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認為“心”是至高無上的，只有“心”能把握真正的形式和理想化。而感官對象只是有接近這種形式的傾向。
比如我們可以考慮真實的三角形和抽象的三角形，真實的三角形指我們在經驗中接近於抽象的三角形的那些具體個體。抽象三角形是理想化的對象，是“心”思考的對象。
蘇格拉底是所謂唯心主義哲學的代表，當他被雅典權貴陷害入獄前曾得到消息並有機會逃亡，但他並未選擇逃亡，而自願留下受審。在獄中，蘇格拉底曾以此為例駁斥了當時的機械唯物論：
由於雅典人覺得給我定罪比較好，所以我也覺得坐在這裏比較好，留下來接受他們所定的懲罰比較好，因為我可以發誓，要是當初我不認為接受這個城市給我的任何判決比起溜之大吉來是壹個更正當、更體面的辦法的話，我的筋骨早就按照有人所說的最上策辦法，到了米加臘（Megara）或波奧提亞（Boeotia）了。
蘇格拉底認為壹切都是神創造與安排的，體現了神的智能與目的。提出最有知識的是神，知識最終從神而來，真正的知是服從神。後來的基督教護教者常以蘇格拉底為例來說明希臘哲學是基督教神學的盟友。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是唯心主義哲學最偉大的代表。柏拉圖對於自然的看法是從人類需要和意向中先驗地推導出來的，比如：神是好的，球是最完美的形式，因此，宇宙必然是球體的。
所謂先驗即經驗之前，指無需經驗即可得出的知識，如：神是好的，人性本質上是善的等。
柏拉圖輕視實驗和技術，但重視數學這樣的演繹科學，並在他的學園(Academy)中開設大量數學課程。
柏拉圖認為感官對象處在不斷變化中，只有心的對象“類”(***相)是不變的。因此理念是唯壹的實在，個體是影子。“心”在發現“類”以前，它們是沒有實在的。柏拉圖的這種觀點被稱為唯實論。
亞裏士多德是古代世界知識的綜合者，在很多領域都有重要貢獻。亞裏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他有句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在哲學上，他提出了所謂唯名論，即：承認感官對象的實在性，也同時承認“心靈”對象的實在性。但亞裏士多德認為個體是唯壹的實在，而“類”是名稱或心理概念。
亞裏士多德重視對個體的研究和實驗，而他的老師柏拉圖則重視對抽象的理念的研究，從這個角度亞裏士多德的思想更有利於產生近代實驗科學。
蘇格拉底被稱為西方的孔子，這個話最初可能是不太了解孔子的西方人講的，但能說明這兩位先賢具有可比性，例如：
壹、蘇格拉底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先承認自己壹無所知，通過不斷提問的方法，來讓對方認識到自己的無知，然後拋棄成見，重新展開思考。
二、孔子重視正名，是第壹個提出“正名”的思想家。以往哲學史都過於重視正名的政治意義，忽略其邏輯意義。正名應是確定名詞概念的涵義，分別不同的名詞的不同的涵義。同時，孔子也是第壹個發明類比方法的人，像“舉壹反三”、“壹以貫之”、“觸類而長之”、“聞壹知十”等等，後來墨子提出“大取”、“小取”，荀子提出“推類度類”，都是與孔子的發明分不開的。
蘇格拉底在這方面的成績更是突出，亞裏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說：有兩個貢獻應歸功於蘇格拉底，即定義和歸納法。看柏拉圖的對話，蘇格拉底與他人辯論之前，總是首先挖掘概念的含義和本質，讓人們從認識事物的具體層面上升到壹般層面。
三、孔子相信有人格意誌的天，而且相信自己承受天命而有壹種使命感。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沒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末畏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當孔子在匡地被囚時，不知將來遭遇如何。但是他說周文王死後，壹切周朝的文化不是由我來繼承和發揚嗎？如果天意要毀掉這個文化，我這個後死的人就不會和這個文化有什麽關系，但是如果天意不是要毀掉這個文化，匡地的人能把我怎樣呢？他的使命感極具魅力，無論是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還是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都與孔子的影響密切相關。
蘇格拉底也同樣有強烈的使命感，把自己比喻成“牛虻”，說：“神專門將我分派到雅典，這個城邦類似於壹匹高大的良種馬，由於身軀過於肥碩，日趨懶惰，所以需要牛虻的刺激。神將我分派到雅典，就是讓我來履行牛虻的職責。”他把自己和政府作對，看成是舍我其誰的責任，當法庭要求他放棄自己的工作，他寧死不屈：“不管妳們是不是釋放我，我都決不會改變我的行徑，雖萬死而猶不改！”
兩者的相似點肯定還有，像他們都是誨人不倦、述而不作，但主要的應該就這些了。下面說說不同之處吧，因為無論在人生方面，還是思想方面，與相同點相比，不同點更多。茲拈數例：
壹、孔子首先沒有蘇格拉底那樣幸運，雖然號稱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但所有弟子加起來也沒有壹個像柏拉圖那樣牛鼻的，他最喜愛的顏回又營養不良，死得比他還早，最後就只有薄薄壹本《論語》來記錄他的少量言行，而且還不全是他壹個人的。
反觀蘇格拉底，他留下來的人生形象和思想內容就豐富多了，後人有目***睹：蘇格拉底能夠流芳百世，跟柏拉圖是分不開的，甚至是關鍵因素。如果沒有柏拉圖記錄的蘇格拉底，我們對他就不會有任何興趣，蘇格拉底之死也就成了抽象的符號，只有了解他的言行，才知道其偉大之處。如孟子所雲：“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萬章》下）他的偉大之處，並不在於他的死。但了解他為什麽而死，才真正了解他的哲學。（可以參考《後人對蘇格拉底之死的誤解》）
二、孔子非常渴望從政，並且做過魯國中都宰，後來又東遊列國，最後仕途無望才退而編書教學。
蘇格拉底截然相反，在《申辯篇》中能看到，蘇格拉底說他自幼就能聽到壹種召喚（call），它只會阻止蘇格拉底去做某壹件事，而不命令他去做什麽。它曾阻止蘇格拉底從政。蘇格拉底反思說：“我想這是很對的，因為我可以斷定：如果我從政的話，那我早就沒命了，不會為妳們或我自己做出什麽好事了。（他的學生柏拉圖卻壹生都在尋求從政的機會，曾經三下西西裏島，企望在敘拉古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三、孔子在公元前517年離開魯國，投奔齊國去發展，“仕”齊國3年後，當得知齊國大夫晏嬰等人要治自己罪時，他迅速逃跑回了魯國。（其實孔子並不是貪生怕死之輩，認為：“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看到有人根據蘇格拉底來裁割孔子，認為孔子藐視法律，殊不知當時根本沒有所謂的法律，又何來藐視？這種完全忽視兩者所處的社會環境而單純的個人PK，是很可笑的。）
在《克裏托篇》中，能看到蘇格拉底在萬事俱備的情況下，拒絕越獄逃跑。後人對此極為稱頌，所謂求大義舍小節等等。雖然我就此寫了《蘇格拉底的性格缺陷》，但並不是說他這樣做就是錯誤的。只是說，他在壹些方面也有薄弱的之處，這是每個人都避免不了的。
四、雖然兩者的教學方式有點相似，但內容卻截然不同。孔子以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教人，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為教材，以禮樂文明的繼承者自居；其禮樂文明的核心是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