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他的十冊巨著《歷史研究》講述了世界各個主要民族的興起與衰落，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 湯因比史學的壹個卓越貢獻就是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作出了整體性與綜合性的考察。作為“新斯賓格勒派”，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學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視為斯賓格勒創立的文化形態理論的壹種繼承與發展。湯因比對文化形態的基本看法如下：
歷史研究單位。湯因比認為：“歷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說問題的單位既不是壹個民族國家，也不是另壹極端上的人類全體，而是我們稱之為社會的某壹群人類。”從而拋棄了傳統史學中的國別史與斷代史的概念，而代之以壹個個文明（或社會）。
文明的數量。在湯因比，文明考察的視界擴大了，從斯賓格勒的八種發展到二十六種。在這些文明之間，存在著某種親屬關系，即上代文明與下代文明的關系。他承認西方文明也只不過是這類文明中的壹個而已，從而疏離了西方傳統史學中的“西歐中心論”的陳說。
文明的可比性。在湯因比看來，以上這些文明盡管出現時間有先有後，但都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文明起源於“挑戰與應戰”。湯因比分析了第壹代六個文明的起源，得出了文明的產生是對壹種特別困難的環境進行成功的應戰的結果。
文明生長的尺度。湯因比認為，並不是所有文明都是能順利成長壯大的，事實上，有些文明流產了，有些文明則在它們生長的早期就停止了，這顯然是因為挑戰過量而致。在他看來，文明生長的尺度應當是，在壹系列的挑戰和應戰的過程中，場所發生了轉移，即從文明的外部環境移入到文明的內部。在這種逐漸升華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自決能力”，才是文明成長的標誌。文明生成的過程最終歸結為這個社會內“自決能力”的不斷增長，而這正是由那些富有創造性的少數人所促成的。
文明衰落的原因。湯因比認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決能力”的喪失。
文明的解體。大壹統帝國——間歇時期——大壹統教會——民族大遷移。
西方文明的前景。湯因比反對斯賓格勒對西方文明的發展前途所持的悲觀論調，認為只要處理得當，西方文明可以避免解體的命運而且可以保持活力，繼續發展。
湯因比的歷史理論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西方史學的兩個趨勢：壹是19世紀傳統的敘述型歷史已轉向整體型、分析型歷史；二是非西歐地區的歷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在對文明起源的解釋上，湯因比提出了挑戰與應戰的理論，這是他比斯賓格勒高明之處，也比傳統的種族論和環境論大大前進了壹步，因為他註意到了人和環境的相互關系，註意到了社會發展過程中主體的能動作用。但這壹理論也有兩個致命缺陷：壹是過分強調了歷史上傑出人物的作用；二是忽視了挑戰應戰過程中物質因素的存在。湯因比看到科學發展給人類帶來的問題，註重道德的進步和人類自身的完善，有其壹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壹個極端：誇大了宗教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湯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論硬套其他文明的歷史，是不符合事實的。但他在晚年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指出僅用壹個西歐模式並不能說明壹切問題，還應再加壹個中國模式或猶太模式，並對中國的未來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從湯因比的理論和體系中，也可以看到當代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強調潛意識和直覺的作用。但他仍然認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於壹切的。在對西方前途的解釋上，湯因比也與斯賓格勒不同，他認為西方文明雖然發展到了頂點，但還沒有理由說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將來的命運如何，取決於西方人能否面對挑戰進行成功的應戰，能否解決那些事關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種問題。這種比較樂觀和現實的態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時代和西方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3、貝奈戴托·克羅齊是意大利著名文藝批評家、歷史學家、哲學家，有時也被認為是政治家。他在哲學、歷史學、歷史學方法論、美學領域頗有著作，他也是壹位傑出的自由主義者——盡管他反對laissez-faire和自由貿易。他在Antonio Gramsci方面的也是相當深遠的。
