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壹個大家都熟知的名字。還有《離騷》，壹部出自屈原之手的不朽的著作。汨羅吞噬了屈原，埋葬了屈原，那裏成了屈原最後的歸宿，但汨羅沒有吞噬屈原的《離騷》，以及通過《離騷》所傳達出來的屈原人格和藝術精神等等許多東西，這也就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不同價值之所在。
《離騷》是屈原所有著作中最突出的壹本，壹直是作為屈原的代表作而存在著、被傳送著，但細細思考壹下，為什麽偏偏是《離騷》享此地位，而不是《天問》或者《九章》？其實說到底就是因為《離騷》的內容，其關於屈原壹切人格、精神等的更豐富、更全面的闡釋，這豐富與全面的特征是其他幾部著作所不可及的。
談到屈原的人格，談他的藝術精神，我們首先要了解的是：什麽是人格？什麽是藝術精神？
先看人格，人格（也可稱個性）在心理學中指包括人的品德、能力、性格、價值觀、需要、興趣等在內的使壹個人區別於其他人的穩定的心理特征。這是心理學上的闡釋，在社會生活中，人格是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統壹，是個人的尊嚴、名譽、價值的總和。在社會主義國家，每個公民人格平等，人格尊嚴受到法律保護。與此同時，我們經常用人格來指稱道德品質，比如說“人格低下”、“人格崇高”等等。這些都是人格在現代社會被人加以的定義，那麽在屈原那個時代，雖然心理學沒有被提升到壹個學科的地位，人們對它的認識可以用“知之甚少”來形容，但關於心理描述的詞語是壹直就有的，因此我們這裏說屈原的人格及其所包含的內容，是可以參照現代心理學對人格的理解的。從屈原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來看，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難以統壹的，因此其社會生活中的人格是說不通的。但是，心理學畢竟只是個參照，而道德品質的解讀是由來已久的，所以，我們這裏談屈原的人格，主要還是從道德品質的角度，當然從學科交叉的角度來解釋，也應該是包括現代心理學意義上關於人格的理解的。
再看藝術精神。藝術是形式的，但不是空殼子似的那樣的形式，而是有意義的形式，也就是說形式裏蘊含了意義，誠如李澤厚先生所言，是壹種“有意味的形式”。藝術是抽象的，那麽藝術的形式就必然要以形象來填充。它來自人的心靈，人為萬物之靈，就因為人有心靈，就因為人類的心靈能創造出形式，創造形式就是“人的心靈為自然立法”。那麽藝術精神，也就來源於人們對待藝術形式的態度和看法了。中國人傾向於實用，因此在中國聖人看來：“藝術”則是壹種治術。但藝術精神的內涵是相同的，都是對藝術形式的態度和看法，只是這個藝術形式的內容構成有所差異而已。
了解了人格和藝術精神的基本內涵，我們就可以進壹步來看壹看屈原的人格和藝術精神了。
按照心理學和道德的理解，我們對人格的理解應該從品德、能力、性格、價值觀、需要、興趣這麽幾個基本方面開始。
談到屈原，我們首先看到對他的評價是“愛國主義偉大詩人”，確實，屈原是愛國的。在《離騷》的字裏行間，都流露出屈原的“美政”思想，“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不拘壹格降人才，這才是美政，這是與腐朽的貴族統治觀念格格不入的，所以遭遇很多挫折是必然的，所以也有人將《離騷》說成是屈原發泄不滿，發泄滿腹牢騷的壹個媒介。其實，這些憤怒或者是抱怨之詞，都不過是不足掛齒之詞，真正的含義，應該像魯迅對於舊社會中國民眾的評價那樣“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壹種“恨鐵不成鋼”的遺憾。而遺憾和抱怨是絕對不同的兩種態度和看法，屈原的愛國情懷決定了他不可能對什麽抱有怨恨的，“雖九死其猶未悔”，雖屢次遭讒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終以祖國的興亡，人民的疾苦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奮發圖強，做個中興之主。他明知忠貞耿直會招致禍患，但卻始終“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危險，在“楚材晉用”的時代完全可以去別國尋求出路，但他始終不肯離開楚國壹步而最後將自己饋贈給汨羅江。表現了他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及其“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與意誌。這壹切，就像是信仰，不是那麽容易就可以動搖的。
