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自漢代開發以來，壹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門戶。敦煌地區有了中原漢族地區的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發達的封建文化，成為中世紀敦煌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礎。敦煌在中原和西方各國和民族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的人們頻繁地來往和交流中，不斷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合理部分，形成敦煌地區獨特的地方文化。漢晉時期，敦煌地區湧現出了壹大批自己的文化人物，奠定了敦煌地區本土文化的根基。
大抵與西漢開發河西同時開始，佛教逐漸傳進敦煌和中原，特別是佛教建築和佛教造像隨著佛教傳入敦煌和中原。早期的佛教建築與造像有阿育王塔、犍陀羅造像等等。從公元前二世紀開始，在佛教發源地印度以及中亞的廣大地區，先後出現了巴雅、納西克、阿旃陀、貝德薩、卡爾拉、巴米羊、捷爾梅茲等佛教石窟群；以及我國新疆天山南北的石窟群。通過敦煌來往於中原和西域的各類人物中就有很多是佛教的僧人，他們當中有的人還長期住在敦煌從事佛經翻譯和佛教教育事業。例如著名的“敦煌菩薩”竺法護和他的弟子們；以及法秀、於道邃、單道開、竺曇猷、道法、法穎、超辯、法豐、法相（尼）等壹大批活躍於中國大江南北的敦煌高僧。漢晉時代敦煌佛教之傳播，成為本地壹大文化特色。另外，從事商業貿易的西域商人中也有很多是佛教的信士。敦煌石窟就是在這樣的中外歷史文化背景下出現的，是集石窟建築本身、佛教雕塑、佛教壁畫為壹體的佛教建築，是從犍陀羅為起點的中亞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的東延。
從公元4世紀到14世紀，敦煌石窟藝術歷經千年經久不衰，就是它在敦煌的歷史上確實起到了穩定社會、使人們安居樂業的作用；在壹定程度上適應和滿足了各個歷史時期、各階層人們的各種社會需要；當然首先是滿足了統治者階層的需要。同時，敦煌佛教石窟藝術作為壹種民族的意識形態，它有強大的號召力和凝聚力，通過藝術的形式提倡佛教信仰，其目的是讓人們關心社會、獻身社會。因此可以說，敦煌石窟藝術的社會需要與作用及其歷史證明，宗教信仰是人與社會的需要，而宗教藝術是歷史上人們對宗教的利用。
公元5世紀前期，北涼王沮渠蒙遜在所占領的地區大造佛像，敦煌石窟現存的他統治時期所建壹組洞窟，也被佛教史籍記為他“敬佛”的事跡之壹。沮渠氏所謂的“敬佛”，完全是為了自己個人和家族的需要和目的，因此留下許多貽笑千古的醜聞；但他又是壹方君主，他的行為影響到整個社會。
莫高窟第285窟被認定為當時的東陽王元榮所建大窟，其中理由之壹，是該窟南壁所繪《五百強盜成佛故事》，反映了這樣壹個歷史事件：當時河西壹帶曾發生農民武裝暴動，並壹度截斷了敦煌與中原的通道，元榮在他的寫經題記中多次提及此事；而《五百強盜成佛故事》在壁畫中出現，正是元榮個人的意圖。而莫高窟第428窟內繪制了河西全境僧人供養人1200多名，則顯示了窟主瓜州刺史於義與其兄涼州刺史於實以及於氏家族在河西的勢力。北周和隋初中國北方出現了倡導社會公益事業的三階教，當時敦煌石窟壁畫中繪制的《福田經變》，就是反映與社會公益事業有關的內容。
唐代初年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以全新的壁畫風格，向世人展示了壹個新時代的開始。武周時代，敦煌石窟的營造活動出現高潮：莫高窟最大最高的彌勒大佛就是武周延載二年開始營造的。女皇帝武則天說自己是彌勒降生，敦煌石窟就創建了彌勒大像。莫高窟第148窟壁畫《天請問經變》、《報恩經變》等，是為激勵敦煌漢唐軍民抗擊吐蕃入侵而繪，在戰爭中曾起到過振奮民族精神的作用。
