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峻潔簡凈，不枝不蔓
柳宗元以“潔”來稱許《史記》，他說：“《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又說：“參之《太史》以著其潔”。（《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宗元沒有進壹步解釋“潔”的含義，桐城派主將方苞對此有闡發，他說：“子厚以‘潔’稱太史公，非獨辭無蕪累也，明於義法，而所載之事不雜，故其氣體為最潔也。”（《歸方評點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桐城派的余脈曾國藩對此也有解釋：“事緒繁多，敘次明晰，柳子厚所稱太史之‘潔’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三）綜合前賢的評述，柳宗元所謂的“潔”，是指司馬遷見識高超，敘事能抓住要害，能用最少的文字把紛繁的歷史寫得井井有條，語言不枝不蔓，幹凈利落。
《高祖本記》所敘垓下戰陣就很能體現司馬遷寫戰“峻潔”之妙：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 [1]（P378-379）
陳仁錫雲：“淮陰侯極得意之陣，太史公極用意之文。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張左右翼也；淮陰侯小卻，誘敵也；‘復乘之’，合戰也。所謂‘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也。” [2]（P718）司馬遷所敘垓下戰陣，僅六十字，而陣法、戰法之奇皆具，言簡而事豐，虎虎有生氣，使人感覺鐵流滾滾的幾十萬大軍如排山倒海般壓將過來，如潮水般的大陣中又潛伏著不可捉摸的玄機。班固寫這段歷史時，對《史記》的這段文字卻棄而不用，使神韻頓失。
針對《史記》的峻潔簡凈，吳敏樹也曾大發感慨道：“史家原只依事實錄，非可任意措置，然至事大緒繁，得失是非之變，紛起其間，非洞觀要最，掃除壹切旁枝余蔓，未得恣意詳寫，使其人其事終始本末，真實發露，讀者警動悲慨，千載下如昨日事也。……故下筆萬言，滔滔滾滾，如長江大河，激石灘高，回山潭曲，魚龍出沒，舟楫橫飛，要是順流東下，瞬息千裏，終無有滯礙處耳。從來良史記事，第壹論識，而柳子之評史公曰‘潔’，真是高眼看透。學者但能從有會無，即詳知略，則於序事文，立占勝步矣。” [3]（P297-298）與《三國演義》等古典戰爭小說相比較，《史記》戰爭場面峻潔簡凈的特點就更加明顯了，小說可以不為史家筆法所限調度大量文字去摹寫戰場景象，而史家卻不能這樣隨性而為，紛繁龐雜的內容與有限的篇幅之間的矛盾，迫使史家必須用筆簡凈。司馬遷要在五十二萬字的篇幅內敘寫三千多年的歷史，就必須要在“潔”上下功夫，戰爭場面描寫的峻潔簡凈也就是其中的應有之義了。
二、戰鬥描寫，泄郁抒憤
史家寫戰重在戰略方針的制定與實施，對於具體的戰術戰鬥層面的東西涉及很少，而司馬遷對此卻有了不小的超越，這在東城快戰及李廣與匈奴的幾次戰鬥的描寫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先看《項羽本紀》中的東城快戰：
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余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原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壹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壹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裏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壹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 [1]（P334-335）
再看《李將軍列傳》寫李廣與匈奴的壹次戰鬥：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裏。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壹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裏，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裏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余騎饹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1]（P2868-2869）
李廣追擊匈奴射雕者遇圍，他令士卒下馬解鞍嚇退敵軍。《李將軍列傳》還寫了李廣被匈奴所俘後而奪馬得脫，寫李廣身陷重圍而射殺匈奴裨將。這幾次戰鬥描寫凜凜生風，如在目前，它們不涉方略，著力突出的是英雄們在戰場上采取何種戰術而斬將刈旗、使敵披靡。壹般而言史家寫戰略謀劃才能使後人從中汲取治軍安邦的智慧，活靈活現的戰術戰鬥描寫卻於此不大相關，但司馬遷為什麽還會熱衷於戰場描寫呢？答案就在於他要通過這些描寫來寫人物，來抒情懷。項羽、李廣兩位戰神般的人物之所以那樣深入人心，是與司馬遷對他們在戰場上的驍勇剽悍的敘寫分不開的，如果剝離了這些戰場描寫，人物形象的豐滿度就會大打折扣。司馬遷還有滿腔的郁憤要傾泄，而英雄們酣暢淋漓的戰場搏殺就成了他渲泄情感的壹個突破口，他以酣暢淋漓之筆敘寫酣暢淋漓之戰，抒發了對悲劇英雄人生命運的深沈的感慨之情。