我們對於屈原的評價不僅僅是個詩人，還是個政治家。的確，屈原最為壹個政治家，我們絕對是有充足的理由說明其政治上的遠見卓識的：認識到楚國既有爭雄天下的潛力、又存在被秦國吞滅的危險。這樣的遠見是那些奸佞小人所不曾預見到的，我們之所以肯定說那些小人沒有預見到，是因為如果他們預見到，肯定也會直承諫言的，在屈原預見到這壹歷史性的結局時，局勢還是光明的，並非後來不可逆轉情況下那些小人選擇賣國。而我們稱之為小人的原因也並不是說他壹定賣國，誰都不天生是個賣國賊，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的小肚雞腸，沒有容人之度，以及屍位素餐的行為。然而，擁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不壹定就是壹個有政治才能的人。為什麽紀曉嵐可以在有和紳這樣的大貪官而且擁有壹派人脈的奸佞裏長存，而且發揮其在政治上的才能，安百姓，治天下呢？壹個真正有政治才能的政治家應該是遠見卓識與手段兼備的人，或許這樣失去了個性，失去了原則性，但無疑，歷史證明，沒有手段的政治家不能長久，不能長久就意味著他政治抱負的不完全實施，以及奸佞之人的猖獗橫行。而有手段的政治家呢？在野之時，既壓制了奸佞，又施展了自己的遠見卓識，或許這遠見卓識實施的比較慢，但是細水長流，日積月累，亦可“積跬步至千裏”。這是中庸的方法，但絕對是權衡利弊下最好的辦法。由此可見，屈原的人生結束於汨羅壹定意義上也就說明了其政治能力的不足。
屈原是個有性格的人，他明確自己的目標，明明白白的了解自己的需要，在“愛國主義”的價值觀指引下，他堅持自己的個性，堅持做壹棵“香草”，放棄壹切也不會和奸佞小人同流合汙，所謂“屈心而抑誌兮，忍尤而攘垢”、“雖九死其猶未變兮”。這種高潔的品質是難求的，這種堅持的精神亦是十分難得的。但是，縱觀屈原的《離騷》，對於屈原的性格，還有個不是特別深刻的感覺，那就是自戀，貫穿前後的無數香草，是屈原引以自比的媒介。屈原的時代已經消逝很多年，我們也無法親歷去考證。但是香草的美譽傳承至今，香草般的性格是完美的性格，屈原壹再的將自己比作香草，是否有自戀的嫌疑呢？不過是也不要緊，人無完人，這樣的小缺陷，怎麽也抹殺不了屈子幾千年來在中華兒女心目中的美好印象。
關於屈原的藝術精神，我們先看看莊子的藝術精神，莊子理想的精神境界具有真實性，它實際上是種安寧、恬靜的心理環境。在莊子思想中，構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時命之圍、哀樂之情都是人的生活中的客觀存在，擺脫由此產生的精神紛擾，形成壹種寧靜的心理環境，應該說是對這壹人生情境的真實的反映和理智的態度。我們說中國人是實用主義，在莊子那裏是壹個理想的生存環境，但是我們知道，莊子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同樣是紛紛擾擾，太平盛世是難以企及的。那麽，莊子為什麽在理想的生存環境無法滿足的情況下，依舊快樂的生存呢？那時因為這裏的生存環境已經擴大了，不僅僅指我們周圍的涉及我們生存的環境，還有我們的心理環境。類似於在現實無法滿足的條件下，我們選擇心靈上的自我安慰與滿足，但又不僅僅是簡單意義上的自我安慰與滿足，而是壹種內心的安寧，無欲無求，是壹種得道的境界。屈原沒有向莊子那樣選擇亂世中快樂的生存，是因為他有欲有求，他希望國家安寧，百姓安居樂業。當然，這“欲求”不是私人的，而且是我們所提倡的，甚至可以說是我們所期盼的。但是卻正是這個“欲求”，屈原喪生於汨羅，而莊子逍遙長壽。我們每個人都渴望莊子那樣無欲無求而帶來的理想生活境界，但是之所以說它是理想的生活境界，是因為它確實太難實現了。除非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變成“莊子”，否則，這個社會就永遠會被“理想”修飾。而且，進壹步說，我們都是社會人，我們的生命也好，人生也罷，都牽扯著社會，因此，如果讓我在屈原的藝術精神和莊子的藝術精神中選擇，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屈原的藝術精神：壹種為了公***的社會事業而奮鬥的欲求，並且甘願為此奉獻出自己的壹切。
對於屈原的評價，有完美論者，貶低論者以及異化論者，總之是五花八門，都有所欠缺，正確的應該是折中論者，中庸不偏激，然而卻也的確是最完善的理解和解讀了。