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王昭君出生於南郡秭歸（今湖北宜昌市興山縣），漢元帝建昭元年(前38年)，以民間女子的身份被選入掖庭，成為了壹名宮女。當時呼韓邪單於來朝，元帝發敕令賞賜其宮女五人，而昭君已經入宮數年，得不到皇上寵幸，心中積聚悲傷哀怨，就主動請求和親匈奴，呼韓邪單於臨行前，元帝餞行，讓五個宮女出列。昭君衣著靚麗，容貌美艷，元帝非常吃驚，想要留之但又不願失信，遂賜予匈奴。
《漢書.匈奴傳》（下）記載，昭君與呼韓邪“生壹男”，即伊屠智伢師；《後漢書.南匈奴傳》則記載，昭君與呼韓邪“生二子”，未提名。二子或為壹子之誤。建始二年（前31年），昭君出塞兩年半，呼韓邪單於去世，昭君向漢廷上書求歸，漢成帝敕令“從胡俗”，依遊牧民族收繼婚制，復嫁呼韓邪的匈奴妻之長子、新立的復株累若鞮單於，兩人***同生活十壹年，育有二女。長女名雲，後嫁與須蔔當，稱為須蔔居次（夫人），次女史失其名，後嫁於當於氏，稱為當於居次。復株累死後，昭君寡居，時年約三十三、四歲。
王昭君是漢與匈奴和平友好的象征。漢匈關系從漢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到元帝竟寧元年昭君出塞，期間整整壹百年。歷史學家翦伯贊說：“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絕和親壹百周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復中斷了壹百年的漢與匈奴之間友好關系。”
從歷史事實看，王昭君下嫁匈奴，確實對漢匈恢復和平友好關系，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從漢朝來說，昭君出塞之年，本應是建昭六年，由於昭君出塞，漢、匈和親，漢元帝改建昭六年為竟寧元年。元帝的詔書曰：“呼韓邪單於不忘恩德，響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陲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於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竟寧”的含義，應劭曰：“呼韓邪單於願保塞，邊竟（境）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
從匈奴來說，《漢書.匈奴傳》（下）記載：元帝以“昭君賜單於，單於驩然，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又號昭君為“寧胡閼氏”。“寧胡”的含義，顏師古註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 閼氏，是單於之妻的尊稱。
漢、匈民族的生活習慣和婚嫁習俗迥異，從王昭君在呼韓邪單於死後，渴望回歸故土的心情，可以看出王昭君在匈奴生活之不適，以及心理負擔之重。但這些都未妨礙王昭君母儀天下，大力傳播漢文化，維護兩大民族和平友好相處。昭君前夫呼韓邪單於和後夫復株累若鞮單於對漢壹直是友好的，開創了漢匈間60年無戰事的和平局面，這與昭君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解放以後，考古工作者在今內蒙古包頭附近發掘出土的瓦當，刻有“單於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吉祥語，這是匈奴人為慶賀“昭君出塞”而制作的紀念品。昭君贏得了匈奴人的尊敬。元代詩人趙介認為王昭君的功勞，不亞於漢朝名將霍去病，昭君的故事，成為我國歷史上流傳不衰的民族團結的佳話，她不僅有驚人的美麗，而且負有替漢家君王傳播光明和番寧胡的重大使命。
受王昭君的影響，昭君的晚輩對漢匈友好也做出了重要貢獻。王莽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匈奴烏珠留若鞮單於去世，時昭君長女雲之女婿右骨都侯須蔔當掌權，立了與漢親善的伊栗置支侯鹹為單於，以維護和發展匈奴與漢的友好關系。當與雲還建議新立單於與漢的“和親侯”昭君之侄王歙會面，並將此事“遣人告塞吏”，王莽得知後，遣王歙和他的弟弟王颯“使匈奴，賀單於新立”，進壹步加強了漢匈友好關系。
昭君的侄兒與昭君的女兒、女婿、外孫和壹樣，多次充任匈奴的重要使節至漢，促進了漢匈友好關系的發展。王昭君有兩個侄兒，壹個叫王歙，壹個叫王颯。王莽時，皆封侯。歙封和親侯，颯在王莽時任騎都尉，封展德侯。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莽派他二人出使匈奴。二年，又派王歙出使匈奴。更始二年，劉玄又曾派王颯出使匈奴。壹直到東漢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劉秀還派王颯出使匈奴。
昭君及其晚輩在改善漢匈關系上不遺余力，不僅做了許多錦上添花的事情，也化解了足可以使兩國關系破裂的巨大風險。如建國四年王莽殺匈奴右犁汙王鹹之子登於長安，後鹹立為單於，對莽極為怨恨。王莽為改善漢、匈關系，於天鳳二年遣王歙為使，“送歸登之屍體”。匈奴亦遣昭君之長女雲、婿須蔔當及雲、當之子奢“至塞迎之”。能出現這樣的局面，無疑昭君之晚輩以其“珠聯璧合”的默契，做了大量艱巨的斡旋和解工作。
王莽統治時期，實行歧視少數民族的反動政策，如改匈奴單於為“降奴單於”或“恭奴善於”等，還陰謀分裂匈奴，又大發軍隊準備對匈奴進行壹場大規模的戰爭；匈奴也壹再騷擾漢朝邊境。形勢相當嚴峻，大有壹觸即發之勢。可是就是這樣，大戰始終不曾爆發，也未發展至激烈對抗的地步，雙方使者仍往來不斷。這與昭君的影響和其晚輩為友好和平的奔走努力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