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充分肯定了管子的思想貢獻，說“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者與！”，在繼承了管子對於社會層次結構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了“仁愛”的範疇。“仁愛”對人類層次結構的肯定表現在，儒學所強調的身、家、國、天下是逐層擴大的範疇。與孔子仁愛思想不同的是兼愛思想，兼愛思想則否認了社會層次結構的存在。那麽，明顯地不符合人存在的實際，在人們已經認識到了人存在的層次結構的文明背景下，墨家又如何能夠成為顯學呢？這又不得不從中國哲學對人的理解說起。
在中國古人看來，人是生命形態、群體形態和自然形態的有機統壹體。人首先是壹個生命的存在物，同時他也是人群體中的存在和自然萬物中的存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單壹的存在形態的人存在。與人的生命形態、群形態、自然形態這三種存在形態相伴隨，也就存在著人的生命形態矛盾運動、人的群形態矛盾運動和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隨著《易經》所建立起來的哲學理論模型在對人的生命形態的矛盾運動認識中的運用，中醫也就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論基礎，而逐漸脫離中國哲學的視野。這個時候，中國哲學是從人的群形態矛盾運動和自然形態矛盾運動兩個方面展開對人的認識的，這壹時期的思想代表是管子的思想。
《管子》壹書開宗明義，說：“地辟舉則民留處，國多財則遠者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 “地辟舉則民留處，國多財則遠者來”強調了對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處理在人的發展中的意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則試圖把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和人的群形態矛盾運動的相互聯系來認識和處理人的發展問題；“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則強調了人的群形態矛盾運動在人的發展中的意義。《管子》的這個開宗明義奠定了《管子》思想的整體脈絡，通觀《管子》壹書，既強調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對人發展的意義，也強調人的群形態矛盾運動對人發展的意義，並試圖從二者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的角度分析和認識人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是戰爭連綿、社會動蕩的歷史，人的群形態矛盾以異常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人的群形態矛盾運動在人發展中的意義得到了空前的彰顯，這壹時期的思想家自覺地舍棄了對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的關註，把對人的群形態矛盾運動的思考作為自己的重心。孔子修改了管子的“國多財則遠者來”的思想，提出了“近者悅而遠者來”的認識，在對人的群形態矛盾運動的關註基礎上，建立了儒學的思想體系。與儒學同時代的道家，同樣地也舍棄了對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的關註（見我的文章《老子的思想》壹文）。儒、道對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認識的舍棄，為關註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的墨家思想的產生和傳播提供了可能。在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中，人是相對於物、相對於非人的東西而出現的，在人與物的矛盾作用中體現的是人的***性，對***性的強調掩蓋了人存在的層次結構，墨家也自然地提出了兼愛的思想。正是由於墨家否認了人的層次結構，其思考的重心又是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所以才被以人的群形態矛盾運動為其基本問題的中國哲學所淘汰，儒家和道家思想成為影響我們民族思想主流。
放在更大的背景中看，墨家思想和以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為支撐發展起來的西方文明則有著很大的類似性。與墨家的否認了人的層次結構的“兼愛”思想相似，西方文明則產生了的“博愛”思想。無論是墨家的兼愛，還是博愛，支撐這種理念的思想基礎都是以否認人存在的層次結構為前提的。人與人的矛盾作用和人與物的矛盾作用由於其矛盾對象的不同，也使其矛盾運動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規律，需要用不同的認識方法來認識、處理人的群形態矛盾運動和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從人的自然形態矛盾運動這個角度看，墨家思想是應該得到肯定的。從人的群形態矛盾運動這個角度看，墨家的兼愛思想也好，西方的“博愛”思想也好，其理論支撐則是錯誤的，是不符合人存在的真實的。馬克思也隱隱覺察到了支撐博愛思想的理論基礎之不足，提出了道德是有階級性的觀點。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否認了人的層次性，也就看不到愛與恨的原因了。兼愛也好，博愛也罷，都不可能是真愛，試問：妳能夠真正作到對待壹個陌生老人和對待自己的父母親壹樣的愛麽？妳能夠作到對待壹個陌生的小孩和對待自己的兒女壹樣的愛麽？把問題極端化壹下，試問：妳能作到愛壹個老虎和愛壹個人同樣的愛麽？妳能作到愛壹個老老虎和愛自己的父母壹樣的愛麽？妳能作到愛壹個小老虎和愛自己的兒女壹樣的愛麽？我看，沒有人能作到，博愛也罷，兼愛也好，都不過是人們幻想的“愛”而已
墨子熟悉儒家，但終於否定了儒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無差別的“兼愛”，否定了儒家有等級的“仁愛”。他認為，儒家的愛，有厚薄，有區別，有層次，集中表現在自己的家庭，家庭裏又有親疏差異，其實最後的標準是看與自己關系的遠近，因此核心還是自己。這樣的愛，是自私之愛。他主張“兼愛”，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
愛他人就像愛自己。
墨子的這種觀念，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愛”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禮，也就是重建周禮所鋪陳的等級秩序。在儒家看來，如果社會沒有等級，世界就成平的了，何來尊嚴，何來敬畏，何來秩序？但在墨家看來，世界本來就應該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嚴。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為了秩序來敬畏什麽上層貴族。要敬畏，還不如敬畏鬼神，讓人們感到冥冥之中有壹種督察之力，有壹番報應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非儒》篇說，在儒家看來，君子打了勝仗就不應該再追敗逃之敵，敵人卸了甲，就不應該再射殺，敵人敗逃的車輛陷入了岔道，還應該幫著去推。這看上去很仁愛，但在墨家看來，本來就不應該有戰爭。如果兩方面都很仁義，打什麽？如果兩方面都很邪惡，救什麽？
在愛的問題上，儒家比較實際，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層層擴大，向外類推，因此也較為可行；墨家比較理想，認為在愛的問題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術，但他們的“兼愛”難於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