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後期，由於政治黑暗，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裏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當歸罪於東漢王朝的反動統治外，鎮壓農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壓過農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壹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將在談論經濟時再介紹。
曹操壹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但由於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後，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後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後，立即“重豪強兼並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我們只要翻看壹下《三國誌·魏誌》，就可以看出在操統治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都與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傾軋營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為而不受懲罰的官吏和豪強也受到壹定程度的抑制。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並非無據。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於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於己，不容許臣下有結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操為了監視群臣，設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壹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壹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於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後孫權的話來回答。孫權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成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也仿效操設校事壹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置監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大臣結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的內部結構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術，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操還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壹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我們說操之統壹北方及其相應采取的壹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壹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於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守合肥。次年，操於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寫明：“賊至乃發”。不久，孫權親自率領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這時合肥守軍總***才七千余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壹戰，諸君何疑！”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於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沖至孫權麾下。權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重。遼壹再突圍，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軍經此壹戰，銳氣頓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和數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極將甘寧、呂蒙、淩統等竭死格鬥，權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贊揚，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配，“參以同異”。我以為：張遼作戰固極勇銳，樂進也以“驍果”顯名，常先登陷陣，“奮強突圍，無堅不陷”。如果把樂進說成是“怯”者或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及其未合，折其盛氣”，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
