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究竟研究那壹個時期的歷史？不同時期的學者認識是不壹樣的。
中國歷史載籍中早有近代的提法，但是近代以來歷史科學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來自歐洲的史家。在西文裏，modern times 大致是指從公元1500年左右以後壹直到現今的歷史時期，也就是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清末民初翻譯西方著作時，人們把modern times 譯為“近世史”。在20世紀上半葉，學者們采用“近世史”、“近代史”這個概念時，往往指的是離他們不遠，仍在發展中的歷史。如梁啟超將“乾隆末年至今”稱為“近世史”。20世紀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國最近世史》中將“近世史”的開端從道光時開始。
事實上，絕大多數作者都主張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這是考慮到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轉變，理由是很充足的。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放在明末，認為新航線的開辟是歐洲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如鄭鶴聲認為：“自新航路發現以來，世界交通，為之大變，人類生活與國際關系，較之中古時代，顯有不同之處，是即中古史與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變，有‘繼往開來’之趨勢，其壹切表現，皆在根據往古事跡而發揚光大之。且推陳出新，由此而孕育未來之局勢。每壹民族思想為其演變之原動力。故近世史之範疇，實包括近三四百年之歷史，無論中西，大都皆然。”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國歷史的開端放在16世紀初的葡人東來。呂思勉在《中國近代史講義》也認為中國近世史始於明代中葉，歐人東來。
把中國近代史開端比肩歐洲近代史的想法，是希望借此說明中國近代種種巨大變化的由來，自有其著述的理由。但是，歐洲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及其影響到中國，其間經歷了極其復雜的歷史過程，就中國歷史來說，從明末到鴉片戰爭前夕，有著300年之久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固然不能說歐洲的近代歷史對中國毫無影響，但是要指出，這種影響對於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是微不足道的。壹部中國近代史，把明末到有清壹代的歷史全要講到，我們還是不能進入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這從著作的技術性要求來說，也是不無困難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長編兩卷只作到了鴉片戰爭前夕，鄭鶴聲的《中國近世史》是中央政治學校的講義，其南方印書館的版本從明末作到清朝康雍乾年間，中央政治學校的印本，上冊與南方印書館版本基本相同，下冊從鴉片戰爭講到辛亥革命。本來要敘述中國近代史，但大部分篇幅用在敘述鴉片戰爭以前的歷史，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卻敘述簡略。這些作者在抗戰期間從事撰述，勞碌奔波，困苦莫名，難竟全功，是可惜的；但這與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定的不合適，不無關系。
有趣的是，給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作“引論”的羅家倫，卻不同意郭廷以的看法，而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始，他在《引論》中說：“如果史學家從‘鴉片戰爭’開始講中國近代史，也不過是為研究便利，和認定這件事對於中西短兵相接後，所發生的各種影響的重要性起見，把它當作壹個重要時期的開始而已。”。蔣廷黻與羅家倫壹樣，認定中國近代史開始於第壹次鴉片戰爭，認為雖然自明季以來中西有接觸，但那時歐洲僅產生了商業革命，因此對於中國影響不顯著；第壹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與西方發生了新的關系，因為歐洲產生了工業革命，對中國產生很大影響。
20世紀30—40年代，因為民族救亡的需要，越來越多的學者反思百年國恥，傾向於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因為這場戰爭是資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開始，也是近代中國民族危亡的開端。自1933年李鼎聲出版《中國近代史》以後，陸續有陳恭祿、蔣廷黻、範文瀾的著作用了《中國近代史》作為書名。可見，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近代史”這壹概念已經普遍地為人們所接受。以“中國近代史”作為教材或專著的中國近代史類著作高達數十種。
馬克思主義史學傳入中國以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開始接受蘇聯史學的分期法，把十月革命作為壹個劃時代的歷史標誌。十月革命以前的時期稱為“近代”，從世界範圍來說，那是資本主義形成、發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和前封建主義的時代，壹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稱為“現代”，指的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時代。因此“近代”與“現代”就成為具有不同含義的兩個時間尺度，被賦予了不同的社會屬性，成為兩個前後相接的歷史時期，其中“近代”作為壹個概念指的是已經結束了的歷史時期，“現代”指的是最近的，現今仍在發展中的壹個歷史階段。以此觀點，觀照中國歷史，認為中國沒有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但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有壹個屬於資本主義的體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近代史，就是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因此，歷來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的人都主張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起點，因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從此開端的。”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下限，1949年以前的著作，絕大部分作者都將中國近代史的下限與學者生活的當前時代聯系起來。1947年華北新華書店出版的範文瀾著《中國近代史》上編第壹分冊，出現了關於中國近代史時限的完整定義，表現了壹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創造性貢獻，是中國近代史學科開始趨向成熟的壹個標誌。範著把1840年以後的中國社會定義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把1840-1919年的中國歷史劃為中國近代史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把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的歷史，稱為中國近代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雖然是從革命史的角度定義中國近代史，卻對於整個中國近代史的時限給出了科學的、符合學術規範的規定。範文瀾的書是1945年完成寫作，1947年出版的，那時他還不可能預計新民主主義革命到1949年獲得最後勝利。但是他在該書的《說明》中劈頭就說：“《中國近代史》分上下兩編，上編敘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下編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上編又分兩個分冊，1840年至1905年為第壹分冊，1905年至1919年為第二分冊。本書是上編的第壹分冊。”該書目錄明確標明：“上編 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他的誌願未遂，上編第壹冊只寫到1901年《辛醜條約》的簽訂，以後便無下文。但是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大框架，卻基本上奠定下來了。