公元8世紀後期，吐蕃人占領敦煌時，敦煌集中了大量的唐人，為了保存唐朝漢民族文化，利用吐蕃占領者們對佛教的信仰而大量建造佛窟。在整個吐蕃統治敦煌的70多年間，敦煌石窟的營造活動十分盛行。不僅如此，從這壹時期石窟的題材、內容上，發生了歷史轉折性的變革，壹窟之內繪制十幾幅、二十幾幅經變畫，大有包攬天下壹切佛教之勢；之後的歸義軍時代更盛。佛窟中的內容反映了人們的各種各樣的需要，固然有佛教自身的改革與發展的歷史原因，但當時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人們的精神追求，也是不可忽視的社會基因。
公元9世紀後期的張氏歸義軍時代，從公元865年建成莫高窟156窟開始，佛窟名為崇敬佛法的“功德窟”，實際上成為表現個人歷史功績或其家族榮耀的紀念堂，之後有莫高窟第94、98、100、454、61等大窟步其後塵。第156窟內繪制了巨幅歷史名作《張議潮出行圖》，以此來慶祝和紀念張議潮收復河西的功績及升遷高位的榮耀，這在當時也是壹種社會需要，使營造佛窟在這裏成為社會政治活動。之後幾十年間，敦煌地區社會安定，經濟繁榮，莫高窟營造了許多大窟，包括第96窟北大像的重修。
公元914年，世居敦煌的豪強大族曹氏從張氏手中接管了瓜沙歸義軍政權，營造佛窟更成為曹氏維護統治、鞏固政權的重要措施之壹。首任節度使曹議金營造了莫高窟最大的在面洞窟之壹的第98窟，窟內繪僚屬及高僧供養人像計200多身，而這些人都是張氏時期的前朝元老，曹議金利用自己營造的佛窟成功地將他們籠絡在壹起，完成了從張氏家族到曹氏集團政權接交的平穩過渡；到曹議金的回鶻夫人隴西李氏營造的莫高窟第100窟，分別長達10余米的《曹議金出行圖》和《李氏出行圖》，向世人展示了曹氏勢力的強大和敦煌地區穩定繁榮景象，而第98窟的那些老臣及高僧的供養像，在第100窟以後的曹氏大窟，如第454、61、55等窟中再未出現過；這些曹氏諸節度使的“紀念堂”，實際上是向我們敘述著曹氏政權由初建時的內憂外患到逐步強盛的過程。另壹方面，敦煌石窟起到了曹氏歸義軍聯系周圍各民族政權的橋梁和紐帶作用，使曹氏政權在夾縫中生存，而且敦煌地區社會穩定繁榮。曹氏諸大窟中的各族王公貴族的供養群像就是這壹社會作用的歷史見證。
敦煌石窟的“家窟”是佛教社會化最具體、最深刻的歷史見證。唐代初年開始，敦煌石窟出現了“家窟”之名，即貞觀十六年（642）年由敦煌大族翟通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題名“翟家窟”。此後，敦煌石窟的佛窟，不論是重修先代所建，還是當代新建，也無論是官宦窟、高僧窟還是貴族窟，多被冠以“家窟”名號。比較有名的家窟，有張家窟、李家窟、王家窟、翟家窟、宋家窟、陳家窟、陰家窟等。每壹座“家窟”都有壹段屬於自己的歷史。由於這些家窟中繪有原建窟主及建窟以來的歷代先祖們的供養像及題名，使佛窟具有祠堂的性質和功能，而且還是由佛祖和弟子、菩薩們“看守”的家族祠堂，歷代先祖的供養人像及題榜即祖宗碑位，佛窟便成為家族財富的壹部分。家族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壹個官宦或貴族家庭就是壹個社會的縮寫，敦煌也不例外；而敦煌石窟的創建和發展的歷史，更是受到這種社會制度的制約；作為家窟的佛教石窟也是這個社會的壹部分；反過來，這種社會結構又是敦煌石窟形成和發展並延續千年的社會歷史原因。這裏試舉幾例：