由於孫權經常進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壹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帶兵屯戍於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潛等作好行軍準備。因這時合肥方面並無軍事氣氛，故裴潛等動作不速。揚州刺史溫恢暗自對裴潛說：“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壹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速知王意，後召先至，卿受其責矣！”於是裴潛趕緊作好快速行軍準備。果然不久接到快速進軍的命令。接著張遼等也收到詔書。說明操對諸將約束甚嚴，不容有忽慢詔令和動作遲緩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於用將，對之要求也很嚴格，但能得到他們的擁護。甚至連孫權都說操之“禦將，自古少有”。證明操是善於禦將的。
曹操還富有韜略、足智多謀，在戰略、戰術方面，常能應付裕如。操在戰鬥時，常能根據敵我情況，臨機決策，變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對於毒農民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壹系列戰爭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方法，譎敵致勝，轉弱為強。在戰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屬智慧，擇善而從，少有失誤。例如當操與呂布爭奪兗州，相持不下時，徐州牧陶謙病死，操欲乘機襲取徐州，然後再擊呂布。荀彧勸阻之。操乃改變主意，以全力擊敗呂布，平定了兗州。接著徐州也歸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戰後下壹年，操因糧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余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從之，終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戰略決策方面屢次糾正操的疑誤想法，因而對操的成敗存亡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其他謀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樣功勛，為操所稱譽。足證操對戰略部署極為重視，事先都與群僚仔細商討。他能采納別人的正確策略，說明他的判斷力是很強的。
當操與袁紹起兵討伐董卓時，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操又對別人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敵致勝，主要原因之壹是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發揮臣下的智慧和將士的戰鬥積極性。所謂使“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
無論曹操在戰略、戰術上做得怎樣出色，如果其軍隊沒有較強的戰鬥力還是不行的。呂布的軍隊號稱勇悍；袁紹的軍隊人數最多，經過多次較量之後，都為操所敗，說明操軍的戰鬥力是很強的。操軍戰鬥力之所以強，乃由於操壹貫采取精兵、簡政、重視糧食生產及運輸等措施。操曾說：“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士愛糧也”。操自言當官渡會戰時，袁紹有鎧甲壹萬領，他只有二十領；袁紹有馬鎧三百具，他連十具都不到。操軍人數雖少，裝備雖差，但操治軍帶兵，比較重視紀律，賞罰比較嚴明，結果打敗了袁軍。壹次在行軍途中，操傳令不得讓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壹律斬首。於是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了麥子。可是操自己所騎的馬卻因吃驚而踏了麥田。於是操即拔劍割下自己壹撮頭發，做為處罰，這雖只是做做樣子，但也可說明操在軍中持法是比較認真的。操起兵初期，打過不少敗仗，但軍隊始終沒有潰散，就是因操治軍嚴整，而且在政治、經濟各方面也能較好地配合和支持軍事。所以終能轉危為安、變弱為強。其他軍閥如袁紹則“禦軍寬緩，法令不立”；呂布則“勇而無計”、“輕狡反復”；劉表則“不習軍事”、只“保境自守”；袁術則“奢淫放肆”、“無纖介之善”。所以操終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壹．曹操詩歌創作的壹大成就，是開創了文人“擬樂府”詩歌創造的全盛局面。借古題寫新事，如《薤露》、《蒿裏》，樂府舊辭皆為挽歌，曹操卻用悲涼苦恨之調。
二．悲涼沈雄的獨特藝術風格，他的詩特別能表現出他的個性，有政治領袖人物的宏大氣魄，本色質樸大抒情濃郁，表現了他高遠的誌、堅定的信心、卓越的毅力和雄偉的氣勢，悲歌慷慨，氣韻沈雄。如《短歌行》寫得高遠闊大，有君臨天下之氣度，與堅若盤石的信心和意誌，能激發起讀者積極向上的奮進精神。
我看曹操
漢季亂世,天下豪傑並起,戰事年年不斷.常言道:”時勢造英雄.”此天道使然.毫無疑義,曹操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應運而生的壹個於冥冥中背負了歷史使命的人物.
《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從壹出場起，因許邵的壹句“治國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成為千百年來那個深入人心的白色臉譜。又有壹句難以考證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至此，壹代奸雄的稱號似已成為蓋棺定論。
其實無論奸雄也好，梟雄也好，都不重要，曹操就是曹操，他的價值，舉三國而觀，竟無壹人可以取而代之。曹操壹生轉戰四野，曾斬黃巾，討董卓，滅袁術，收張繡，南取荊州，北伐袁紹，東破呂布，西征張魯。又平定了三郡烏丸及韓遂，馬超之亂，可謂戰功赫赫。可惜赤壁壹役未能告捷，否則可真要成千秋萬載之霸業了。這樣壹個叱咤風雲，縱橫三國的人物，即使在兩千年後的今天，在我們看來，也著實讓人震驚！他的謀略，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膽識，他的文采，***同構成了這位超世之傑非同凡響的個人魅力。
