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版圖中，位於福建東南壹隅的莆田市（古稱興化軍、興化府），似乎是個並不顯眼的小地方。然而，在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優秀文化寶庫中，莆田“文獻名幫”不但能以其光輝燦爛的累累文化碩果為世人所稱頌，而且能以其求真、向善、重教、崇德的文化特色，在各地域文化中獨領風騷，並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本文就文獻名邦四大特色的成因及其現實意義，進行初步的探討。
求真——名邦之支柱
按照宋代大思想家朱熹的解釋，“文”為賢者，“獻”即典籍。也就是說，莆田是個盛出賢人和文章著述的好地方。壹般來說，能獲此殊榮的地方，必定具備悠久的文化歷史和豐富的文化積澱為先決條件。但據考證，莆田的文化歷史並不長，自唐末開發至今，總***才1300多年，這與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原文化相比，莆田文化的起步，至少要落後2000多年。然而，就在這方落後貧窮卻又充滿神奇色彩的土地上，自唐朝中葉以來，莆田文壇人才輩出，湧現出如黃滔、徐寅、蔡襄、鄭樵、林光朝、劉克莊、黃仲昭、鄭紀、柯維騏、林兆恩等壹大批在福建、全國乃至世界上有影響的著作家。尤為可觀的是，莆仙人（莆田仙遊）著書立說的勢頭，從剛起步就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強勁勢頭：唐末25部，宋朝即高達2632部，其中《全宋詩》精選（第七三四二頁）作者黃中庸（1030－1110），字長行，號軍城居士，北宋文學家，政治家。)《紅樓夢》四大家族中生活原型黃氏先祖由鞏溪徙軍城始祖西驛前街府西巷（即今莆田城西雷山巷110號其黃太常寺卿第故居尚存）。北宋景佑甲戌進士大理寺評事黃寵之子。黃中庸從小受到其父宋進士寶文閣大理寺評事黃寵的熏陶，學習刻苦，勤奮上進，皇佑四年（1052）中福建鄉試舉人，次年，赴京會試第壹，即會元；經殿試中進士二甲第壹名，即傳臚。歷官江西安福知縣、縣令，北宋治平四年(1067)後，司馬光溫國公薦其才任太常博士擢廣西北海通判，旋任邵武知府，後召入朝為太常卿，入值總理太常院，主持修撰皇帝起居禮賓司廟會，起草禮儀詔誥。 與歐陽修、包拯、趙拚、劉敞、文彥博、富弼、王堯臣、韓琦等齊名，天性渾厚，為人仁惠。溫國公司馬遷薦其才，授浙江提刑。為官寬惠，能斷奇獄，所活甚眾，浙人德之。去日，士民乞留，以溫公論薦累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樞密院副使。後蔡京惡之，貶為太常博士，辭之，名入元佑黨禁而致仕焉。元朝雖有些下降，為60部，但到明朝又升至944部，至清朝也仍有470部之多。單就乾隆時修撰的《四庫全書》，莆仙人的著作就有43部831卷被收入其書，還有37部345卷被當作存目收錄。在如此眾多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皇宮巨著和傳世佳作，其中北宋蔡襄所著的《茶錄》、《荔枝譜》等園藝名著，已被翻譯為英、法文流傳國外；南宋鄭樵著述的《通誌》200卷，是莆田自古以來壹部影響最大和最為久遠的百科全書式巨著，學術界把《文獻通考》尊稱為《三通》，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南宋著名文學家劉克莊所著的《後村先生大全集》，也是壹部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巨著。