根據範文瀾的設計，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榮孟源、劉桂五等學者在1948年編寫了初中歷史課本《中國近代史》上編，明確標舉“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這本課本的編輯說明指出：“本書為初級中學中國近代史課本。全書分二編：上編敘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1840-1919）；下編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1919-1945）。”這本課本是壹個完整的《中國近代史上編》，它不僅為新中國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歷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對1949年以前中國近代史書編纂體系的壹個良好的總結，也為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多數學者主張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下限，並且以1840-191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時間範圍，而把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史的起點。在40年代及其以前，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本來沒有明確的界限。如李鼎聲著《中國近代史》（1933年，上海，光明書局）和同壹作者著的《中國現代史初編》（1940年，香港，國泰出版公司）所處理的內容和時間範圍基本相同。50年代起，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期明確了。王廷科論證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劃分，他根據列寧關於區分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征，是哪壹個階級為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的判斷，提出：“所謂‘近代史’，就是指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的時代的歷史；所謂‘現代史’就是指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時代的歷史。”他主張1919年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他認為，自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正是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產黨站在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的主要方向；因此，中國歷史就由“近代”進入到了“現代”；不能將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與我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不加區別地壹並劃入中國現代史範圍；應當如實地把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與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聯系起來，寫成壹部完整的中國現代史”；如果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與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並列起來，壹起劃入中國近代史範疇，“那麽在客觀上就貶低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地位”
在20世紀50-60年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
剛剛建立，學者們的興趣和研究方向還在晚清時期，中國近代史是以革命史為中心的，就是晚清政府的歷史，也只能作為革命史的陪襯；1919年以後的歷史，主要是中***黨史的研究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研究，還剛剛起步。事實上，國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尋新中國成立的由來，他們的研究視線，也仍舊停留在晚清時期的社會歷史變化上。
這是因為，新中國剛成立，革命時期的熱情還在繼續，人們迫切希
望知道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由來，舊民主主義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轉變，以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所以對五四運動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給予高度重視。從政治上說，1949年以前的歷史剛過去未久，許多歷史當事人還在，加之海峽兩岸還處於敵對狀態，因此對1919年後的歷史作自由的學術研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有礙難之處。
事實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討論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時，就有學者主張以1949年中華人民***和國成立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因為1840－1949年，中國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革命性質也還是反帝反封建（以後加上反官僚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
同時，“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劃分，不應該是壹個社會內部的分期，而應是標識這壹種革命到另壹種革命的交替，這壹社會形態到另壹個社會形態的轉變。”“近代中國是壹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1949年中國***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取得的勝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結束。”這個社會，“不是有完整意義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的變態社會。”“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當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而不因五四運動把壹個社會形態分割為兩截的近代、現代史，是更為科學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變化、發展的規律”。當時，李新、劉大年、榮孟源都持這種看法 。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近代中國的認識不斷加深，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以191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對歷史認識和學科建設都沒有好處，主張將1840－1949年的歷史打通來研究。胡繩早在1981年所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序言中就說道：“在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已經超過30周年的時候，按社會性質來劃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看來是更加適當的”。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出版後，中國近代史學界再次關註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問題，列舉出不以1949年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的種種弊端，主要是不利於了解和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不利於揭示和認識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規律；主張把近代中國110年作為壹個完整的歷史時期，“所謂完整的歷史時期，就是說這個110年不同於秦漢以來任何壹個歷史時期，而是壹個特殊的歷史社會形態，即封建社會崩潰中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997年胡繩在祝賀《近代史研究》創刊100期時，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這以後的三十年，視為壹個整體，總稱之為‘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合適的。這樣，中國近代史就成為壹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有頭有尾。1949年中華人民***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可稱之為‘中國現代史’，不需要在說到1840－1949年的歷史稱之為‘中國近現代史。’”筆者也曾附會其中，繼續闡釋胡繩有關中國近代史分期的意見並且討論與中國近代史分期有關的問題。經過這壹次討論，大體上統壹了中國近代史學界的認識。