早在十常侍專權，何進謀誅宦官，欲招西涼董卓入京之時，年輕的曹操就預測這將是壹場災難，他對何進的決定不以為然，認為若欲治罪，當除元惡，但付壹獄吏足矣！”這種話絕非壹般人可以說出。它來源於曹操敏銳的洞察力和超人的氣魄。結果何進不聽勸阻，未幾便遭殺身之禍，曹操的預言應驗了。
接著董卓進京，胡作非為，荒淫暴戾，舉朝之中大多對其不滿。然而董卓手中大權在握，多數人敢怒而不敢言。貪生怕死者自不必提，另壹些對天子忠心耿耿的文人們卻也只知道用自己的頭顱去為逆賊試刀。而那時唯有曹操敢於率先采用智取的方式來對付董卓。相對來說，袁紹也算得上是壹位豪傑，畢竟他有和董卓正面沖突的勇氣，然而這種勇氣充其量也就是硬碰硬的行為。如果袁紹家沒有四世三公的顯赫背景，恐怕早死於董卓手下了。當時的曹操選擇了行刺。這也許稱不上明智之舉，但對羽翼未豐的曹操而言，這是他唯壹所能做的。
董卓是個不好對付的角色，曹操為了能夠接近他，便委身於其帳下，對董卓甚至迎合奉承，雖然遭到壹些不明故裏的人的唾棄，但他終究成功了:曹操得到了董卓的信任，這為他的刺殺行動創造了條件。後來曹操行刺不成，但他靈機壹動轉為向董卓獻刀，從而化險為夷，這堪稱為高明之舉。曹操以後還有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但他能夠壹次次的化解危難，與他過人的膽識和應變能力是分不開的。
在刺董失敗以後，曹操受到了通輯，也是在這時，他開始有了征集義軍討董的設想，只可惜不幸為官府所獲。也是曹操命不該絕，遇到了賞識他的縣令陳宮，居然棄官和他壹同逃亡。傳說曹操寄宿故人莊人，夜聞主人家殺豬磨刀之聲，疑將害己，於是不分青紅皂白，壹連殺死十多人。這是曹操多疑的奸雄性格的凸現。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多疑是曹操的壹種警覺。此時的曹操年輕氣盛，又壯誌未酬，怎能冒枉死於村人之手的風險呢？在曹操看來，與其內心的淩雲之誌相比，十幾個人的性命自然無足輕重了。曹操要成就壹番大事業。自古成大事者最忌拘於小節。而曹操心中當然明白這壹點，所以發出了那句震驚千古的名言：“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壹句話嚇走了同行的陳宮。這是可以理解的：曹操作為壹個霸者，他的心境自然為陳宮這樣的壹介書生所不能夢見。
曹操的這句話不是壹是興起而想當然說出的,他的言行自始至終如壹。以後他因軍糧不濟而借殺監糧官來穩定軍心，也可以看作是這壹思想的具體實踐。在重視個人權利，人人平等成為社會主流的今天，以犧牲個體贏得的集體成就似不應當提倡。但應該說曹操在非常的情況下采取非常的措施，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在不容過多思考的前提下，在沒有更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時，作為決策者，他有理由作出犧牲個體的決定。
說到三國，不能不說到謀略；說到謀略，曹操在其中可算得上是數壹數二。縱觀其壹生，在所有的重大戰役中，除了赤壁壹戰外，幾乎沒有過全局性的失敗。初期實力較弱時尚且如此，到後期強大之後更可以說是無敵。曹操可以稱得上是三國中的常勝將軍。他的成功，在於善用謀。如在官渡之戰中，曹操出其不意，以全軍之力，奇襲烏巢，燒掉了袁紹軍的糧草，於是以弱為強，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戰役。又如攻袁氏兩兄弟時，曹操利用敵人內部的不和，采用拉攏壹方，各個擊破的辦法，再壹次取得了勝利。還有後來抹書間韓遂，令其與馬超自相殘殺，都是出色的計謀。除此以外，對於戰略形勢的正確估計，可以說是曹操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就說官渡之戰，袁紹降將許攸的信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試想換了壹個人，面對著前來投奔的敵軍高級將領的建議，能夠大膽采納的又有多少？以此觀之，曹公實非常人。
古往今來，不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曹操在整個三國中對於人才的重視首屈壹指，而且猶其善於籠絡人心。曹操從壹起家，就招覽了大批優秀的人物。而且是壹個薦壹個，層出不窮。諸曹，夏侯自不必說，又收李典，於禁，樂進，典韋，許褚，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曹營虎將。特別是在兗州招賢納士時，潁川荀彧，荀攸來投，又向曹操推薦了程昱，程昱又薦郭嘉，郭嘉又薦劉曄，劉曄再薦滿寵及呂虔，滿呂二人復薦毛玠。這樣的舉薦看得人瞠目結舌，真是天下英雄盡入曹公彀中矣！可是曹操並不滿足於此，在他壹生中，只要見到有用之材，沒有壹個不竭力拉攏過來。像張遼，徐晃，張郃，高覽，文聘，賈詡等人，都從他處來投，極大地充實了曹操的力量。曹操的求賢真正達到了若渴的地步。他多次頒布《求賢令》，惟才是舉。甚至認為“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恒其何以霸世！”只要有才，哪怕德行稍有欠缺也不在乎了！這壹點，雖然與現在德才並重的用人原則有出入，但在當時天下尚未安定，人才極度簣乏的特殊時期，作為壹種“戰時***產主義政策”，我認為是值得肯定的。
曹操攻破冀州以後，得到了壹些曹軍將領在戰時與袁紹私通的信件。有人就主張按信上的署名清理出這些通敵者，然而曹操壹聲長笑，將全部信件付之壹炬，不再追究。人問其故，答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有此等胸襟，天下之士敢不為曹公盡股肱之力乎？
愛因斯坦說：“偉大的性格最為重要。”和三國中其他割據者相比，曹操豁達而堅強，有著非凡的心理承受能力。曹操向來軍紀嚴明，但對於部將因壹時大意而造成的失敗，卻能表現出極大的寬容。壹句：“勝敗乃兵家常事”，顯現出曹操作為壹個成熟的軍事家所具有的理性的態度。曹操愛笑，而且每於慘敗之時放聲大笑。這笑是對他自身的壹種超越，也是給予全軍將士莫大的鼓舞。赤壁壹戰，曹操幾十萬大軍傾刻間化為烏有，這對於已經54歲的曹操來說，其打擊之重可想而知。然而曹操還可以放聲大笑！壹笑引出趙雲，險些丟了性命；之後照樣笑，又引出張飛，瀕臨絕境；好容易逃脫後竟還能笑——只此三笑，可謂振聾發聵，實乃古今之所未有!