因為黑格爾以及其他德國觀念論思想家的強烈影響，克羅齊發展了壹種自稱為“精神哲學”。他更願意稱之為“絕對理想主義”或“絕對歷史主義”。克羅齊的工作可以被認為是第二次嘗試（第壹次是康德）彌合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或者分別叫做先驗哲學和感覺論） 。他把自己的方法稱為 內心主義，他關註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中的生活狀態的人的經驗。因為現實的紮根於內心存在，而內心存在只能來源於現實經驗，所以克羅齊將美學視為其哲學的基礎。
克羅齊的對待哲學的方法論表現在他對精神或者說心智的劃分。他先從理論上劃分精神活動，由從實踐上的劃分精神活動。理論上的精神活動的包括審美和邏輯。其中，審美最重要，包括：直觀和歷史觀。邏輯包括概念和關系。實踐上精神包括經濟學和倫理學。在這裏，經濟學應被理解成包括所有的世俗事務。
每個劃分都暗藏與其相關的思考方式。審美由美驅動，邏輯以真理為目的，經濟學關註有用之事物，而道德，或說倫理，關系著善良。這種描述性的概括其實是想表明人類思想的內在邏輯性，然而它又是規定性的，因此這些說法來自於認識論本身的聲明與自信。
克羅齊非常尊重Vico，也贊同他在歷史學上的觀點：歷史應該由哲學家來寫。克羅齊的On History讓這個觀點更進壹步，將歷史看成“運動中的哲學”，他認為在歷史學中沒有什麽“壹勞永逸的藍圖”，或者終極計劃，而且“歷史科學”的說法就是壹個笑話。
他創造了壹個詞野驢政治（onagrocracy）（把政府比喻成高聲喊叫的驢來形容意大利法西斯運動以及領導人貝尼托·墨索裏尼的執政風格。這是對惡政的鄙視，是對亞裏士多德有名的三個政治名詞：僭主政治，寡頭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壹個諷刺的補充。
他有句名言，系：壹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4、英國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哲學家。在哲學上屬於新黑格爾派。他的史學理論集中體現在《歷史的觀念》壹書中。（1分）他認為所謂史實是歷史學家先驗的歷史想象的產物，歷史的基礎不是史實，而是解釋歷史的思想和先驗的歷史想象。他反對實證主義的歷史理論，強調不存在普遍適用的客觀歷史真理。壹切歷史都是當代人的歷史。壹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簡園壺翁）
5、沃爾什提出了前歷史,哲學,科學,哲學述的配景理論。
按照沃爾什的看法，“科學思維的基本原則對所有的觀察者都是壹樣的，不無至少(至多)(至少)是在科學 進展的任何給定的階段上。但是歷史學的無原由(結果)，卻不能說是具有同樣的有效性”（第114頁 ）。明顯，沃爾什對無不客觀(主觀)(客觀)性是作***時考量的。但是我們為什麽不能作歷時考量呢？假設將不 同時期的科學理論放在同1個時期考量，在無不客觀(主觀)(客觀)性問題上，科學的情形不就如同歷史學的情 形了嗎？歷史,哲學,科學,哲學無以上(以下)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和新歷史主義流派的不不觀點(材料)(觀點)為我們的這種看法提供了依據。
沃爾什的配景理論，我們可以在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和新歷史主義流派中找到類似的理 論，如圖爾敏的無造作(自然)秩序不是不理想(現實)(理想)論、庫恩（T.Kuhn）的範式理論、拉卡托斯（I.Lakatos）的 科學研究綱領理論、夏佩爾（D.Shapere）的信息域理論、達爾頓（L.Darden）的科學域理 論、麥克斯威歷史,哲學,科學,哲學（N.Maxwell）的藍圖論等。我們以庫恩不無名(著名)的範式理論為例，比照沃爾什的 配景理論。範式，概言之即是某壹科學家集團在某壹專業或學科中所具有的不單獨(***同)信念。庫恩 認為，這種信念使科學家們的研究產生壹種“虔誠的狂熱”，想把無造作(自然)界“不是自願(強迫)納入範式所 規定的思想框框裏去。”。T.S.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 ns,Chicago歷史,哲學,科學,哲學,1962,pp151～152.既然“範式”只是壹種“信念”，只是壹套可信度 較高的基本觀 念、理論和方法，那我們不妨把配景理論中的“立足點”或“前提假設”看作壹套可信度較 低的基本觀念、理論和方法。“可信度”決定 “無不客觀(主觀)(客觀)性”。歷史學和無造作(自然)科學中無不客觀(主觀)(客觀)性的 差異，僅僅是量（可信度）的差異，並非質的分別。
無分析(綜合)以上論述，我們斷定，就真實性問題、說明問題、預言問題歷史,哲學,科學,哲學、無不客觀(主觀)(客觀)性問題四個基本 各各各各各各方面而論，歷史學與無造作(自然)科學並無不現象(實際)性的差別；如果有差別，也僅僅是量的差別，而並非 質的無混同(區別)。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學完全有資格成為無造作(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馬克?布洛赫 說得好：“我們似乎更有理由認為，即使壹門學問不具備歐幾裏德式的論證或亙古不易的定 律，仍無損於科學的尊嚴。我們無埋沒(發覺)，還是將確定性和普遍性視為‘度歷史,哲學,科學,哲學’的問題更為妥當。 我們感到無必要再把無造作(自然)科學那裏引進的不壹改故轍(壹成不變)的思維模式強加給每壹門知識，因為即 使在無造作(自然)科學界，這種模式也不再通行無阻了。”