這樣，經過近壹個世紀的發展，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對象終於得以確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歷史作為研究對象。這個研究對象的時間範圍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大約110年的歷史。這種認識，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得出的，是以對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即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的考察為出發點的。應該說，這個認識是符合近代中國真實的歷史進程的，也就是說，中國近代史學科對象的確立，是在幾代學者長期探索、爭鳴的基礎上形成的，是科學的學科體系。
在作出這種結論性認識的時候，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出討論。壹是蘇聯的歷史分期主張。蘇聯把十月革命以前的歷史看作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是世界的近代史；把十月革命以後的歷史，看作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時代的歷史，是世界的現代史。這種觀點打破了西歐中心論的傳統觀點，體現了歷史觀的進步，但是不能簡單地拿來套在中國歷史分期上，正像我們不能簡單地拿歐洲的歷史分期法套在中國歷史上壹樣。中國歷史發展有自己的特點，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中國近代歷史所經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歐洲和蘇聯都未曾經歷過的。結合中國五千年的歷史發展，主要考察近代以來發生的歷史巨變，把1840至1949年所經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作為中國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國歷史自身的規律和特點的。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中國開始了獨立地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程，中國歷史越出了近代，進入了自己的現代時期。
另壹個問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關系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問題的提出，是中國***產黨人的主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是中國***產黨人在處理自己面臨的革命任務的時候所確立的基本理論綱領，也是自己的革命實踐綱領。提出這個革命理論的基本事實根據，是中國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度裏進行的。這個革命的任務，對外是爭取民族獨立，對內是推翻封建統治，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這個革命任務是貫穿於整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時期的，在1921年中國***產黨成立以後及其以前，這個任務都沒有變化。其區別在於革命的具體對象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革命的領導力量因有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和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產黨的產生而出現變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性質的社會主義革命。這種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因為領導力量的不同而出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對近代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有系統論述。毛澤東在1935年說：“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1924年1927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次革命沒有完成，而是失敗了。1927年至現在，我們領導的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並不是反資本主義。今後壹個相當長時間中的革命還是如此。”毛澤東在1939年說：“我們現在幹的是什麽革命呢？我們現在幹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所做的壹切，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現在還不應該破壞壹般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要破環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就叫做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但是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個革命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麽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壹個人民民主的***和國。這種人民民主的***和國，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和國。它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來是不相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相同。”這兩段話，已經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基本問題講清楚了。概括來說，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革命理應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幼弱，無力完成領導這個革命走向勝利的任務，不能不由無產階級通過它的政黨中國***產黨來承擔這個領導任務，所以稱之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
、毛澤東的“兩半論”成為全黨觀察近代中國社會總理論的出發點
中國***產黨人所以重視研究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是由於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政治理論上的需要。基於此，毛澤東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壹向重視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研究，把它作為確定中國革命戰略和策略的主要依據。他對此有過不少精辟的論述，從而形成了其系統的“兩半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構成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成為全黨同誌及馬列主義理論家與史學家觀察和分析近代中國社會的理論出發點。
