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定壹條道理順著往下推就成了極端，就不合乎中。事實象是圓的，若認定壹點，拿理智往下推，則成為壹條直線，不能圓，結果就是走不通。譬如以愛人愛物這個道理順著往下推去，必至流於墨子兼愛基督博愛的派頭；再推下就到了佛教的慈悲不殺；再推不但不殺動物也要不殺害植物才對；乃至壹石壹木也不要毀壞他才對；那麽這個路妳怎麽走呢？妳如果不能做到最後盡頭壹步，那麽妳的推理何以元端中途不往下推？妳要曉得不但後來不能推，從頭原不應判定壹理而推也！所以孔子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在我的直覺上對對於親族的情厚些，就厚些，對於旁人略差些，就差些；對於生物又差些，就又差些；對於木石更差了，就更差些。妳若判定情厚、多愛為定理而以理智往下推尋，把他作成客觀道理而秉持之，反倒成了形式，沒有真情，謬戾可笑，何如完全聽憑直覺！然而壹般人總要推尋定理，若照他那意思看，孔家謂‘釣而不綱，弋而不射‘，‘君子遠庖廚‘未免不通：既要釣何如綱，既不綱就不要釣；既要弋就射宿，既不射宿也就莫弋；既不忍食肉就不要殺生，既殺生又何必遠庖廚。壹般人是要講理的，孔子是不講理的，壹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收簡直不通！然而結果壹般人之通卻成不通，而孔子之不能則通之至。
這裏的壹般人的思維／理智正是西方的認定型思維/理智。這種西方的認定型思維/理智是執壹的,而中國的為認定的思維/直覺則如舜那樣“執兩端而用中”，從而“執壹”與“用中”是中國與西方的第四點不同。這裏“執兩端”既包含“直覺的自然求中”，還包含“理智的揀擇求中”，“雙、調和、平衡、中，都是孔家的根本思想，所以他的辦法始終著眼在這上頭，他不走單的路，而走雙的路，單就怕偏了，雙則得壹調和平衡。”可以說中國人的中心意思就是調和，他們認為：“宇宙間實沒有那絕對的、單的、極端的、壹偏的、不調和的事物，如果有這樣的東西，也是隱而不顯的。凡是現出來的東西都是相對、雙、中庸、平衡、調和。壹切的存在，都是如此。”而這裏又內蘊了中國哲學與印度哲學的不同態度，就是孔子對“生”的贊美。這可以算是中國哲學在比較中的第五個特質。梁漱溟引了壹大堆孔學名言，如“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後總結道：“孔家沒有別的，就是要順從自然道理，頂活潑頂流暢地去生發，他以為宇宙總是向前生發的，萬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與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滿了生氣春意。”用對生的贊美把中國與印度（死的涅槃）區別開來之後，在生的態度上中國與西方的區別是什麽呢？梁漱溟認為是在“生”中的“不計較利害的態度”。他說：“這是儒家最顯著與人不同的態度，直到後來不失，並且演成中國人的風尚，為中國文化之特異彩色的。”這可以說是中國哲學在比較中顯出的第六個特質。這種不計較利害的態度與墨子～西洋的計較利害態度區別開來。梁漱溟在把這兩種態度進行比較中講清了何為不計較利害態度並對之進行了價值上的肯定：
當我們作生活的中間，常常分了壹個目的手段：譬如避寒、避暑、男女之別，這是目的；造房子，這是手段。如是類推，大半皆這樣。這是我們生活中的工具——理智——為其分配、打量之便利，而假為分別的；若當作真的分別，那就錯誤而且危險了。什麽錯誤危險？就是將整個的人生生活打成兩斷截；把這壹截完全附屬於那壹截，而自身無其意味。如我們原來生活是壹個整的，時時處處都有意味；若壹分，則當造房中那段生活就全成了住房那壹段生活的附屬，而自身無復意味。若處處持這種態度，那麽就把時時的生活都化成手段——例如化住房為食息之手段，化食息為生殖之手段——而全壹人生生活都傾欹在外了。不以生活之意味在生活，而把生活算作為別的事而生活了。其實生活是無所為的，不但全整人生無所為，就是那壹時壹時的生活亦非為別壹時生活而生活的。平常人蓋多有這種錯分別——尤以聰明多欲人為甚——以致生活趣味枯幹，追究人生的意義、目的、價值等等，其而情誌動搖，潰裂橫決。孔子非復常人，所見全不如此，而且教人莫如此；墨子猶是常人，所見遂不出此，而且變本加厲。墨子事事都問壹個“為什麽”，事事都求其用處。其理智計較算帳用到極處；就把葬也節了，因為他沒有用處；喪也短了，因為他要害處；把樂也不要了，因為他不知其何所為。這徹底的理智把直覺、情趣斬殺得幹幹凈凈；其實我們生活中處處受直覺支配，實在說不上來“為什麽”的。妳壹笑、壹哭，都有壹個“為什麽”，都有壹個“用處”嗎？這都是隨感而應的直覺而已。
以上六點確實呈出了中國哲學的特質，然而，在當時中國救亡圖存的鬥爭現實中，“不計較利害的態度”與時代要求哲學成救亡武器是完全對立的；在西方工業體系和教育體系已經成為中國現實中的重要因素的時候，“不認定態度”和“非確定概念”完全與工業體系的原則和教育體系的方法相對立。因這兩個方面的對立，梁漱溟講出的中國哲學的特質時，失去對時代的影響，但另方面卻突顯了時代哲學所忽略的東西：壹種豐富而又靈活的“心性”。正是這種對中國心性哲學的獨特體認，成為了新儒學的壹種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