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原因
中國自唐太宗時開始設館修史；修成六部正史；《晉書》便是其中的第壹部。
《晉書》裏面所講的火地晉卦，跟《周易》裏的火地晉卦不壹樣。
說起《晉書》，就會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晉書>詔》裏講的壹句名言：“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唐大詔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說，史書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歷來很重視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書是在唐太宗時期修成的。他的這篇詔書，就是指示皇家史館重寫壹部《晉書》。
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晉史傳世，而實際上則多達二十余家，其中沈約、鄭忠、庾銑三家晉書已亡佚外，其余都還存在。當時唐太宗認為這些晉史有種種缺陷，且“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便於貞觀二十年（646）下詔修《晉書》，唐太宗在《修晉書詔》有言：“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
李世民統治時代所修的前代史書，在晉書之外，還有梁、陳、北齊、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選擇晉書來寫史論呢？這主要因為西晉是個統壹的王朝，它結束了三國時期幾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統壹又是短暫的，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地區的大混戰，此後便形成了東晉和十六國、南朝和北朝的長期對立。李世民作為統壹的唐朝的創業之君，很想對於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壹番探索，作為借鑒。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把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和完成統壹事業的司馬炎當做主要研究對象（關於陸機、王羲之的史論，主要著眼於他們的文學藝術成就，屬於另壹種情況，姑置不論）。宣帝、武帝二紀的史論，雖然比較籠統，沒有觸及晉朝治亂興衰的實質，但它指出司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處廣以思狹”，“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這些評論總算是看到了壹些現象。
《晉書》由房玄齡等人負責監修，組織壹批史家和學者，以南朝齊人臧榮緒所寫的《晉書》為藍本，同時參考其他諸家晉史和有關著作，“采正典與雜說數十部”，兼引十六國所撰史籍，從貞觀二十年（646）開始撰寫，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寫成。
晉書的修撰，從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開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書，歷時不到三年。參加編寫的前後二十壹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為監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和李懷儼。天文、律歷、五行三誌，出自李淳風之手；修史體例，是敬播擬訂的，沒有流傳下來。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壹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所以又題“禦撰”。
唐太宗親自為《晉書》的《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分別寫了史論。《晉書》問世後，“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兢從新撰”。
特點
《晉書》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四個特點。
第壹個特點是作者的眾多。《晉書》作者***二十壹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這在歷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見的。
有這樣壹支作者隊伍，是《晉書》之所以能夠超過以往各家晉史的壹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特點是體例的創新。上面講到，《晉書》有“載記”三十卷。載記是記述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即“十六國”史事的形式，這是《晉書》在紀傳體史書體例上的壹個創造。早先，東漢班固曾經寫過載記，但並不是用來記少數民族政權的史事，也沒有把它作為壹部史書的組成部分。《晉書·載記》作為全書的壹個組成部分，不僅豐富了紀傳體史書的體例，而且對於表現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的壹個重要階段－－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歷史面貌有深遠的意義。
第三個特點是補舊史之不足
《三國誌》有紀、傳而無誌。而《晉書》中的誌，多從三國時期寫起。關於曹魏屯田、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經營西北，及晉朝占田制多有著墨。《食貨誌》講東漢、三國時代的經濟發展，可補《後漢書》、《三國誌》之不足。從當政者的角度，《晉書》雖為立傳，但並不鼓勵司馬氏的發家史，《晉書·宣帝紀》裏曾講到晉明帝問起晉得天下的具體情形，王導告之，明帝大慚，把臉埋在床上說：“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而唐太宗在其所作的史論裏，更不乏警世之意。
第四個特點是記載完備
唐之前的各晉史，或僅記西晉壹朝史事，或雖兼記兩晉史事，但對十六國史事則無專門記述。可說都非完備的晉史。與唐之前的各晉史相比，《晉書》的內容較為詳盡且廣博，紀傳中收錄的大量詔令、奏疏、書劄及文章，雖冗長，但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輿服誌》和《禮誌》《樂誌》反映了魏晉南北朝統治階級崇尚禮儀服飾的風氣。趙翼說：“唐初修《晉書》，以臧榮緒本為主，而兼考諸家成之。今據《晉》、《宋》等《書》列傳所載諸家之為《晉書》者，無慮數十種。”
《晉書》問世後，“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兢從新撰”，說明它在當時和後世都受到人們的重視。當然，《晉書》也有明顯的缺點，這突出地表現，在它記述了壹些神怪故事和小說材料，而這些是不應當被當作歷史來看待的。我們在閱讀《晉書》的時候，必須註意到這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