單論謀略，三國中除了諸葛亮，周瑜外，少有過曹公者。然而不管諸葛亮也好，周瑜也好，縱有滿腹文墨，卻留不下半句像“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壹般堪入史冊的輝煌篇章。曹操既是政治和軍事的統帥，又是建安詩人的領袖，這樣的雙重身份，使他的詩如幽燕宿將，雄渾大氣，古直悲涼。
兩千多年前的曹操，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吟出了“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的不朽詩句。也正是當他在事業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就時，卻恍然發現人生是何其的有限！然而當時天下未定，赤壁的失利,成就了三足鼎立之勢,曹操對南面的劉備和孫權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料此生恐怕難以遂願。於是，曹操壹面感嘆著“臂如朝露，去日苦多”，壹面又高歌著“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千百年來，這兩句詩以其獨特的感染力，不知激勵了多少有誌之士。直到今日，讀來仍使人心潮澎湃。
雖然曹操沒有實現壹統天下的大業，但他的功績已經無人能及。“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是壹句大實話，我們從中得以窺見霸者的心境。
在眾多的對曹操的評價中，還是陳壽說得最為痛快：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閴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曹操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壹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壹位傑出的文學家。（7）”他與其子曹丕、曹植在中國文學史上並稱為“三曹”。“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又是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拓者。他壹方面憑借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廣泛地搜羅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學之局面；另壹方面用自己富有創造性的作品開創文學上的新風氣。（8）”曹操的文學創作以詩歌最為著名，內容多為描寫親身經歷的戰爭生活。其中有不少感時之作，反映了漢末社會的動亂和人民生活的困苦，這類五言詩，其有“詩史”的性質。其著名詩篇有《短歌行》、《苦寒行》、《篙裏行》、《觀淪海》、《龜雖壽》等。像其中的《短歌行》，寫出了作為建安時代的政治人物曹操的復雜心情和深沈感概。全詩筆調低回沈郁，“體現了建安文學‘誌深筆長，梗概多氣’的特色。同時，全詩聲音鏗鏘，換韻自由，襲用《詩經》原句，不著痕跡（9）”、另壹首《觀滄海》，通過作者親臨東海觀潮的感受，表現了其暮年的壯闊胸懷。詞中描寫了山海間萬物的繁茂和蕭瑟秋風中呈現出的大海洪波，那天水相連，波瀾壯闊的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吞含日月，孕育星辰的偉大氣勢；浩浩蕩蕩，無邊無際的偉大場面，真是壯觀極了。日月星辰都在他的懷抱之中，如此恢宏、壯麗的意境實在是令人贊嘆。《龜雖壽》直接抒發了詩人的胸懷，節奏急促，頓挫分明。詞中從正反兩方面詠嘆了自然界不可抗據的客觀規律，發出了“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誓言。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由此，我們說曹操可以稱得上古代卓越的軍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