莆仙人的文章著述之所以能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壹定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即是這些作品的字裏行間，無不浸透著“求真”兩字，也就是說，追求真理和追求科學，是千百年來莆仙仁人誌士的最高追求，因而才使得這些作品不但能名重壹時，而且流傳百世。其中最具代表必性的人物為鄭樵。
鄭樵（1104～1162），字漁仲，世稱夾漈先生。他的壹生幾乎全都是困居在莆田西北萬山之中的夾漈山間。然而，就是這位山林窮儒，不但為中國文化奉獻出壹部繼《史記》之後的紀傳體通史，而且為莆田“文獻名邦”作出了六個重要的貢獻：壹是以山林窮儒之身在高山虛谷中以壹人之力完成壹部劃時代的史學世著；二是有誌於建設科學；三是提出“《詩》、《書》為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科學論斷；四是力倡知識分子要與廣大勞動人民交換知識；五是強調學習翻譯學以吸取外來文明和傳播中華文化。可以說，鄭樵和他著述的《通誌》，對莆田“文獻名邦”地位的確定和得到社會公認,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鄭樵之所以民為壹位千古傳頌的偉大史學家和科學思想家,是因為其作品和學術思想無不充滿著“求真”的氣息.因此，“求真”是鄭樵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由於有鄭樵這樣壹大批仁人誌士以“求真”的精神，創作出許許多多的優秀作品，才支撐起莆田“文獻名邦”這座巍巍於八閩大地的文化大廈。壹方水士養壹方人。因此，我們必須看到，鄭樵之所以能在高山虛谷中著出壹部“集天下書為壹書“（《夾漈遺稿·上宰相書》）的《通誌》，他的科學精神之所以能走在中世紀的最前頭，這除了鄭樵本身的特殊天賦和超凡智慧外，還與鄭樵家鄉莆田的人文條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為，鄭樵從小就是壹個窮困潦倒之人，他自己曾說過“家貧無文籍，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其容否，讀已則罷”（《夾漈遺稿·與景韋史投宇文樞密書》）；“伏念臣樵幼而孤苦，長而窮困，視屋漏以無愧，聞雞鳴而不已。所賴閩中無兵火之厄，可以見天下之書”（《夾漈遺稿·上殿〈通誌〉表》。可以想像出，如果當時莆田沒有特別豐富的民間藏書讓鄭樵借讀參考，鄭樵是很難讀盡天下八分階段書和著出《通誌》的；更重要的是，鄭樵科學思想的形成，與他的從兄鄭厚和林霆、林光朝、方翥等壹批也是富有求真精神的好友們的影響是分不開的。特別是鄭厚對鄭樵的成長和思想形成過程，有相當大的關系。鄭厚（1100～1160），字景韋，莆田縣新縣鎮鞏溪村人，他不僅是鄭樵小時候的良師，也是壹個“厚仰視韓愈如有及”和“使厚入司臺諫，則世無豺狼跡”（《夾漈遺稿·與景韋投宇文樞密書》的壹代名儒，南宋名相龔茂良把鄭厚視為“莆田文章的開山祖“。鄭樵也在《夾漈遺稿·與景韋投宇文樞密書》中明確提及自己與鄭厚的學術關系是“厚失之易，得樵而後峻；樵失之紛，得厚而後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
況且，鄭樵所以能成為歷史上第壹個向天下倡題物理實學的科學思想家，是因為他“結矛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相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通誌·昆蟲草木序》如果沒有資源豐富的夾漈山為鄭樵提倡觀賞和研究動植物情性的基地，如果沒有那些田夫野老與鄭樵交換知識，那麽，即使鄭樵有多大的天賦，也是難有如此高明之見。由此，我們認為，只有在莆田這方充滿著“求真”的沃土中，才能孕育著出像關樵這樣富有科學思想的、劃時代的偉大史學家和不朽的《通誌》，“求真”不但是莆田文獻名邦的擎天柱，而且是莆田文獻名邦也就失去生命力。過去是今後也必然是。
