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意義的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準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
畢達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說。古希臘偉大思想家亞裏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學》中明確主張：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壹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導致城邦“善”的壹個條件。
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於“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有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認為法治優越於人治，他說：“凡是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是比憑感情治事的人們優良，法律正是沒有感情的。”
因此，“誰說應該由法律來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至於誰說應該讓壹個個人來統治，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亞裏士多德的法治理論對西方法治傳統產生過久遠深刻的影響。
羅馬人的法治觀直接導源於希臘文明，他們不善於思辯，但卻精於行動，輝煌的羅馬法成為羅馬人高聳的紀念碑。西塞羅所謂的“我們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成為壹句不朽的名言。
擴展資料
原則的適用
第壹，合理借鑒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同智能，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壹個極其重要的課題。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
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法治原則逐漸模糊，與條文法相對應的“活法”（living law）和"內部規則"（inner law）逐漸復活。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審視立法者的"制法"理性。
馬克思認為：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則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規則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現，系統地創造壹整套法律規則的任務超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
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壹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壹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壹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征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壹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壹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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