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的中西文化觀構建在調和哲學的基礎之上。在李大釗早期著作中，有很多文章涉及到調和問題。他倡導“有容之德”，稱贊“調和之美”，主張“歧力相劑”、“涵納他力”。李大釗援引西方哲人的言論為“調和”定義：“準四子之言（斯賓塞、穆勒、莫烈氏、古裏天森），試為調和之語詁壹定義焉；調和雲者，即各人於其壹群之中，因其執性所近，對於政治或學術，擇壹得半之位，認定保守或進步為其確切不移之信念；同時復認定此等信念；宜為並存，匪可來盡，正如車有兩輪，鳥有兩翼，而相牽相挽以馳馭世界於進化之軌道也”（《辟偽調和》，《李大釗文集》上，第50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關於調和的哲學含義，李大釗說，“宇宙間有二種相反之質力焉，壹切自然，無所不在。由壹方言之，則為對抗；由他方言之則為調和”（《調和謄言》，《李大釗文集》上，第555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認為，解決事物矛盾的利器在“調和”，尊調和“以矯其偏”，“慎勿過正”。“新舊兩種勢力各守壹之限度以相抗立，勿可馳於極端”（《辟偽調和》，《李大釗文集》上，第499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營造調和之境，使對抗之力達到統壹。“茍其對調之力未劑於乎，則要傾相軋為必然之勢；即四言調和而無效。茍其兩力已臻於相抵之域，則相安相守之道，又舍調和而無所歸宿”（同上）。他甚至說，此意“愚亦篤信之而不疑”（同上）。我認為，李大釗的這壹分析，突出反映了辯證的矛盾觀，他既強調事物對立的壹面，又沒有忽略其同壹的歸宿，只有承認對立，不斷克服矛盾與沖突，最終才能達到均衡與和諧的美境。
李大釗還將“調和”視為人生最理想的境界，他從美學的角度認識“調和”，稱“調和者，美之母也”。他亦將“調和”看作是壹種理性的表現，主張“要有容人並存的雅量，更要有自信獨守的堅操”。在李大釗看來，營造調和之境，必須具備以下幾個重要條件。其壹，“言調和者，須知調和之機，雖肇於兩讓，而調和之境，則保於兩存也”。其二，“言調和者，須知新舊之質性本非絕異也”。其三，“言調和者，須知各勢力中之各個分子，當盡備調和之德也”。“宏其有容之性，節制之德”。其四，“言調和者，當知即以調和自任者，亦不必超然於局外，盡可以擔於壹方，亦未必加擔壹方，其調和之感化，乃有權威也”（《調和法則》，《李大釗文集》上，第550-554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針對中國文化的特殊背景，尤其是人們容易對調和產生的誤讀，將調和視之為無原則的妥協，李大釗特別強調：“調和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毀我。自他兩存之事，非犧牲自我之事。抗行競進之事，非敷衍粉飾之事。不幸此種絕美之名辭，壹為吾懦弱頹廢之民族利所用，遂而淮橘北枳，迂地弗良，取以為逆流降下之梯航，以便其姑息茍安之劣性，而遂其實梯滑稽之俗癖，斯誠非昌言調和者初意之所及料也矣”（同上）。從中西文化的比較中可以看出，“西洋人言調和，宜自使其保存自我之努力，止於不犧牲他人；東洋人言調和，宜以不犧牲他人為歸而先謀保存其自我。調和之義，茍或誤解，即鄰於犧牲。而暗含其犧牲自我之心理，結果適以助強有力者之張目，馴至權利、人格、財產、生命、真理正義之信仰，乃無往而不可以犧牲。而專制之勢成，此皆偽調和之說誤之也。余愛兩存之調和，余故排斥自毀之調和。余愛競立之調和，余否認犧牲之調和”（同上）。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李大釗的調和哲學是系統而富有理性的，這壹哲學構造了他特有的“有容之德”，及其獨特的文化性格。這種品德和個性，在李大釗中西文化交溶的構想中得到了更為完美的體現。
東西文明調和之大業
如何對待西方文化，與如何看待中國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兩種文化，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要正確對待這種差異，就必須超越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建立理性的認知取向。因為傳統的認知範式很容易將人們引向兩個極端：要麽簡單地排斥別人，要麽簡單地否定自己。1918年7月，李大釗在《言治》季刊推出《調和謄言》的同時，以《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為題發表文章，辯證地分析了文化上的“異”與“和”，解析了文化差異產生的原因，揭示了“中國文明之疾病”，提出了對文明的反省。指明了中國新文化建設之路，給人以理性的啟迪。
在李大釗眼中，東西方文明的差異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溯諸人類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謂為基於自然之影響”。但問題是，“東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挾種族之偏見，以自高而卑人”。其實，“平情論之，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輊於其間”。不過，我們必須先認清東洋文明之“短處”，進而觀其“所長”，分析“其所長，則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觀察，以窺見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覺沈靜與安泰。因而起壹反省，自問日在物質的機械的生活之中，紛忙競爭，創作發明，孜孜不倦，延人生於無限爭奪之域，從而不暇思及人類靈魂之最問題者，究竟為何”？