向善——名邦之靈魂
莆田文化發達，是來自原文化的輸入，所以與全國各地壹樣，莆田的地域文化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自南朝露三兄弟入莆傳授《詩》、《書》後，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壹直在莆田地域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然而，由於中國長期以來，也壹直是個儒、釋、道三教相容並存的社會，所以道教和佛教的文化，也深深地影響著莆田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甚至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無不浸透著儒、釋、道三教文化的因子。為此，莆田的文人學者壹方面堅持儒家的“仁愛”、自強、誠信、和諧、互讓、忠恕和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意識，壹方面也紛紛從不同角度吸取佛、道兩家的精華，以豐富自己的理論。而佛教、道教也在以自己特有的宗教形式，向人們推行道德，強調積善消惡等壹般民眾所喜聞樂見的觀念，因此佛、道的教化對於莆田民間社會的倫理道德秩序，也產生了壹定的功能，從而在民俗文化中表現出強有力的“向善”行為準則和以“向善”為中心的信仰支柱，並產生了壹種具有儒、釋、道三家為壹體的，具有鮮明的“向善”特色，並且能左右人們的精神生活的靈魂。由於以上種種原因，使莆田這個文獻名邦，隨著社會的發展，形成了兩種天下奇觀的“向善”文化現象：壹種是從宋代民間中自然形成的特定民俗文化——媽祖文化；壹種是明朝著名學者林兆恩所創立的“三教合壹”理論。盡管這兩種文化現象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想都是完全壹致的，即“向善”。林兆恩（1517～1598），號龍江，莆田城廂人。他的“三教合壹”理論從剛開始提出，便在莆田家鄉這塊“向善”的土地上得到迅速發展，之後，他的“三教合壹”不但在莆田民間深深地紮下了根，而且還傳至海外。及至今日，單在馬來西亞壹國，三教堂就有近千座。據不完全統計，國內和東南亞信仰三壹教的人，仍不下百萬之眾。而媽祖文化隨著社會發展，更是形成了壹種舉世聞無雙的，更具世界性影響的民俗文化。
媽祖原名林默，又名林默娘。她生於北宋初年，為莆田湄洲灣畔壹個普通宦家之女，在世只有短短的28個春秋。但因她生前慈悲善良，能濟世救人，經常為人消災解難，特別是勇救海難，所以深受人們的尊敬和愛戴。她“羽化”後，莆田百姓信奉她，崇拜她，就把她作為救苦救難的菩薩和護海女神的形象來懷念她和神化她，從而產生了具有壹種相當影響力的、具有鮮明莆田文獻名邦特色的媽祖文化。這種獨特的媽祖文化壹形成，不但充盈在莆田在地的上空，成為代代相承的民魂，而且還受到歷代朝廷的認可和賜封。從南宋以來，歷代朝廷給林默的賜封，從“崇福夫人”，壹直到護國庇民的“天妃”、“天後”、“天上聖母”。紀念她的廟宇，如今已遍布五洲，其數量之多，單在臺灣省，就有壹千多座，而信奉媽祖的海內外信徒，已多達上億人！媽祖文化因而成為當今莆田文獻名邦壹道最亮麗的文化風景線。
由此可見，只有莆田文獻名邦這方充盈著濃厚“向善”氛圍的沃土，才能產生像媽祖文化這樣超越國界的民俗宗教文化奇觀。與其說“向善”是莆田媽祖文化產生的根本，不如說“向善”是莆田文獻名邦的靈魂。正是由於有了這個靈魂，莆田文獻名邦才以其舉世無雙的文化色彩而被海內外億萬人士所稱道。