司馬遷對戰爭的殘酷性有清醒的認識，在他筆下沒有血淋淋的令人發指的“原生態”的戰鬥拼殺描寫，有時實在無法回避戰爭的殘酷性敘寫，他就沿襲《左傳》等已慣用的筆法，就是壹筆帶過不作詳錄。如《宋微子世家》寫宋城被圍，城中“析骨而炊，易子而食”；《晉世家》寫晉軍失敗，掉入水中的士兵爭相逃命的慘景是“船中人指甚眾”；《項羽本紀》寫漢軍大敗後，漢軍屍體使“雎水為之不流”。在司馬遷筆下沒有屍骨橫飛的血腥恐怖鏡頭，他雖然也寫了英雄在戰場上沖鋒陷陣殺人無數，但我們卻不認為他們殘忍，讀者感受到的卻是英雄的神勇威猛，體會到的是戰爭中的鐵血豪情，胸中湧動的是和英雄壹樣的澎湃激情。這也是中國古代戰爭文學與西方戰爭文學相區別的重要方面。古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印度史詩《瑪哈帕拉達》等作品用大量筆墨極力鋪陳格鬥廝殺的場景，對戰場做壹種“自然主義”式的復原。而中國古人則是用寫意的筆調，極力渲染的是戰場的氛圍與聲勢。司馬遷雖然寫具體的戰鬥，其筆法卻不是“照相式的再現”，而仍是“寫意式的表現”。它形式上似乎是“術”的層面，實際上仍屬“道”的範疇。
三、自然描寫，點到為止
中國古代的史傳裏幾乎沒有自然環境描寫的位置，這不是說史官們不會描寫自然環境，而是限於史傳體例的“潛規則”不能去寫。“傳、記的重心是社會生活，尤其是影響深遠、意義重大的社會生活，景物描寫在正史中幾乎未留下任何痕跡。稍稍留意中國山水文學的發展，不難註意到壹個事實：人對山水的追求，往往帶有逃避社會的意味；山水作為壹種審美對象，常常與超越世俗的精神聯系在壹起。……中國的正史不關註自然景物，不是因為技術上的原因，而是因為：壹種以社會生活為關註對象的體裁，它在文化品格上必須與‘泉石傲嘯’劃清界限。” [4]司馬遷在無形中也受了此“潛規則”的制約，然而司馬遷終究是司馬遷，他有時就有些不太守規矩，在寫戰爭場面時興之所至會捎帶上幾筆自然環境描寫，雖然這樣的文字很少，但卻是出手不凡，其文學史意義不可小覷。請看《項羽本紀》對彭城之戰戰場自然環境的描寫：
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谷、泗水，殺漢卒十余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余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1]（P321-322）
彭城之戰是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項羽以三萬精兵大敗劉邦五十六萬大軍，劉邦也差點當了俘虜。我們在這裏關心的不是其軍事意義，而是司馬遷對戰場上突然而起的大風的描寫，這場大風折斷樹木，掀開房室，揚起沙石，壹時間天昏地暗，司馬遷用寥寥數語就將風沙狂嘯天昏地暗的戰場景象展現眼前。再看《衛將軍驃騎列傳》對漢匈漠北決戰的描寫：
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余裏，見單於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於。單於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於遂乘六臝，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於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余裏，不得單於，頗捕斬首虜萬余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壹日而還，悉燒其城余粟以歸。 [1]（P2935）
《匈奴列傳》對漠北決戰亦有敘寫，文字略遜於《衛將軍驃騎列傳》。漠北戰役是漢武帝與伊稚邪單於決壹雌雄的戰略大決戰，是衛青軍功的巔峰。唐人盧綸《塞下曲》“月黑雁飛高，單於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即用此事。淩稚隆評曰：“千年以來所無之戰，亦千年以來所無之文，而騷人墨客***得本之以歌出塞、賦從戎，未嘗不令神馳而目眩也。太史公絕世之姿，故《漢書》不為增損壹字。” [2]（P5514）漠北之戰的敘寫之所以能成為千古絕調，與其中精彩的大漠風沙的描寫不無關系，這些描寫雖然字數並不多，但對於營造戰場殘陽如血風沙滾滾的氣氛卻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千載而下仍能撼魂動魄。
司馬遷寫戰場自然景象不僅是因為要寫出戰爭發生的自然背景，還是因為這些自然景象是影響戰爭進程的壹種客觀力量，要真實全面地寫戰爭對此就不能視若無睹，換句話說，司馬遷不是為寫自然景物而寫自然景物，他還沒有像文學家那樣以自然景物為描寫對象的自覺意識，而是有其史家用意。即使是這樣，我們對《史記》描寫戰場自然景物的意義也不能低估。壹則它為後來正史樹立了樣板，以後正史寫戰場景物皆不能出《史記》之牢籠；再則對古代戰爭小說也多有熏染，它們寫戰爭自然景色絕少鋪陳文字，大多也是點到為止，中國古代小說之所以缺少環境描寫特別是自然環境的描寫，《史記》的影響不能說不是其中的壹個原因。無論是史傳還是戰爭小說，文字簡潔洗煉成為戰場自然景物描寫的風格。
