
管仲認為，民心的向背，是國家盛衰的關鍵，是統治成敗的標準。
從民心好利出發而得出的立法原則，自然是壹切法令政策都要建立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使法令適應人們對於物質利益的要求。因此，在管仲看來，法令不僅是制裁民眾的暴力，同時是君主利用民力、取得民心的工具。
管仲認為，物質利益不僅是人性所求，而且是人們遵守禮義法度的前提。他也很重視對傳統經濟政策的改革，力圖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進行控制，提出了"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的方針。這兩個方面的結合，便形成了管仲的以重商主義為特征的立法思想，好在加強官營商業、手工業的同時，又提倡重農節用，抑制富商大賈。
綜上所述，管仲的功業和思想有著自己的特色，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他對周禮的改良，為後來的儒家所肯定；他的"富國強兵"、"令順民心"、以法統政等主張，成為後來法家思想的先聲。其他如墨家、道家、陰陽家等派別也都承認他是壹位政績卓著的名相，不同程度地采納了他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