敦煌陰氏從西魏時期就參與建造莫高窟第285窟，和當時敦煌的最高統治者西很宗室東陽王元榮攀上了“佛緣”。此後造窟不止。從今天莫高窟崖面上現存的洞窟來看，敦煌陰氏是所有敦煌歷史上的大族中在莫高窟留下的大窟最多、洞窟的規模也最大的家族。陰家諸窟跨越了敦煌公元六至九世紀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較高的社會和人文研究價值。但同時，陰稠的子孫們在唐代各個歷史階段的表演令人瞠目結舌。武周時期建造彌勒大像，莫高窟第321窟和寶雨經變、“發現”敦煌的祥瑞等，都是為武則天當女皇大唱贊歌，而吐蕃占領敦煌時期，又在記載營造莫高窟231窟的《陰處士碑》中，並挖空心思地尋找溢美之詞，為自己背叛祖宗的行為作開脫和辯解。象征佛國天堂的佛窟成為陰氏家族為滿足自己各種需要的工具。
敦煌地區的另壹個大家族——敦煌李氏，也大肆進行佛窟營造，我們也就是通過他們留下的造窟“功德碑”文中了解其歷史的。在這些碑文的記載中，我們看到了敦煌李氏壹族，在唐代，是如何壹步壹步地篡改族譜、背離祖宗、投靠皇族：敦煌李氏本為漢李陵之後，屬代北李，是中原的舊門大姓。北周時期有李穆壹支，其子李操於隋初因謫貶而遷居敦煌，子孫蕃衍，仍保持大姓雄威。《聖歷碑》先拉上李廣和李固，到《大歷碑》時系上李暠再到《幹寧碑》與李唐皇室攀為宗親，進壹步擡高了李氏在歸義軍政權和敦煌地區的聲望，掌握敦煌地區的軍政大權。從李氏諸“功德碑”看，佛窟確實在提高和保持家族聲望中起到了作用。
翟家窟是敦煌石窟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家窟，即莫高窟第220窟，建於唐貞觀十六年（642）。第220窟不僅開敦煌石窟家窟之先河，而且以她全新的藝術風格，成為敦煌石窟藝術史上的裏程碑式的佛窟之壹。當然，敦煌石窟的翟家窟中，甚至在整個敦煌石窟的家窟群中，最有代表性的還是建於唐鹹通年間（862——867年）的莫高窟第85窟，它突出了這樣幾個特點：1，初建時家族窟主與施主的協作關系；2，家族窟主與施主關系的演變；3，不同時期出現在該窟甬道首席供養人位置上的官宦施主；4，僧窟以家窟名義的歷史。
家族觀念也是敦煌佛教石窟的中國特色之壹，敦煌的大族、敦煌石窟的“家窟”，為我們進壹步表明了佛窟的社會性質。同時在壹座座“家窟”的營造過程中，同屬這壹家族的窟主與施主間的相互協作關系也體現了當時這種社會化特征。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僅裝載著其家族的歷史，也裝載著古代敦煌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我們今天就可以通過敦煌石窟的“家窟”去了解敦煌的家族，進而去認識敦煌及中國古代社會，認識敦煌的社會化佛教。
許多看過敦煌彩塑和壁畫的人，包括壹些專家都說，敦煌的藝術品不像是出自民間工匠之手，而應該都是出自大師之手。因為這些作品與他們同時代的大師的作品相比毫不遜色。可以肯定的是，敦煌的壁畫和彩塑基本全部出自各時代的民間工匠之手！這些默默無聞的工匠們中間並不乏偉大的藝術家，但他們都沒有機會揚名後世。塑匠、畫匠也屬古代的手工業之壹類，他們與其它手工行業壹樣，也必然受到手工業管理制度的制約，使壹般塑匠、畫工的水平，作品的時代風格都必須達到那個時代所要求的標準，這就形成壹個時期內大師的作品與工匠的作品在藝術水平方面沒有多大的差距的現象。這樣看來，決定壹個藝人能成為大師或成為壹般工匠的因素並不完全在藝術水平方面，而在於他的身份、地位、所處的環境、所遇到的機會等等方面。所以，從敦煌石窟看，不論是建築、彩塑還是壁畫，都應該是出自偉大的藝術家們之手！雖然他們默默無聞，但他們是巨匠大師群體。他們用自己的勤勞、勇敢、聯盟和智慧，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創造了敦煌石窟文化，創造了敦煌的歷史。他們的精神與他們的創造壹樣萬古長青！我們今天保護、研究和宣傳敦煌石窟文化，就是想讓敦煌精神，特別是敦煌工匠的創造與奉獻精神不斷得到繼承和發揚，為社會的發展進步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