重教——名邦之傳家寶
莆田自立邦之初，就形成壹種比他邑更為濃厚的重教興學風氣，從而奠定了莆田文化特別繁榮發達的堅實基礎。宋代是莆田重教興學蔚然成風的時期。自北宋鹹平（998～1002）初，莆田就形成了相當完善的官辦學校、民間書堂、家塾義莊“三位壹體”的教育體系，使莆田成為當今全國並不多見的壹個重要教育中心，從而營造出莆田文獻名邦又壹道亮麗的文化風景線——科舉奇觀。
據載，中國封建社會處隋朝至清朝末年整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進士達千名以上的進士縣，只有18個縣，其中福建省占4個。而莆田壹縣的歷代進士，竟多達1433人，因而雄踞福建省進士縣的榜首，其次為晉江、閩縣（今福州）和建安（今屬南平市）。又據載，宋代所取進士中，每42人中，就有壹個是莆仙人。不僅如此，單在宋代，莆仙人中狀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賦魁、別試第壹名的人數，也是位居福建之首。其中中狀元的有陳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師、陳俊卿、黃艾等6人；中探花的有李昭遠1人；以賦魁天下者有鄭厚、劉夙、林旖、吳鑄疇、鄭從甫、葉大有等6人；為別試所第壹名的有宋椿、林慮、林益嚴等3人，可謂占盡天下科舉風流。更為奇特的是，莆田行民不但創造了中國科舉史的奇觀，還留下許許多多至今還廣為流傳的科甲佳話。軍城始祖黃中庸曾在驛前街府西巷梅蘭與鞏溪宋洋創辦兩所興化郡著名的“步雲書院”，《莆陽比事》稱其軍城黃氏素有簪纓世濟“四代聯登八進士和八世十六進士”之美譽。臺灣民間贊其侍中黃中庸世家閥閱“文武兩狀元、兩會元、壹榜眼、二探花、三尚書、四宰相”，黃中庸宅在興化郡府西巷（今福建莆田城西雷山巷110號故居尚存）其軍城派下繁衍即稱為“軍城衍派”壹門八世聯登進士之盛冠闔莆郡。還有“壹家九刺史”（唐代林披的後裔，有九個官至刺史）、“壹門五學士（唐黃璞進士，其四子也都同列館職）、”壹科兩狀元“（1076年文武狀元分別為莆田人徐鐸和仙遊人薛奕所得）、”魁亞同榜”（1138年，莆田人黃公度、陳俊卿同時中狀元和榜眼），故有“析榆未三裏，魁亞占雙標（黃公度、陳俊卿）”和“龍虎榜頭孫嗣祖（指宋徐鐸與其祖唐徐寅均為狀元）、鳳凰池上北聯兄”之類美談，如此等等。正由於莆田有如此壯觀的科舉成就，加上學術昌明，著作如林，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文獻名邦”（宋度宋贊語）、“閩越之地，鄒魯之邦”（宋真字敕字）、“興化多進士”（宋王安石贊語）、“莆田人物之盛”（宋朱熹贊語）、“比屋業儒，號衣冠盛處”（宋遊酢贊語）、“家習詩書，多出魁人韻士，為中州冠”（宋張友贊語），“莆田，文物之邦”（宋黃公度贊語）、“莆邦文學號鄒魯”（宋黃灝贊語）等美譽著稱於世了。莆田之所以有如此輝煌的科舉和學術成就，除了具有代代相傳的、濃厚的重教興學風氣外，還有壹個特別值得稱道的讀書風氣，這就是家貧子讀書的勤奮苦讀精神。南宋時莆田名儒方漸在分析家鄉儒風特盛的原因時，曾形象地說：“閩人無資產，恃以為生者，讀書壹事耳。”而南宋名相陳俊卿在紹興八年（1138）中榜眼時所說的“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則壹語道出了莆田作為東南壹小城卻能成為名揚四海“文獻名邦”的內在原因。因此這句名言，自然也就成了千百年來莆田人民代代相傳的家訓。
由此可見，重教興學不僅是莆仙文化名垂天下的根源所在，而且是莆田“文獻名邦”最具特色的傳家寶。有了這個傳家寶，莆田的“文獻名邦”，必將迎來更加光輝燦爛的明天。