從20世紀20年代初到抗日戰爭爆發前這十多年間，毛澤東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論述，主要側重於中國的半殖民地問題，並由此出發分析和強調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及其戰爭的壹些特點。1923年7月，他指出：“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是簡單的壹個國民革命問題”；“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是軍閥外力互相勾結鉗制全體國民的二重壓迫政治”，廣大國民只有“建立嚴密的聯合戰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態度時說：“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是極端的反革命派．”1928年10月，又指出：中國紅色根據地能存在於“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奇怪現象”，“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壹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1935年12月，他在分析抗戰前夕的中國政治形勢時說：“大家知道，差不多壹百年以來，中國是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保存了壹種半獨立的地位”；“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的狀態改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由上可知，毛澤東這期間雖然也談了半封建社會落後的農業經濟狀況，但他更強調：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決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殊性。
從目前見到的材料可以斷定，毛澤東從抗戰前夕的1936年開始，已完全認識了近現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這壹特殊國情；他在此後的四五年間，經常用半殖民地半封建這壹理論概括來分析中國社會，並依據這種分析來制定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與策略。1936年12月，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論及“如何研究戰爭”時指出：“我們的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裏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壹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他在同文中至少5次提到這個“半殖民地的大國”政治與經濟的壹些特點。顯然，毛澤東最遲在該年已用“半殖民地半封建”這壹理論概括，來說明近現代中國社會的性質了。這是他長期研究中國國情得出的結論。李文稱毛“關於中國社會的思想”由於受到過何幹之研究的“直接影響”，到1938年初才形成，這純屬是主觀臆測的無稽之談。
毛澤東在以後的幾年之中，盡管有時還偏重於對中國半殖民地國情的分析，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提法，卻更多地時常出現在其講話和著作中。1938年3月，毛澤東在對抗日軍政大學第3期部分學員講話時強調說：“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最本質的規律。我們要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壹切事務。”該年5月，他在名著《論持久戰》中又壹再強調：“我們是壹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同年11月，他在六屆六中全會的總結報告中指出：“中國的特點是：不是壹個獨立的民主國家，而是壹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
進入1939年後，毛澤東根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的實踐需要，對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問題，進行了系統而總結性的闡述。他在《青年運動的方向}壹文中指出：“我們現在幹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壹個民主主義的***和國。這種人民民主主義的***和國……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來是不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相同”；“我們在目前的階段上不是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改變中國現在的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他在《〈***產黨人〉發刊詞》中論及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與動力等問題時說：“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占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基本的革命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且在壹定的時期中、壹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的參加，並且規定了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產黨》壹文中，全面、系統和集中地論述了近現代中國社會性質與民主革命的諸問題，其中第壹章第三節專門論述“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指出：“自從壹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壹步步地變成了壹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強調：“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壹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壹個封建社會變成了壹個半封建社會；但是在另壹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壹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壹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成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他在論及中國社會性質與近代民主革命的關系時說：“只有認清中國的社會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壹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1940年初，毛澤東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談到中國革命的前途與轉變時指出：“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壹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壹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壹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走第壹步。這個第壹步的準備階段，還是自壹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
總之，毛澤東向來註重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考察，並對它進行過長期的研究．他結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的實踐，在近二十年中對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問題，作過壹系列精辟、深刻而獨到的闡述，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壹理論概括不斷完善和日益深入人心。在他看來，了解和明白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是壹件事關革命大局的頭等大事，千萬不可忽視而掉以輕心——因為“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國情，這是解決中國壹切革命問題最基本的根據”。毛澤東所確認的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壹理論概括，如果單從概念上去咬文嚼字地理解，或許會覺得將“半殖民地”、“半封建”這兩個原本說明不同情況的概念拼在壹起有些欠妥帖；但是，如果我們將之視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過程中的壹種理論創新，則會發現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壹理論概括，畢竟是經受過中國民主革命鬥爭檢驗的、因而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且至今仍充滿著辯證法活力的正確論斷。它並未褪色和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