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許多論述科舉制歷史作用的文章，都把著眼點放在科舉制對優秀人才的選拔上面。科舉制初創時起，就有不少人強調科舉制的“得人”。《新唐書·選舉誌》就以進士科為代表，說：“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後世史家不辨其理，往往也沿著這壹條思路展開論證，甚至可以羅列出壹大批科舉出身的卓越人才，以支持自己的論點。
但是，如果再作進壹步的思考，就會發現，舉出壹批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並不能說明科舉制度就優於其他選拔官吏的制度。因為通過其他途徑做官的，照樣有不少出類拔萃者。在這裏，個案沒有說服力。從邏輯上來推論，要說明科舉制度比其他制度在選拔人才上具有優勢，不在於妳能舉出多少事例，而在於妳對科舉出身者和非科舉出身者各自的優秀人才比例有無統計學意義上的數據。但是，由於歷史資料的限制，要對科舉出身的官吏進行統計，就已經十分困難，而要對非科舉出身的官吏進行統計，那更是難上其難。所以，從選拔優秀人才的角度探討科舉制的歷史作用，在現有資料條件下幾乎是難以進行的。
退壹萬步說，即使能夠進行統計學意義上的分析，也絲毫無助於疑難的解決。隋唐以前，沒有實行科舉制。但我們根本無法證明，在實行科舉制以後，官吏隊伍的優秀比例要比實行科舉制以前大。誰也無法肯定，唐宋元明清的優秀官吏就比戰國秦漢的優秀官吏多。因此，用科舉制有利於優秀人才的選拔來說明其歷史作用，在學術研究上是缺乏可靠性的。
筆者試圖從另壹個角度來探討這壹問題。即：科舉制的歷史作用，不在於其對優秀人才的選拔，而在於其對中國封建政治統治需要的滿足。從這壹角度來研究，不敢說就能十分圓滿地解決上述難題，但起碼可以從另壹條途徑啟發研究者的思路。壹種選拔官吏的制度，能否長期存在下去，首當其沖的，是能否滿足統治者的政治需要；而能否滿足統治者的需要，又是得到統治者的重視的前提。科舉制正是在這壹點上，表現出了其優於其他選官制度的作用。
二
從滿足中國封建政治統治需要的角度出發，科舉制的歷史作用，首先表現在它與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具有極大的親和力，高度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成熟以後不斷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
眾所周知，科舉制與隋唐以前實行的軍功、察舉、辟除等制度相比，有壹個十分明顯的區別，就是科舉制的自上而下方式。軍功制的實施，有賴於自下而上的軍功考核匯報；察舉制的實施，有賴於自下而上的層層推薦；辟除制的實施，是把用人權直接交給了下面。而科舉制則大不相同，它的標準完全由中央確定，用人完全由中央取舍，是壹種自上而下的選拔官吏方式。地方上的用人自主權被中央主持的科舉考試完全剝奪。
當然，科舉制在具體實施中，也是從下到上執行的。在唐代的科舉中，是先“鄉貢”而後“省試”；壹直到明清，也是先“鄉試”而後“會試”。但是，這種先下後上，只是壹個先後次序問題，而不是選官的主動權自下而上的問題。唐代的“鄉貢”，已經完全不同於察舉制下的推薦，更不同於辟除制下的自行任免，地方官不過是奉命行事，按照中央規定的具體選官標準進行預選而已。明清的“鄉試”，實際上已經成為全部由中央操辦的全國統壹的分區考試。這種統壹的選官標準和方式，排除了地方官吏對政策的解釋權力。相比之下，漢代實行的察舉制和辟除制，與中央集權的背離是顯而易見的。在察舉和辟除制下，即使中央有關於用人標準的規定，解釋權卻掌握在地方的舉主手裏。從法學的意義上講，誰擁有法律的解釋權，誰就具有實際意義上的立法權。因此，漢代在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制後，用人權力卻通過察舉和辟除落到了地方大員手裏。漢末出現的地方割據，不能不說與察舉制和辟除制造成的“門生故吏遍天下”式地方勢力集團有密切關聯。後世史家認為，察舉和辟除造成了地方長官和屬吏之間的宗主關系和人身依附關系，“各媚其主，而不知有天子”(王夫之：《讀通鑒論》)。科舉制則完全不需要地方官員解釋，也就不存在地方官員的用人權，中央集權的精神，在科舉制創立以後得到了徹底體現。科舉制度下產生於地方的“鄉貢”、“舉人”，誰也不會認為自己的“貢”、“舉”是出於某壹地方官的恩典。更重要的是，即使讀書人取得了“鄉貢”頭銜或初級功名，也必須經過全國統壹考試才能決定取舍。這樣，地方官員的選人權力就完全被科舉制剝奪殆盡，官吏的產生方式同中央集權的要求十分相應，不可能再通過選官造成妨礙中央集權的地方勢力。地方大員可以通過其他途徑結成私黨，那則是科舉制度以外的問題，如唐代藩鎮的“入幕”，清初吳三桂的“西選”，正好從反面證明了這壹點。
正因為科舉制度高度適應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所以，得到了隋唐以降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在科舉制創立之初，李世民曾有壹句名言。他看著新科進士從門中魚貫而入，得意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中矣！”顯然，李世民的眼裏，不僅僅看到了新科進士是人才，而是看到了原來“各為其主”
因此，科舉制度與現在的高考有其關聯對應性，國家正在壹步步完善各項不足，壹項制度的實行必定有利有弊，怎樣做到盡善盡美正是中國壹直在思考的問題。為國家輸送和培養各行各業的人才還是付諸於現在高考的制度，必須做到公平原則，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國民綜合素質，這是振興中國的必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