崇德——名邦之風範
莆田“文獻名邦”除了以上所說的求真、向善和重教這三道金光閃閃的文化風景線外，還有壹道極其美麗的文化風景線——道德風範的奇觀。
莆田的道德風範奇觀表現在它是由兩個不同社會群體所開創的不同的道德風景線：壹條是由士大夫和文人學者以寧死不屈、剛正不阿和身殉職書寫出來的名垂史風景線；壹條是由平民百姓與天奮鬥改造自然所開創出氣貫長虹的公而忘私道德風景線。這兩條風景線雖然所表現的精神有所不同，但壹樣都是光照千秋。其中唐著名詩人、福建第壹個狀元徐寅以“臣寧無官，賦不可改”的凜然氣節為唐代文壇傳為美談；南宋狀元陳文龍是壹個高唱“未聞烈士樹降旗”堅持抗元到底的民族英雄，林則徐稱贊他與文天祥“隆名
並峙”，而“壹 土松湫相望，雙懸日月照乾坤”；明末清初的南京禮部尚書朱繼祚堅持抗清，至死不屈，以身殉職，留下悲壯的壹頁，可與史可法相提並論；清末禦史江春霖，對fb當局嫉惡如仇，強烈抨擊奸臣權貴，直聲震朝野。這些仁人誌士用他們的高風亮節為莆田文獻名邦營造出壹道光彩照人的道德風景線。而由北宋民間女子錢四娘帶領莆田文獻名邦舉世矚目、氣壯山河的道德風景線。
據載，興化平原（又稱南北洋平原）在宋初仍到處是只長蒲草的鹽堿地，要想把這萬頃荒了變成萬頃良田，只有在木蘭溪上修建壹條大陂。因此，莆田百姓從唐代開始，就急切期盼早日修建木蘭陂。為此，到北宋嘉佑年間，這裏的老百姓仍是飽受旱澇之苦，過著饑寒交迫和顛沛流離的生活。由於天旱人窮，所以嚴重制約著莆田的經濟和文化教育的發展。而錢四娘本是長樂縣的壹個民間女子，她的祖先是浙江吳越王皇族的後裔，宋初遷居長樂，所以到錢四娘這壹代時，她家仍是壹個具有萬貫家資的富豪之家。長樂距莆田有兩百多裏路，按壹般人的看法，莆田木蘭陂建與不建，對錢四娘來說是壹點關系都沒有。但她為了拯救莆田壹邑生靈免遭旱澇之苦，造福於民，於是她以年輕女子之身，勇敢地承擔起修建木蘭陂的重任。為了早日築成木蘭陂，她毅然傾盡長樂老家的全部家資10萬緡（相當於10萬兩銀子）全部帶到莆田造陂。在三年時間的造陂過程中，她帶領廣大勞動人民克服千辛萬苦，任勞任怨，公而忘私，舍生忘死，直至奉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盡管錢四娘所建的木蘭陂在剛建成時就被壹場突來的洪水沖毀，但她的偉大精神，卻深深地感染了林從世、李宏、馮智日和莆田廣大人民，因此，莆田木蘭陂在歷經兩次失敗後，終天在北宋元豐八年（1083）順利建成。正是有了木蘭陂，才有了興化平原“魚米之鄉“和莆田經濟的全面發展；也正是有了木蘭陂，莆田的文化和教育，才得以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嚴格地說，莆田“文獻名邦”也是在木蘭陂建成之後才真正得到社會的承認。因此，錢四娘不僅僅為莆田人民修築壹座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木蘭陂，而且還以她年輕的生命，為莆田文獻名邦樹立起壹道光照千古的道德風範豐碑。所以，自北宋至今，歷代莆田人民都把這位中國歷史上第壹個治水造陂女英雄錢四娘當做莆田最優秀的兒女來紀念，並把她尊稱為“錢妃”、“錢媛”，歷代文人學者歌頌錢四良好豐功偉績和道德風範的詩文，甚至遠遠超過對莆田土生土長媽祖的歌頌。公元1962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在途經莆田時，特意作詩歌頌錢四娘“清清溪水木蘭陂，千載流傳頌美詩。公而忘私誰創始，至今人道是錢妃。”
由此可見，錢四娘為莆田文獻名邦樹立了崇高的道德風範，不僅使莆田文獻名邦以更富有特色的面貌屹立在世人面前，而且必將繼續激勵300萬興化兒女為把莆田文獻名邦建設得更加美好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