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範疇，道德屬於意識形態範疇。兩者都是調控社會關系和人們行為
的重要機制。法律是由國家制定並強制實施的行為規範，道德是依靠
人們的內心信念、傳統習慣和思想教育調整行為的規範。兩者既相互
區別，又相互滲透、互相支持、互相轉化、相輔相成。法律與道德的
有機結合、協同發展，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法德並舉：歷史的借鑒
法律與道德關系為中國歷代統治者所重視。早在西周時統治者就
提出“明德慎罰”的思想。它標誌著奴隸主階級對法德之間的關系有
了自覺的意識。孔子是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創立者，他意識到法律和
道德是兩種不同的治國手段，認為善德觀念只能以道德教育來引導，
僅靠刑罰是不行的。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秦用嚴法和酷刑
排斥道德而短命，西漢統治者總結了秦亡的教訓，提出“禮法並重”，
繼而董仲舒論證了“德主刑輔”的思想，認為“刑者德之輔，陰者陽
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無論是“明德慎罰”、“禮
法並重”，還是“德主刑輔”，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的倫理綱常。封建
的“法治”是人治下的“法治”，是泛道德主義，是把法律作為手段
來配合推行封建的倫理道德。數千年來，歷代統治者把倫理道德與政
治相結合，禮與刑融為壹體，使僵硬的法律規範借助於道德提升為人
們自覺的內心信念和行為標準。
西方對法律與道德關系的探討也源遠流長。早在兩千多年前，古
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就認為，法律是維護正義的手段，正義就是以善待
友，以惡對敵。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主張守法是人的道德責任，法
律的制定必須著眼於德和善。亞氏曾說，法律的實際意義應該是促成
全邦人民都能進行正義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他認為，法律應當是實現
正義、美德和幸福的各項原則。西方許多著名法學家都認為，人對社
會道德理想的追求是通過法治體現出來的。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哥學
派的自然法，它對羅馬法和羅馬法學產生了巨大影響。自然法的核心
就是認為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自然法構建了自然、理性、正義、
平等的價值體系。17、18世紀以後，自然法思想又被資產階級法學家
作為反對封建專制的武器。自然法學派最突出特征是認為符合道德的
法才有效力，與道德沖突的法則是惡法。在西方傳統中，有許多值得
我們借鑒的關於“守法”的道德觀，如柏拉圖的“人們必須有法律並
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像最野蠻的獸類壹樣”的名言；近代
的“愛法律”作為“國民公德”的核心等等。這些道德觀強調守法是
公民的道德責任，自律就是對法治的強有力的支持。
從中西方法律與道德關系的發展脈絡中可以看出：東方倫理法與
西方自然法都主張把外在的法律內化為人們自覺的意識，法律只有成
人們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覺的遵守。法律與道德是互相
滲透、互相融合、相互轉化的。法律總是代表著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追
求，如勿偷盜、勿殺人就是社會最基本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