談到對文明的反省問題，李大釗認為，不能否認，兩種文明都已存在危機，因為“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但相比之下，“中國文明之疾病，已達炎熱最高之度，中國民族之運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實無庸諱言”。“總之，守靜的態度，持靜的觀念，以臨動的生活，必至人身與器物，國家與制度，都歸粉碎。世間最可恐怖之事，莫過於斯矣”。
為了挽救中國文明，必須從中國人生存發展的需要出發，緊緊跟上世界潮流的發展趨勢，因為我們所“生活之領域，確為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之潮流所延註，其勢滔滔，殆不可遏”。因此，李大釗表示：“物質生活，今日萬不能屏絕勿用。則吾人之所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徹底之覺悟，將從來之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態度，根本掃蕩，期與彼西洋動的世界觀相接近，與物質的生活相適應。”李大釗特別指出：由靜的生活適於動的生活，根本改變其世界觀，“其事乃至難，從而所需的努力亦至大，吾人不可不以強毅之氣力赴之”。李大釗對於東西文化的這種比較探討，反映著中國人當時渴求實現近代化的歷史願望。
李大釗認識到西洋動的文明的優越之處從根本上源於科學。他高揚科學精神之大旗，要求有誌青年“竭力鏟除種族根性之偏執，啟發科學的精神以索真理，奮其勇氣以從事於動性之技藝與產業。此種技藝與產業，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與實驗之科學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學之演試必能日臻於純熟，科學之精神必能淪浹於靈智。此種精神，即動的精神，即進步的精神”。
在此基礎上，李大釗抨擊了時人對現代西洋文化的無知，感到“國人對於現代西洋最有價值之學說，恒扡格不相入，詆排之惟恐不及”，而以視膠執己見、夜郎自大，度量相越之遠，有非可以道裏計者”。他驚呼：“時至今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斷不許舍己蕓人，但指摘西洋物質文明之疲窮，不自反東洋精神文明之頹廢”。同時，“希望吾青年學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學說。同時，將吾東洋文明之較與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紹之於歐人，期與東西文明之調和有所裨助，以盡對於世界文明二次之貢獻”。需要特殊地指出，這裏的“迎受”與“接受”相比，雖是壹字之差，卻代表著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前者更強調向西方文明借鑒的自主性和積極態度，內涵則更為深刻。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東西兩大文明在過去漫長的年代裏，基本上是在互相隔絕下形成的。時至今日，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我們討論文化問題，應該建構起劃時代的新理念：隨著人類生產手段、交往手段的進步，信息時代的到來，各民族之間，不同文化之間，事實上時時都在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滲透。李大釗在當時就已經發覺了這種趨勢：當今之東方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靜的世界觀，以容納西洋之動的世界觀；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質的生活，以容納東洋之精神的生活”。東西兩種文化之間，“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於無疆”。東西文化調和融會的結果，最後可以產生“第三種文明”，這自然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又壹次飛躍。李大釗希望中國能為創造第三種文明、為人類文化做出第二次貢獻。但是，其前提條件是：中國人必須對於“遺襲之習慣”，不論“若何神聖”，都要“不憚加以驗察而尋其真，彼能自示其優良者，即直取之以施於用”。並且還應該“時時創造，時時擴張”。
李大釗特別以印度文明和俄羅斯文明為例，證明“東西文明調和之大業，必至二種文明本身各有徹底之覺悟，而以異派之所長補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煥揚光采、發育完成之壹日”。他還明確表示：“對於東西文明之調和，吾人負有至重之責任，當虛懷若谷以迎受彼動的文明，使之變形易質於靜的文明之中，而別創的生面”。這裏的“變形易質”具有深刻的含義，可以說含有溶合東西文化特點，建設中國特色新文化的內容。他曾充滿期待地預言：“世界中將來能壹兼東西文明特質，歐亞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蓋舍俄羅斯人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