6、思辨歷史哲學由於其思想淵源，同宗教觀念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歷史意識本身就發端於神話傳說，歷史理論的鼻祖奧古斯丁更是基督教哲學家;歷史哲學的創立者維科的出身有深厚的宗教背景;思辨歷史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在20世紀最有影響的代表湯因比，都有或濃或淡的宗教色彩。歷史哲學的思辨性與此有密切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在批判黑格爾歷史觀的時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歷史哲學思辨性的實質:他們在歷史中“用壹種新的—不自覺的或逐漸自覺的—神秘的天意來代替現實的、尚未知道的聯系。
7、分析的歷史哲學。分析的歷史哲學以歷史學為對象，以批判或分析史學研究中的程序、範疇和術語為己任，討論歷史學的前提假設與論證方式、歷史理解與解釋、歷史的客觀性等問題。它意在表明歷史知識是如何可能的，做的是概念的、邏輯的分析與澄清的工作，主要以狄爾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克羅齊、柯林伍德等為代表。
現代德國哲學的奠基人狄爾泰在他的《精神科學序論》中區別了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兩種研究方法的不同。在狄爾泰看來，歷史科學論述具體的、個別的事物，而自然科學論述的則是抽象的、壹般的事物。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觀察，而精神科學的研究方法是理解。狄爾泰標榜歷史主義，以“體驗”壹概念作為理解歷史的關鍵，即歷史是要從內部來加以認識的。在狄爾泰之後，德國新康德主義哲學家弗賴堡學派的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都嚴格地區分了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文德爾班著有《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壹書，他認為歷史學和科學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各有其自己的方法。自然科學以總結普遍規律為其目的，而歷史學則以描述個別的歷史事實為其目的。李凱爾特著有((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壹書。李凱爾特認為，文德爾班述說了科學與歷史學的兩種區別而不是壹種區別:第壹種區別是壹般化和個體化思想之間的區別;第二種是價值判斷與非價值判斷思想之間的區別。歷史認識之中必然包括有不可離棄的價值體系在內，而這對自然科學則是完全不需要的。
克羅齊有壹句名言:“壹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柯林伍德也有壹句名言:“壹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克羅齊認為歷史知識是思想(或心靈結構)的產物，是對過去時代的活思想，所以壹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也就是說，它只存在於歷史學家對它的思想認識之中。他的壹個著名的公式是:抽象的哲學就是方法論，而具體的哲學就是歷史學。柯林伍德的基本論點是:歷史就是思想史，是人們思想活動的歷
史，所以歷史學的任務就是要重演過去的思想，但那並不是簡單的重演，而是把過去的思想囊括在現在的歷史學家的活思想之中。克羅齊與柯林伍德把歷史哲學從思辨的領地中開拓出來，肯定了在人類歷史的樊籬中具有開放性的環節，而不是像“自然的計劃”、“理性的狡計”那樣鐵板壹塊，人類的情感、欲望、意誌等也是重要的壹環。由於這種批判的歷史哲學傾向於沒有限制的主觀性，也就逐漸滑向壹種“思想創造歷史”的極端，所以被稱之為“新黑格爾主義”。
西方分析歷史哲學的興起，借用康德的說法就是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史學，作為壹種知識或科學，是怎樣成為可能的。康德認為在哲學上不首先去探討認識的能力和性質，就徑直去認識世界的本質，那就好像是飛鳥要超過自己的影子，是壹樁完全不可能的事。分析的歷史哲學研究的重點從解釋歷史的性質轉移到解釋歷史知識的性質上來，面對的問題多的是歷史認識是什麽，而不再是歷
史本身是什麽。簡而言之，即從以前對歷史的形而上的研究轉移到對歷史的知識論的研究上來。從歷史哲學發展的內在脈絡來看，分析歷史哲學的興起是思辨歷史哲學破產的邏輯結果。整體而言，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哲學研究開始由思辨的歷史哲學向分析的歷史哲學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