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運動興起之前，胡適在《新青年》二卷五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魯迅與胡適有著比較壹致的思想觀點與***同的主張，即：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此外，他們在文學、學術實踐上也有很多***同點和互補之處，他們的步調是壹致的。在反對舊文化，倡導新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密切配合，互相呼應：或是胡適首先發難，魯迅緊緊跟上，並作進壹步的闡發；或是兩人同時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某壹問題作深入的論述。
魯迅與胡適分歧的第壹次具體表現，是對《新青年》“雙簧信”的不同看法。當時，《新青年》同人“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劉半農語），他們從鬥爭策略著眼，導演了壹出“雙簧戲”，激怒了封建衛道者，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與封建主義守舊派短兵相接的鬥爭由是展開。胡適作為《新青年》的編輯之壹，對“雙簧信”的內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為然，視之為“輕薄”之舉，並以為“憑空閉產造出壹個王敬軒”並不值得辯論。但魯迅的態度則相反，魯迅認為此舉無可非議，因為“矯枉不忌過正；只要能打倒敵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他們的分歧並沒有公開化，也沒有發生沖突，屬於各說各的。
魯迅和胡適之間，還有壹個關於“整理國故”的不同見解。1923年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胡適更系統地宣傳了他的“整理國故”的主張。胡適勸青年“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到了1925年，胡適走到了愛國學生的對立面，以進研究室“求學”為借口，反對學生運動。
1922年5月，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召見胡適。溥儀召見胡適這件事的當時，魯迅並沒有什麽評論。到了1931年底，蔣介石召見胡適等見諸報端時，魯迅才舊事重提，予以挖苦。
魯迅“罵”胡適，還有壹個重要內容，就是關於對日本入侵的態度問題，而所謂“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壹直成為胡適“賣身投靠”的壹條罪狀。
此後，魯迅在多篇文章中，以此為根據，臭罵了胡適，說他為日本侵略者獻策。比如，1933年3月26日《申報·自由談》以“何家幹”的筆名發表的《出賣靈魂的秘訣》（此文乃瞿秋白所作，用魯迅的筆名發表，後來魯迅將其收入《偽自由書》）壹文中說：“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壹秘訣。”此外，在《花邊文學》的《算帳》壹文，《且介亭雜文》的《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壹文，《且介亭雜文二集》的《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壹文，都提到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的問題，魯迅給予了不留情面的抨擊。
1933年3月15日，魯迅寫了後來被收入《偽自由書）的《“光明所到……”》壹文，批評胡適為國民黨監獄塗脂抹粉的行為。
魯迅逝世後，胡適多次談到了魯迅。這些評論，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某種政治偏見，即便這樣，也還有壹些客觀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