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是,前者失望,後者樂觀。
範仲淹與歐陽修寫《嶽陽樓記》與《醉翁亭記》時的政治境遇基本相同,但兩文均無抑郁之感。範仲淹想到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懷,而歐陽修卻是能夠在滁洲政治清明,百姓安定富足,“與民同樂”。可以說兩人同樣是豁達向上,樂觀進取。
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取之於孟子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民本思想。由此可見兩人的目的都是壹樣的。但相較可見,範仲淹更具政治家的氣魄,境界更高壹些。心中的天下更大些。歐陽修略有文人失意後移情於物的情調,但卻也能夠以民為本,但此處卻限於自己的壹隅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