四、小說傾向，實中有虛
明清評點家開始將《史記》與小說相提並論，其實也就是看出了《史記》的壹個重要特征：小說化傾向。《史記》戰爭場面描寫，也具有小說化傾向的特征。如毛宗崗就拿《史記》中的“垓下之圍”與《三國演義》第41回“長阪坡”壹段作了比較，他說：
凡敘事之難，不難在聚處，而難在散處。如當陽長阪壹篇，玄德與眾將及二夫人並阿鬥，東三西四，七斷八續，詳則不能加詳，略則不可偏略，庸筆至此，幾於束手。今作者將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敘出；簡雍著槍、糜竺被縛在趙雲眼中敘出，甘夫人下落則借軍士口中詳之，糜夫人及阿鬥下落則借百姓口中詳之，歷落參差，壹筆不忙，壹筆不漏。又有旁筆，寫秋風，寫秋夜，寫曠野哭聲，將數千兵及數萬百姓無不點綴描畫。予嘗讀《史記》，至項羽垓下壹戰，寫項羽，寫虞姬，寫楚歌，寫九裏山，寫八千子弟，寫韓信調兵，寫眾將十面埋伏，寫烏江自刎，以為文章紀事之妙莫有奇於此者；及見《三國》當陽長阪之文，不覺嘆龍門之復生也。 [5]
《史記》對《三國演義》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戰爭場面就是值得壹提的壹個方面。二者雖然體裁不同，寫作宗旨不同，但在寫作手法上確有許多相通之處。《三國演義》是小說中之“正史”，《史記》則是正史中之“小說”。古人常讓小說攀附《史記》，以擡高小說的“社會價值”，我們也不妨顛倒壹下，讓《史記》與後世經典小說相比附，以看清《史記》的“文學價值”。《史記》的小說化傾向，到少有兩層含義，壹是指《史記》在藝術效果上達到了後世第壹流戰爭小說的水準，使人回味無窮；二是指《史記》像小說壹樣有“虛構”。試看《田單列傳》對“火牛陣”的描寫：
田單乃收城中得千余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1]（P2455）
火牛陣不可謂不精彩，但其歷史真實性是頗值得懷疑的。袁俊德指出其中的破綻：“蕞爾小邑，被圍已三年，其不至‘析骸易子’者蓋已幾希，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余耶？火牛之事，當日諒或有之，史家過為文飾，反啟後人之疑竇矣。” [2]（P4469）田單事跡在《戰國策》中有零量記載，但最精彩的火牛陣具體情節，今本《戰國策》不載。今本《太平禦覽》中載有火牛陣故事，說是引自《戰國策》。究竟是古本《戰國策》與今本不同，還是《太平禦覽》的編者將司馬遷的《田單傳》誤以為《戰國策》而誤收入《太平禦覽》，現在也都成了疑案。再看《孫子吳起列傳》對馬陵道的描寫：
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鉆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1]（P2164）
鄧以瓚曰：“減竈已奇，斫大樹自書益奇，期舉火更復奇，摹寫處甚工。至‘讀未畢’，‘遂成豎子之名’，情境躍如，可驚可嘆。” [2]（P3808）孫臏破龐涓於馬陵道事，《戰國策》無詳載，只在《魏策》中連帶提及。馬陵道的戰場描寫更非“實錄”，充滿了巧合，孫臏頗像《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神機妙算，百計百中，這可以明顯看出司馬遷已經有意用了後世小說家慣用的巧合筆法。《史記》具有小說因素，它不僅運用了小說筆法，還有明顯的“虛構”，但並不能因此就說《史記》“是”小說，《史記》具有“小說化傾向”是對這壹現象的更為準確的概括，《史記》中的戰爭場面描寫也是如此。
這些戰爭場景之所以有這麽大的藝術感染力，與司馬遷突破壹般的史家觀念密切相關。“以史為鑒”是人們對歷史的壹種功利主義態度，總結興衰成敗給時人及後人以智慧，就成為史家責無旁貸的責任。這就要求史家把每件史實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交代清楚，史家或是寓論斷於序事之中，或是直接出場表明態度，目的就是要從歷史表象中總結出人世的規律，讓人們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有了這樣的目的與動機，概述性的敘述再輔之以夾敘夾議就成為史家運用最多的表達方式。司馬遷著書除了以史為鑒，還是為了“發憤”，他不僅要把歷史脈絡經驗教訓寫出來，還有要把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活靈活現地再現於筆端的自覺意識。為了達到這種目的，他不僅要用概括性的敘述語言，還用了大量的描寫手法。從某種意義上說描寫手法就是文學手法，大量描寫手法的運用就是《史記》區別於其他眾多史書的重要特征，這也是造成《史記》人物那麽栩栩如生，場景那麽生動逼真的重要原因。
《史記》戰場描寫的成功也源自司馬遷對前代藝術經驗的廣泛汲取。《尚書·牧誓》寫周武王在牧野之戰前的誓師大會，場面宏大，氣氛肅穆，開了寫戰爭大場面的先河。楚辭中的《國殤》聲調鏗鏘，剛健悲涼，把戰鬥的慘烈戰場的肅殺表現得酣暢淋漓，堪稱戰場描寫的千古絕唱。司馬相如《天子遊獵賦》為代表的漢大賦，對天子及諸侯王田獵盛大景象的鋪陳，也是氣派十足，田獵場面與戰爭場面只是壹紙之隔，壹點即破。漢樂府中的《戰城南》對戰後沙場的描寫，悲壯淒涼，藝術上已近乎化境。積極汲取前代藝術經驗，再加上自己的天才創造，司馬遷終於摘得了那枝迎風傲霜的戰地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